胡适传记作品的语言世界

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胡适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其学术成就涉及哲学、历史、文学、教育等众多方面。他作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开山大师”①，为整个中国文化的转变，树立了新规范。唐德刚先生认为，“胡适之先生在中国文化史上最卓越的贡献应该还是在文学方面”，因为“他是近百年来提倡‘文学改良'和推行‘白话文学'的第一人。”②胡适一生最热心倡导的是传记。他认为“模范人物的传记”，“可以做少年人的良好教育材料”，可以给少年人“介绍一点做人的风范”。③因此，他常常劝别人写自传，自己也身体力行，一生写了约120万字的传记作品…     

梁启超与中国伦理思想的现代转型--读吕滨《新民伦理与新国家:梁启超伦理思想研究》

新时期以来,对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上那些复杂的历史人物的重新研究与评价,已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兴趣,也产生了不少扎实的成果。像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王国维、胡适、陈独秀、鲁迅、周作人、陈寅恪等在近现代思想文化的舞台上扮演过重要角色的人物,都陆续被放到历史的聚光灯下,进行了多角度、全方位的透视。在有关梁启超的研究中,光是国内出版的梁氏传记,我就看到过不下 7种。然而,遗憾的是,与胡适、鲁迅、周作人研究领域的突破性进展相比,近年来有关梁启超的研究大都陈袭旧说,机械重复,乏善可陈。总的说来,我觉得这些研究没有超…     

中国传记“不发达”吗?——对一种主流学术话语的质疑

胡适等前辈学者认为中国传记"不发达",一方面是以小说的标准批评其形象性不足,另一方面是从史学的角度批评其忌讳多。这一批评有其合理性,但没有考虑到传记的功能性。中国古代各体传记,包括书信、日记、游记等自传类作品,数量巨大,远非其他民族可比,其中包含大量社会历史的和心理的信息。在传记研究中,应当进行观念的更新,扩大研究的范围,树立自觉的文类意识,并借鉴现代人文、社会科学中新的理论和方法,重新确定和开发中国传记的价值。     

论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创作

在我国，最早使用“传记文学”概念的，是现代著名学者胡适。1914年9月，胡适在日记中，就传记文学的体例、特点诸问题，作了简要的论述。这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意味着传记对史传或一般纪传文字的疏离，而进入到文学的殿堂。从此，现代传记创作开始纳入到文学的范畴里来。在西方国家，社会名流撰写自传或回忆录被看作是理所当然的，因而自传早已成为文学领域内一个极为发达的门类。但在中国，除一些以述志抒怀为主的短篇古代自传，却一直少人问津。然而，“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个性大解放，自传便成了知识分子表现自我…     

陈独秀与胡适科学观之比较——兼论"五四"的"唯科学主义"问题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和胡适大力提倡科学,坚持科学的理性精神,肯定科学的价值、作用和地位,对封建旧文化进行彻底的批判.他们侧重进化论的介绍,吸收进化论思想,以此观照五四时期的社会问题和文学问题,以服务新文化运动的革命目标.但是,由于两者的文化身份不同,在对科学的理解、认识和应用上也存在着差异.立足于陈独秀、胡适五四时期的科学观,一些国外学者认为五四时期存在"唯科学主义"思潮,这种观点实际上有忽视具体历史语境,机械类比的缺失.     

纪实传真 重史轻文——论胡适的传记文学观

胡适是现代首先提出“传纪文学”概念、积极从事相关研究的现代传记文学理论的奠基者;也是最早从事现代传记文学写作,躬身践行其理论主张,自成一家的创作者;更是终生不懈、卓有成效的现代传记文学倡导者,在现代传记文学开创、发展上,有着独到的贡献。胡适以西方传记文学为参照,批评中国传统传记;以史鉴和教化的经世致用目的,倡导以“纪实传真”为核心的现代传记文学。作为开创者,胡适的传记文学主张与实践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偏颇疏漏,如源于史传传统、功利目的、学术思想的重史轻文的偏向;对中国传统传记文学评价上的武断片面。因此时下不少论者认为胡适的传记文学主张片面肤浅,许多已为后人超越。然而在胡适所处的时代,这一切都富有创造和挑战性。对一个开风气的人,不能苛求。何况胡适对中外传记文学有较深入的了解和比较研究,创作上有自己独到的风格特色。时至今日,他的理论主张与传记作品不仅有史料价值,而且依然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历史地陈述和解释胡适的现代传记文学主张与实践,是当下传记文学研究与创作必不可少的一步。     

纪实传真,重史轻文——论胡适的传记文学观

胡适是现代首先提出“传纪文学”概念、积极从事相关研究的现代传记文学理论的奠基者;也是最早从事现代传记文学写作,躬身践行其理论主张,自成一家的创作者;更是终生不懈、卓有成效的现代传记文学倡导者,在现代传记文学开创、发展上,有着独到的贡献。胡适以西方传记文学为参照,批评中国传统传记;以史鉴和教化的经世致用目的,倡导以“纪实传真”为核心的现代传记文学。作为开创者,胡适的传记文学主张与实践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偏颇疏漏,如源于史传传统、功利目的、学术思想的重史轻文的偏向;对中国传统传记文学评价上的武断片面。因此时下不少论者认为胡适的传记文学主张片面肤浅,许多已为后人超越。然而在胡适所处的时代,这一切都富有创造和挑战性。对一个开风气的人,不能苛求。何况胡适对中外传记文学有较深入的了解和比较研究,创作上有自己独到的风格特色。时至今日,他的理论主张与传记作品不仅有史料价值,而且依然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历史地陈述和解释胡适的现代传记文学主张与实践,是当下传记文学研究与创作必不可少的一步。     

梁启超与清华国学院之关系述论

关于晚年的梁启超为什么会放弃政治活动,同意就聘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一职,学术界歧义纷陈。对这一问题的解读,不仅是晚年梁启超研究中一个重要课题,也是清华国学院研究中绕不开的命题之一。本文的研究,从史料的实证出发,力图建立一个长时段的视野,从梁启超与清华学校之间由来以久的历史关系与1920年梁启超欧游归后思想上和心态上所发生的重大变化这两个维度,梳理和阐释梁启超走向清华园的心路历程,并从中观察中国现代早期人文学术教育生态的复杂性。     

论近现代思想学术史上的胡适

胡适发动文学革命时,只有二十六岁,无论是他的资历还是学识,都无法与当时仍然健在且壮心不已的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人相比.但是,胡适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却“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天”,名声大噪,雄居文坛,其思想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严、康、梁、章诸人之上,成为近现代思想学术界新的     

论历史时间：中西史学比较视角

历史时间观反映了人类对既往历史、当下境遇与未来命运的态度。西方学术界努力超越线性历史时间观念,以话语分析方法探索多元历史时间观的可能性。这既涉及对现代化、全球化历程时间表现的思考,也是在探索一种能够解释当代世界变局的历史时间体制。人类世成为这一探索的当代语境。结合不同时代背景与史学语境,可以历时性地区分出六种历史时间类型：原型时间、循环时间、线性时间、近代史学时间、全球史学时间、人类世史学时间。基于当代学术界关注的议题,有必要从中西史学比较的视角出发,历时性地整合、共时性地比较中西有关历史时间问题的认知与思考,阐释其中的共性与差异,辨明其史学价值与历史意义。     

胡锦涛论发展马克思主义

胡锦涛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和发展,针对这一问题多次作出重要论述。正确理解和把握胡锦涛关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论述,对于我们在深化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征程中继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有着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百年中国自传文学创作:一个文献综述

百年自传文学创作具有三个鲜明的特征,即创作时间的阶段性、创作主题的集中性和创作风格的多样性。20世纪初到1949年前,是现代自传文学勃兴时期;1949年到1978年,是新中国成立后自传文学创作停滞时期;1979年至今,是当代自传文学创作喧闹时期。百年自传文学创作取得了较大的成果,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今后,我们应在自传的理论批评、出版发行与翻译交流等方面寻求突破,以使自传文学真正走向繁荣。     

梁鼎芬丰湖书藏纪事

丰湖书藏践行是梁鼎芬藏书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光绪年间,惠州地处东鄙,学风未开。为了改变现状,梁鼎芬力主建立书藏。出于有效配合书院教学内容的目的,丰湖书藏藏书特点有二：第一,藏守量大;第二,藏书种类单一。丰湖书藏的出现为广东惠州地方文化事业发展做出了贡献。     

梁启超、胡适的初晤与"研究系"的思想转向

<梁启超年谱长编>和<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两种重要年谱都认为梁启超和胡适的初次见面是在1918年11月23日,这一说法被许多论著沿用.其实,此说有误.1918年底梁启超因参与北京政府出席巴黎和会的讨论,同时筹备私人赴欧考察事宜,致使未能与胡适在11月23日如期会面,直到梁启超从欧洲回来以后,1920年3月21日两人才在林长民的家中第一次正式见面.这两位知识界领袖的初晤颇具象征意义,透露了后五@四时期社会思潮及新知识分子群体演变的某些迹象.     

胡适与20世纪20年代的国学普及

20世纪20年代,胡适对于国学的普及不遗余力。主要表现在他先后两次关于中学古文教学的公开演讲及为清华学生开列的最低国学书目中。胡适注重国学知识的普及,认为没有相应的国学知识,青年们对外则不能代表中国,对内则将没有意义。国学一定可以拥有更加光明的未来。     

求实创新 博大精深——杨向奎先生治学的开拓进取精神

作为史学界蜚声中外的著名学者 ,杨向奎先生继承和发扬了前辈学者的优良传统 ,并运用新方法 ,发掘新史料 ,开拓新领域 ,由史学而经学、小学 ,由实学而哲学 ,由哲学而理论物理 ,均有卓越贡献。仅就史学成就而言 ,他的治学具有如下特色 :一、由信奉“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到接触马克思主义 ,并以之为指导而形成科学方法论 ;二、尊重前贤而又不迷信权威 ,为《左传》、《周礼》洗冤以使之免于湮没 ,并主持发掘整理了孔府档案资料 ,丰富和开拓了史料建设 ;三、熟练地运用以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来互相印证的“两重证据法” ,取得高水平的成果 ,并根据亲历凉山彝族考察进而掌握了以文化人类学资料印证古代史的“三重证据法”。求实创新的不懈探索 ,博大精深的学术成果 ,使杨向奎先生巍巍然成为一代史学大家。     

胡适、茅盾的“徐志摩论”比较

20世纪30年代,胡适与茅盾分别发表了关于徐志摩评论的文章。前者从传记的角度切入,后者从社会历史的层面介入,所得结论判然有别;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把这种不同声音当作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文学阵营之间的阶级斗争。七十年后的今天,重理这段历史,便会发现他们仅仅是用不同的传记批评与社会历史批评的方法对徐志摩一生经历,即从积极乐观转入低调悲观这一事实的诠释。传记批评与社会历史批评同属于文学的"外部研究"。因此,胡适、茅盾的"徐志摩论"又显示了"外部研究"的丰富内涵,以及文学文本内蕴的巨大历史张力。对于文学史而言,两种批评方法不仅不会排斥,相反却有着互补的关系。     

梁启超笔下的谭嗣同——关于《仁学》的刊行与梁撰《谭嗣同传》

谭嗣同被捕就义之前,曾向梁启超表示彼此要像日本明治维新志士月照与西乡那样,分别承担死者与生者的责任。亡命日本以后,梁启超很快将谭嗣同遗稿《仁学》发表在《清议极》上,履行自己作为生者的责任。然而《仁学》的发表颇经周折,多次中断,且有删改,刊载历时3年。与此同时,梁启超写过3篇《谭嗣同传》,其中的内容各有不同。这些不正常的情况,耐人寻味,反映了清末社会历史大变动时期梁启超思想演变的明确轨迹,以及梁启超思想的复杂性和"多变"中的诚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