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国家利益”需要理清的几个关系

以“民族国家”出现于近代西方为据而认定“国家利益”形成于近代西方的观点,混淆了 “国家”与“民族国家”、“国家利益”与“民族国家利益”的关系。如同民族国家本身只是国家的一种具 体形式,“民族国家”是“国家”的种概念一样,民族国家利益也只是国家利益的一种具体形式,“民族国 家利益”是“国家利益”的种概念,而不是国家利益的全部外延。准确把握“国家利益”概念还需要理清 国家利益意识与国家利益本身、国家利益与国人利益、国家利益与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国家利益与公共 利益、现实的国家利益与理想的国家利益、实际的国家利益与声称的国家利益等等之间的关系。弄清这些 关系,对于准确把握“国家利益”概念,深入研究国家安全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华侨最高学府——暨南大学

暨南大学是中国第一所由国家创办的华侨学府,是国家“211工程”重点综合性大学,直属国务院侨务办公室领导。“暨南”二字出自《尚书·禹贡》篇：“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     

罗尔斯、诺乔文的国家观之比较

罗尔斯基于其正义原则,选择了社会契约的路径,人们应建立的国家可以说是一种“再分配国家”。诺齐克高扬起“自由”、“权利”的大旗,采取了非契约性的路径,认为人们应建立“最弱意义的国家”。虽然二人的学说矛盾十分尖锐,但实质上是产生于一个共同母体之上的,只不过是不同社会现实的政治表达而已。     

也谈公共财政与国家财政

:国家的存在需要财政 ,这是国家的共性。一切财政都是为满足国家行使其职能的需要 ,这是财政的共性。各国对“财政”的不同叫法 ,不是财政的本质区别。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财政只服从于国家职能的需要 ,西方“公共财政”的职能统一于政府职能的需要和弥补市场失灵的需要之中 ,这正是“公共财政”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借鉴的方法不是改名 ,而是转变国家职能 ,完善财政分配体系 ,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新型的现代国家财政     

"道德边际约束"与国家限度--诺齐克的权利理论研究

诺齐克的“权利”是指自然状态 (TheStateofNa ture)中的个人权利 (IndividualRights) ,它以利益最大化或损害最小化为目标 ,在市场交换中形成“道德边际约束”(MoralSideConstraints)这只“看不见的手”(InvisibleHand)。诺齐克认为 ,国家的产生基于这一“约束” ,国家的存续同样离不开这一“约束” ,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其“最小国家”(MinimalState)本于个人权利、立于个人权利、成于个人权利而达于个人权利。这样的国家从性质上讲 ,是“非模式化”的 ;从功能上讲 ,是真正的“最小化”。惟其如此 ,国家才是正义的。与功利主义所禀持的…     

“知行说”“学知行说”考辨

《尚书》的“知行说”产生于青铜文明的商代,孔子的“学知行说”产生于钢铁文明的春秋时代,二者都是官员培养和国家治理的理论,都强调君子躬亲实践国家治理之学的极端重要性。前者虽然包含了理论学习的含义,但并不重视理论学习;后者则特别强调学习国家治理理论对培养官员、治理国家的重要意义,是春秋至今最重要的国家治理哲学。战国至今长期轻忽“学知行说”,而将“知行说”抽象化为教育哲学,这对国家治理、教育科研的理论和实践都是有害的。     

多民族国家族际政治整合研究

当今世界一个普遍的国家形态是多个民族共同栖居于同一国家共同体之中,使得多民族国家具有了“民族多元”与“政治一体”的本质属性,也产生了“民族多元”与“政治一体”的内在张力.为了消解此种张力,实现国家稳固、族际融洽和各民族成员福祉的增长,多民族国家必须秉承“求同存异”的价值取向,采取“势差化”的整合路径,因地制宜、与时俱进地寻求族际政治整合方式与方法的创新.     

防止跨国公司整合中国战略产业

2005年全国科技大会以“自主创新”代替“开放创新”,是国家确立正确产业发展战略的关键一步,但国家与企业谁为创新主体,认识还不一致。我们的经济学非主流派在2000年提出“战略产业”概念,是为了在理论上超越传统的“公与私”,“军与民”,“民族与外资”,“市场与国家”之争,为发展独立而强大的国家新产业提供新的概念和理论。战略产业以国家为主导,主导权是在国家手里的。21世纪国际竞争的主体,是大国超级产业竞争,跨国公司拥有品牌与核心技术,主导行业标准,就能控制整个产业,这是比股权控制更加直接有效,更加隐蔽的“非股权控制”。静态的比较利益论、依靠外资技术输出论、以市场换技术论等一系列观点有害于中国战略产业的发展。最新的“学习效应理论”,论证了动态比较利益和适度保护的意义。     

全球化时代的政府角色与服务型政府建设

世界典型国家政府角色的演进,与其说是观念和价值规范的产物,不如说是政治、经济、文化与环境综合作用的结果。全球化时代,“发展是一种社会转型的过程”的观点正得到认同,“更好的治理,更好的服务”已成为各国政府改革所追求的共同目标。本文基于公共服务内涵的三重性,将中国定位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型国家”。当前,“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以及政府发展的双重历史任务要求树立“以公共服务为导向,以规制治理为手段”的理念,建设综合了民族和时代特色的“规制—服务型”政府,提升国家能力和政府能力,完成从“发展型国家”向“服务型国家”的嬗变。     

国家范畴在西方政治学中的复归及其原因考察

自70年代始,尤其是80年代以来,以美国为主导力量的西方政治学中,国家范畴获得了很大程度上的复归.这一复归的发端潜在于后期行为主义政治学实行的“新的革命”,得力于法国“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家普兰查斯关于国家相对独立性的研究,而突出显现于“国家—社会关系”理论针对多元主义理论发起的争论,以及关于权力精英统治”的研究.这一复归同时也折射着西方社会对20世纪巨型国家的批判,以及关于“究竟谁在统治美国”的问题求解.国内学界已开始注意到这一动向,并引起关于政治学、政治哲学,尤其是关于国家学说的新的思考.     

对高校培养创新人才的思考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 ,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 ,难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创新人才的质量和数量决定着一个国家和地区生产力发展的状况 ,对于推动国家经济发展和民族振兴具有重要作用。为此 ,高等教育要采取有效措施 ,积极行动起来 ,为时代培养优秀的创新人才     

什么是现代国家?

什么是现代国家?这是现代化问题的研究者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者都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西方主流的现代国家概念主要包含“民族国家”和“宪政民主”这两个要素,但是,“民族国家”概念即使在西方也存在理解上的混乱,在实际运用中面临无法适用于多民族国家的困境。宪政民主虽促进了西方的现代化,但在理论上存在诸多偏颇和误区,在实践中则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和灾难。现代国家的适当定义应该是,与传统国家相比,国家的公共性更强,公民拥有政治参与权,国家机构的制度化和政治权威的合理化程度更高,并有较强能力促进稳定和发展的国家。     

美国反补贴法的新趋势——以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逐步适用性为视角

美国反补贴法不适用于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惯例确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十年后,该先例被反补贴法适用于非市场经济国家“市场导向型”产业的新标准突破。在中国铜版纸案中,美国商务部首次将反补贴法适用于非市场经济国家。利益博弈和政治斗争的需要让美国继续否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闲置“市场导向型”产业标准,并利用反补贴这一新利器平衡中美贸易。     

论“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近年来，一些国家主张“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但是，这些国家并未明确“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所指“规则”系指“国际法”并据此阐述其关于国际秩序的规则观。事实上，这些国家实施的一系列法律实践表明，其很大程度上追求的是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区域国际法凌驾于普遍国际法以及将国际法泛政治化的规则观。这种规则观损害了国际法在国际秩序中的作用，违背了完善全球治理和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时代要求。为纠正这些国家经由主张“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追求的规则观，中国主张“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体现的规则观是，确认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和核心的国际法是调整国际关系的权威规则体系，同时不排除不违反国际法的其他规则在国际秩序中的作用。     

中国道路的“两大叙事”:现代化话语与民族复兴话语比较论

现代化话语与民族复兴话语是贯穿近现代历史尤其是中共奋斗历程的两大历时性叙事。革命时期倡导的现代化主要指“工业化”,即实现从农业国到工业国过渡;建设时期提法从“工业化”过渡到“四个现代化”;改革时期提法从“四个现代化”过渡到“社会主义现代化”或“小康社会”;新时代提法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过渡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民族复兴叙事经历了从革命时期的“中华民族独立解放”、建设时期的“中华民族团结统一”、改革时期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到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演变,建构了以独立、富强、振兴、圆梦为核心的复兴话语。“两大叙事”相辅相成：生成同源,激发于鸦片战争后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创巨痛深,受命于旧民主主义革命屡遭挫折的危难之时,打开机会窗口于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与新的社会力量成长;目标同向,体现制度优越性——定位于建设社会主义强国,体现发展全面性——定位于国家的全面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体现定位高阶性——定位于赶超西方发达国家;道路同程,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三个阶段。“两大叙事”又相对分立,现代化话语侧重现代性...     

龙云是“抗战阵营内部的一颗未爆炸弹”吗?——与杨天石先生再商榷

杨天石先生说,龙云是“抗战阵营内部的一颗未爆炸弹”,是西南“反蒋降日”的领头羊,这是站不住脚的。龙云作为地方实力派,是抗战时期的中间势力。地方实力派在民族危机、国家危亡的关键时刻,大多能顾全大局,以民族、国家为重,投入战斗,并非没有“是非、正义、民族、国家”观念的。龙云坚持抗战,是其一生的第一大功绩,他有着“光荣的爱国者的一生”的声誉。1940年龙云希望从江西撤军,不是为了“拥护汪伪政府”“通电主和”,而是实施滇南抗战,拒敌于国门之外,是为了更好地进行抗日战争。龙云所写《抗日战争前后的回忆》一文,并未“说谎”,总体上是可信的。例如,汪精卫说,龙云“完全同意”其“和谈”计划。而最新发现的档案材料记载,龙云曾“婉言相劝”,以至“言之泪下”。龙云不愧为坚持抗战、功勋卓著的爱国民主人士。     

“一国两制”的国家理性——评梁美芬《香港基本法：从理论到实践》

香港是中西文明冲突的独特产物,香港基本法是“一国两制”与中国国际化的独特宪制安排。“一国两制”内含丰富的国家理性,其宪制目标不限于香港本身的繁荣稳定和高度自治,亦包含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的高位诉求。香港回归20年来,“一国两制”的内在冲突,显示的正是两种制度的文化冲突与价值博弈,但在国家发展与法治进步条件下也展现出国家整合的明确取向与路径。依法治港日益成为“一国两制”实践的最大共识。梁美芬博士的《香港基本法》一书即诞生于这一错综复杂的历史时段,以具有内地经历的香港法律人视角展现作为混合法的香港基本法之历史、现状和演变趋势,呈现香港基本法实施的主要宪制争议和制度细节,努力解释和沟通普通法与大陆法传统之间的法理差异和冲突。“一国两制”首先是国家制度实验,在香港面临某种结构性转型的发展难题,需要国家责任更加明确的确认与承担以及香港社会的共识凝聚与合力。     

关于周代宗法制度的两个问题

本文从中国早期国家形成过程的新视角来阐明周代宗法制度的两个问题 :(1)中国早期国家不是纯粹的地域性结构 ,而具有家长制家族组织的某些特征。这是周代宗法制度存在的基础。但周代宗法制度的基本精神是“自卑别于尊” ,“自尊别于卑” ,强调的是君主与同姓家族其他成员的政治尊卑 ,而不是血缘关系 ,血缘关系是第二位的。 (2 )国家是地域性组织 ,君统是国家政权的承传系统 ,由它决定的君臣关系是政治关系 ;家族是血亲组织 ,宗统是家族组织的承传系统 ,由它决定的宗法关系是血缘关系。周代界定君统与宗统关系的原则 ,是“门内之治恩义 ,门外之治义断恩” ,即宗统不能上达于天子、诸侯 ,君统也不能下达于卿大夫、士     

“近北极国家”的概念界定及其范围划分

伴随北极问题的全球化发展趋势,越来越多的北极域外国家意识到北极问题的重要性,开始关注北极事务,逐渐争取北极治理的参与权。但因缺乏像“北极国家”这样明确的身份,北极域外国家参与北极事务进程中阻碍重重。明确“近北极国家”而非北极国家身份有助于为域外国家参与北极事务提供更多机会。因此,本文在对“近北极国家”概念进行明确界定的基础上,从地理位置、地缘关系两大方面,基于空间距离、政治关系、航线关系、资源关系、科考关系等指标,对现阶段“近北极国家”范围进行了划分,共包括分布于亚欧地区的30个国家,未来“近北极国家”范围将不断扩展,“近北极国家”间关系也将日渐紧密,亚洲国家在“近北极国家”圈内的重要性将不断凸显。     

中俄社会经济体制改革政策的共性与差异分析

中俄作为从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大国,两国都面临着调整中央与地方利益关系和国内区域发展差距问题,制定国家层面的宏观调控政策是中央政府的重要任务。中国诸多长期战略政策,如“西部大开发战略”、“东北振兴战略”和“中部崛起战略”等更多关注的是经济目标,而俄联邦改革政策的首要任务是维护国家完整性这一政治目标。中国经济的管理模式倾向于发挥地方积极性的分权模式,而俄罗斯在经济发展模式上倾向于中央权威下的集权管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