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体有用：赵翼辽史学研究

清人赵翼关于《辽史》纂修的研究涉及其史源、纂修过程、纂修官、体例、内容的优缺点和史法。对于《辽史》的不足,赵翼能够较为客观地进行探讨,主张直笔和简洁的纂修思想。其对辽史的研究更多地关注文治,尤为注重治乱兴衰。受统治者“大一统”思想影响,赵翼提出天下以“中国”为中心的统治秩序格局,树立起较为客观的民族观和疆域观。     

“阻卜”的语源语义考

在元人编修的<辽史>、<金史>中,有大量的关于"阻卜"或"阻(革业美)"的记载,而自唐朝开始直至明清时期出现在史料中的"鞑靼"这一名称,却并未出现在<辽史>、<金史>中.近代以来,学者们对"阻卜"问题做了大量考证工作,认为阻卜既是鞑靼的别称.在前人研究基础上,采用历史语言学与北方民族文化习俗相结合的方法,初步探讨"阻卜"的语源、语义问题很有意义."阻卜"为契丹、蒙古语中的方位词jüü或jegün(东),其语义为"左",按照突厥蒙古语系部族的方位习惯来看,jübü或jegün指中原传统的方向"北".辽金史中出现的"阻卜"一词是处在北方的各部族的泛称.     

对《辽史》中关于王爵封授情况记载的辨析七则

爵位封授在封建王朝官制中占有重要地位,由于《辽史·百官志》中对爵位的封授、设置情况未有记载.为从史料中窥见端倪,笔者对辽代爵位封授情况进行了初步整理,在对有关封王情况的整理过程中,发现《辽史》中部分相关记载似有疏漏之处.现提出几点拙见.     

辽代部族军兵役制度初探

部族军是辽代立国、守国之根本,其兵役制度在部落兵制的基础之上不断完善。辽代部族军具有双重属籍,既属军籍,又属民籍。部族军实行"补役之法",通常自富户当中征发,以"户"的形式镇戍地方,服役无固定期限。部族在役军队所需的粮、马前期需自备;后期逐渐由地方军事机构或政府供给,并无军饷。部族部分人户开始拥有兵役特免权,使得部族之间的等级划分愈加明显,体现出辽代社会秩序的变化趋势。而部族军整体兵役制度的发展演变,实际上暗藏的是统治者离散部落,削弱贵族权力,加强中央集权的大局筹谋。     

契丹王朝何时何故改称大辽

近年某些有关辽史的专著和辞书,如《辽史稿》、《辽史简编》、《契丹政治史稿》、《中国通史》第六册以及《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中国历史大辞典》辽夏金元卷等无不把契丹改称大辽的时间定在大同元年(947).然而这种众口一词的观点并非没有值得商榷之处.至于改称大辽的原因,更无人涉及.现就这两个问题,略陈管见如下,以就正于方家.     

略评《辽史》对妇女的记载

《辽史》成书较晚,撰于元朝末年。元顺帝至正三年(公元1343年)中书右丞相脱脱受命任纂修辽金宋三史都总裁,欧阳玄等人任总裁官。由廉惠山海牙、王沂、徐昺、陈绎曾分撰《辽史》。但这并非首次撰写辽史。在此之前,金朝曾两次纂修《辽史》,但成书而未曾刊行。辽朝也曾设立史官,撰写起居注、日历、实录等,以耶律俨纂修的《皇朝实录》为最,达七十卷。至元纂修《辽史》时,耶律俨的《实录》与金朝陈大任的《辽史》尚存,遂成为重要依据。由于当时元政权将覆,财政又十分困难。没有大力搜集史料,仅用十一个月的时间便修成这部《辽史》,以致《辽史》“内容阙略”,“漏洞百出”,因而历来史家均认为《辽史》成就甚微。然而综观《辽史》除“立表最善”外,对于后妃、烈女的载述成就也很大。其成就虽逊于《史记》,却居于其他正史之上。     

《 论语》 的成书及其“ 史传” 因素

《论语》一书与"史传"文学的关系颇为密切.其成书过程兼具集体移时撰作、书面材料与口传材料相结合等特点,与早期"史传"作品的生成过程相似.《论语》在西汉时期曾被看作"传",这与书中所含的通论、杂说和故事性内容有关.其名称中的"语",是一种以记言为主,亦兼记事的著作体裁,与"史传"文体要素有不少相通之处.《论语》的"史传"文体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一个人物为中心、言事相兼的叙述体制、对人物"德行"的彰显等方面.《论语》的史传文学价值主要在于较为完整、全面和准确地记述了孔子的学思历程、思想性格和精神气象.     

从我国的治史传统看清史纂修

纂修大型清史是一项意义深远、任务艰巨的文化工程 ,做好这项工程需要全国各界通力合作 ,在学术、人员、组织、资金等方面做好规划组织工作。在此过程中 ,借鉴古今中外相关的治史经验 ,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完成这项工作。下面试结合我国的治史传统 ,谈谈与纂修大型清史相关的几个问题。一、易代修史与清史纂修易代修史是我国治史的传统。历史上每一个新王朝建立后 ,往往都会设立史馆 ,纂修前史 ,希望从中总结经验教训 ,以为后代提供借鉴。我们今天重修清史 ,也是对这一传统的继承。从修史的角度来看 ,易代修史有许多好处 ,它为公正客观地修史提…     

《水浒》是由“元人施耐庵”“纂修”的吗?——与王利器先生商榷

《文学评论》今年第三期发表了王利器先生的《<水浒全传>是怎样纂修的》一文(以下简称《纂修》)拜读之后,深受教益。王先生新发表的这篇《纂修》提出了《水浒》的三个来源论,认为这部长篇小说是据三个祖本综合编纂而成,除了源于梁山泊、太行山两个系统的本子而外,还有最后出现的施耐庵的“的本”,而施即元的书会才人施惠。因此他的结论是《水浒》百回本当成书于元时,云云。我认为《纂修》一文的发表,有助于学术界对《水浒》成书时代及其作者为谁,是一人还是几人,以及有无施耐庵其人诸问题的讨论。但是由于这些问题十分复杂,向来见仁见智,言人人殊。人们读《纂修》以后有所质疑,自在情理之中。我前些时发表的《<水渤>祖本探考》一文(《江汉论坛》1982年1月号。以下引此文时简称《探考》)的主要论点与所采取的方法,亦颇有与王先生相左之处。王先生在文中且明谓“时贤又有《水浒》成书于嘉靖年间者,此说亦非”之语,亦似针对拙文而发。因此不揣浅陋撰成此文,敬以质之王先生,并对《水浒》成书不早于嘉靖十一,二年之说申述如下:     

“二十四史”中记载的非洲

在我国丰富的古籍中,保存着不少有关非洲国家的史料。这些史料,对于研究非洲古代史和中,非交通史,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笔者在《我国古籍中关于非洲的记载》一文中,曾对“正史”(“二十四史”)以外的我国古籍记载的非洲史料,作过一个概略的评述;“正史”中的记载,则未涉及。在“二十四史”中,虽然并非每一部都有关于非洲的记载,但有关非洲的材料也保存得不少。因此,这里打算再将“二十四史”中有关非洲国家的记载,加以介绍,作为前文的补充。     

清史编纂体裁体例之我见

纂修清史 ,应在《清史稿》原有基础上 ,改善体例、核实史实、摈弃正统史观、扩大历史内容 ,编成一部以纪、志、表、传为主要体裁 ,“总体上胜过并在许多方面大大超过《清史稿》 ,能够象征性地与二十四史相衔接”的《清史》。它应是二十四史之续编 ,而非撇开原有基础 ,放弃传统史体 ,另立新章之史书。其文体 ,宜用简易文言。字数宜控制在二千万字上下。     

《辽史·萧陶隗传》辨误

在历代正史中,《辽史》以其简略疏漏,向为史家赀议。前人已做过不少考订、校补工作,但仍有未发掘可增补者。今读《辽史·萧陶隗传》,发现其职官仕历所牵涉年代及人名舛误颇多,给后世读者带来了混乱。本文对《辽史·萧陶隗传》略加考证,指出《辽史·萧陶隗传》记载的萧陶隗迁契丹行宫都部署的年代"大康"当为"大安"之误,《辽史·萧陶隗传》涉及人物"萧斡特剌"当为"耶律斡特剌"之讹,"萧阿忽带"为"萧阿鲁带"之误,以期有助于治史者。     

补充、揭示、互证:钱锺书的“文史不分”观

钱锺书先生认为"文史不分"的内涵在于:"文"对"史"的补充(即以文学的开放性想象来弥补有限史料的空缺之处)、"文"对"史"的揭示(即以文学作品中虚拟的真实来揭示史书的隐晦之处)、"史"对"文"的校正(即以严谨的史学来对过于文学化的历史想象作一定的纠正),而非传统意义上的"文"、"史"互释或者单纯"文"对"史"的润笔的作用。这样"文"的作用就得以空前彰显和提高,同时在这种背景下,"史"的精髓与内涵也得以充分挖掘,两者内涵皆获得了一种真实且充实的效果。     

清史纂修与纪传体的改造

纂修清史应采用什么样的体例 ?学术界大多数学者都倾向于纪传体。瞿林东先生指出 :“清史作为二十四史的续编 ,除了纪传体 ,别无选择。”并叙列了纪传体清史应包括纪、传、志、表、图、载记六部分。瞿先生的意见得到了许多学者的首肯。采用纪传体纂修清史 ,正逐渐成为众多史家的共识。然而 ,如何运用纪传体编纂清史呢 ?是照搬“二十四史” ,还是“旧瓶装新酒” ,或者是“穿新鞋走老路” ?这在学界仍未形成一致的意见。其实 ,就我个人管见 ,照搬正史恐怕难行得通 ,应立足于当今时代的要求和社会主义现实的需要 ,对纪传体进行改造 ,赋予纪传体…     

辽朝“五京”互动机制研究

辽朝设有"五京","五京"在辽朝国家行政管理体制中占有重要地位,在辽代社会治理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作用。本文通过对辽朝"五京"问题研究的学术史梳理,检索辽史和碑刻资料所记辽代"五京"留守官员,并在对此进行统计分析基础上,就辽朝"五京"互动机制实现途径与效应问题进行了探讨。     

开卷有益

《二十四史》是一部史学巨著,通读它需要很长的时间。《二十四史名言名典》的编纂意在从文、史、哲的视角,从三个不同的侧面撷取《二十四史》的精华,名言是指《二十四史》中所载的至理名言,它是古人智慧的结晶,哲理的渊薮。名典是指《二十四史》中的成语典故,其中也包括一部分熟语在内,其中,有     

法律的“在场”与“不在场” ———对一起赡养纠纷调解事件的法社会学分析

通过对一起民间赡养纠纷解决事件中行动者意识的意向性分析,揭示了"行动者主体意识当中的法律"具有一种双重意义结构,其形式与本质不相称,甚至相互脱离,显现为一种"在场"对"不在场"的"呼唤".进而借助象征理论,将上述特征用"法律的象征意义"予以概括,以表明在现今中国人的主体意识中,法律是可以依据情境或表述的立场等的不同而随时变化的,在行动者的行动取向与法律的权利义务规范之间明显缺乏一种趋向性,而这或许正是现今中国立法与法律实施脱节的症结之处.     

《二十四史讲座》即将出版

由本校历史系穆德全先生撰写的《廿四史讲座》一书,即将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一本不同于一般的历史要籍介绍或史籍提要的中国史籍读物。全书分两编:前编叙述二十四史的蓝本、结构、源流、注疏、承继等问题;后编是对二十四史补、增、跋部分的评述。     

先秦两汉文论的“形而下”特征——中西文论比较丛谈之一

一尽管在二十四史里有“文苑传”、“文学传”,其中偶也涉及文学史上的一些问题,如传前、传后的“序”、“论”常常谈到某一时代有什么样的文学作品、什么样的文学风尚,但那并不是科学意义上的“文学史”。史传、文集、诗文评等著作中也往往涉及文艺批评史上的一些问题,但那也不能算“文学批评史”,对“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外     

石刻所见辽朝捺钵“随驾”官考探

“四时捺钵”是契丹辽朝的一种特殊制度。为保障契丹皇帝等人捺钵活动的正常进行,设置“随驾”禁卫安保、“随驾”物资供给以及“随驾”仪鸾典礼等诸类职官势在必行。此类职官《辽史·百官志》等文献缺载,仅见诸出土石刻文字资料。钩沉并利用石刻文字资料对部分捺钵“随驾”职官进行索引探微,既可弥补《辽史》记事之缺漏,亦能填补捺钵制度研究之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