灶户家族与明清盐场的运作——广东靖康盐场凤冈陈氏的个案研究

以往的制度史研究往往强调王朝国家在制度创建和运行过程中的重要性,强调自上而下的贯彻过程.以明清地域变迁为背景,通过对广东靖康盐场灶户家族凤冈陈氏的考察,自下而上地展示盐场灶户群体为争取家族利益最大化而与王朝国家进行博弈的动态场景.凤冈陈氏的个案研究立足于区域史脉络,重新审视制度变迁,表明盐场制度的建立和运作过程交织着制度改革与家族利益的互动,灶户家族影响盐场运作的根本目的在于努力维系盐场和国家间的一种平衡关系,并在其中寻求自身的利益庇护.     

族源、制度与家国：丽江《木氏宗谱》美藏整理本的人类学研究

丽江《木氏宗谱》美藏整理本是《域外汉籍珍本文库》的重要文献,其以美国国会图书馆珍藏的被誉为纳西学之父洛克搜集整理的《木氏宦谱》为蓝本而重新汇编的整理本,是迄今关于丽江木氏土司家族最为完备的史料,对研究近古时期丽江地区乃至整个滇西北具有十分重要的史学价值。从人类学的视野看,《木氏宗谱》美藏整理本是追溯丽江木氏家族渊源最为翔实的记忆文本,是承载丽江木氏的一部家族制度史,也是丽江木氏与元明清王朝国家关系变迁的历史书写。     

碑刻、族群、制度与地域：从墓志看元代北方基层社会结构之变迁

蒙古平金,征战20余年,北方遭受巨大摧残,基层社会结构发生剧变与重组。以《辽金元石刻丛编》为例,其中载录的金元墓志铭展示了北方地区普通家族在宋辽金元政权更迭之下的困境与抉择:一部分科举家族隐没衰败;另一部分传统诗书之家则改变策略,顺应蒙元仕进制度,家族利益得以维护;一部分金朝官宦家族积极配合蒙古,权力平稳过渡;同时,一批非科举晋身的新贵势力拔地而起,迅速成为地方力量掌控者。北方特殊的地理方位、政权之更迭、战争对经济的破坏、人才选拔制度的变迁等因素促成了这场基层社会大变革。墓志所呈现的家族地位变迁史,展现了蒙古本位下的民族大融合与族群互动、国家制度与基层社会的互相折射与影响。     

孕育于传统文化中的义门陈人文精神

历史上的"义门陈"是指晚唐五代至北宋中期生活在江州的陈姓家族,因其三百年聚族而居,家崇孝悌,门尚敦睦,受到四个王朝至少六位帝王的旌表。今天,"义门陈"已经成为了一个文化符号。义门陈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滋养下成长起来的,其中所形成的人文精神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投射。义门陈所承载的主要的人文精神,一是爱,对于国家、民族的爱,包括亲情、友爱;二是包容与大度;三是奉献精神,在义门陈,家庭利益永远高于个人利益,国家与民族的利益又永远高于家庭和个人的利益;四是诚实守信;五是勤奋学习,报效国家;六是淡泊宁静的人生态度。今天,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弘扬义门陈人文精神,对于激发正能量、促进社会健康发展意义重大。     

家族文化与我国家族企业制度变迁

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以礼俗为行为准则、以祭祖为传承方式的家族文化,在我国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家族文化是一种约束人们行为方式的非正式制度。它决定家族社会中人们之间的关系;家族企业只是实现家族利益的工具。家族文化体现着家族利益,因而影响我国家族企业的制度变迁。     

非均衡利益集团对政治过程的影响——以《G市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管理规定》的立法博弈为例

可以通过个案研究探讨转型时期利益集团的非均衡性及其对政治过程的影响.转型时期中国政治过程中的利益集团因为有着不同的生成路径和资源渠道,因而在公共政策博弈中呈现出显著的非均衡性.强势团体利用其体制内的资源主导了公共决策过程中的利益表达,而行业协会及公民等利益主体总体而言处于弱势地位.与此同时,作为国家对社会吸纳渠道的正式立法制度安排,也因为权力的集中和正式制度的非正式运作而出现普遍的“失灵”现象.强势集团对政治过程的宰制和国家正式制度的失灵两个方面互相加深和强化,导致现有利益格局的固化,阻碍了制度的合理变迁.     

专题视点:乡里制度与地方控制

制度史研究,主要根据律令规章、文书档案及史传碑铭等相关材料,考述制度之形成、内涵、某项或某类制度在制度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并探究其根源与意义;历史地理研究,主要关注诸种地理空间要素的历史演变过程,以及空间要素在历史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探究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将制度史研究与历史地理研究相结合,则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着眼于制度的实行过程、空间展开及其区域特性,考察某一项制度（如乡里制度）被推行到全国各地区的过程、在实行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区域差异,分析制度性规定如何“落实”到具体的地方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体系之中,从而形成“地方性的制度”,以揭示国家制度与地方社会之间的关系。中国历代王朝对于广大疆域范围内不同人群、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形态各异的不同区域的控制,包括政治控制与社会控制两个层面。所谓“政治控制”,乃是通过军事征服、暴力强制与威胁、行政管理等权力手段与方式,实现对于特定区域范围内诸种人群的人身控制,资源占有、分配和利用;“社会控制”,则是指在政治控制的基础上,以社会关系体系的建构为中心,通过对社会诸种力量的利用、组合,社会资源的分配,将特定区域的社会关系体系纳入到政治控制体系之中,使之成为政治控制体系的一部分或同构体,实现社会体系与政治体系的耦合。无论政治控制,抑或社会控制,均需要通过一系列的制度性安排,将不同地区的各种人群“固定”在王朝国家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体系中,使之成为体系的组成部分。所谓“乡里制度”,简言之,就是由“乡”“里”构成的乡村控制制度,是王朝国家立足于统治的需要而建立的、县级政权以下的、直接或间接地控制乡村民户与地域、以最大限度地获取人力与物力资源、建立并维护乡村社会秩序的控制制度。它是王朝国家为主导建立的、自上而下地控制乡村资源、社会与文化的制度,其目标在于控制乡村民众的人身与物质财富、建立并保持王朝国家在乡村的统治秩序。在这个意义上,乡里制度乃是王朝国家诸种统治制度的组成部分,是王朝国家控制地方的工具。而在王朝国家的诸种基本统治制度中,乡里制度（以及与之密切关联的田制和赋役制度）的地方差异性表现得最为突出。基于以上认识,我们组织了两篇文章。《汉代乡里制度的几个问题》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侧重于讨论乡廷、里治中的位置,乡司、游徼、亭长职司分划及其辖区的空间关系,以及乡、里与亭、丘的关系,试图将乡、里进一步落实到具体的地域空间上。《“旧官人、首望及为乡闾所服者”:唐初西州治理的社会基础》则试图讨论,唐朝主要依靠哪些人去治理其新征服的区域（如西州）,特别是依靠哪些人在西州实行唐王朝的乡里制度,以有效地控制西州地方社会。两篇文章考察的问题均相当具体细致,而其试图将制度史研究与历史地理研究相结合、将王朝国家的政治控制与社会控制相结合展开考察,这样的努力方向却是清楚的。     

农村五保供养变迁的制度嵌入性分析

运用新制度主义制度嵌入性的视角分析农村五保供养制度变迁的机理和过程后认为,制度环境是影响、促进五保供养制度运作与变迁的主导性变量。具体而言,中国农村基本的经济制度、政治与社会管理制度以及国家在农村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上的价值取向是五保供养制度所嵌入的最重要的制度环境,这一制度环境也是影响五保制度变迁的最关键变量。随着五保供养所嵌入的制度环境的不断变迁,五保供养制度也实现了从社区救助向国家救助的历史性转变。     

元代两淮盐业与水利管理

通过对元代的两淮盐业与水利治理关系的梳理,可知存在着两种利益关系：一个是盐业依托内河漕运的发展,官方长期实施用盐商缴纳航道维运经费的方式维持盐业航道的正常使用。另一个是生产和运销领域,水利设施维护成本由灶户负担。在官方支给成本不足和官僚腐败的双重因素下,灶户和官吏透漏私盐的问题比较严重,盐政部门为此不断加强水运过程中的管理,并排斥盐的海运。元代对运销制度的一些改革,都是试图在盐引法制度的基础上减少地方官对盐业利益的侵蚀,维护中央的利益。所以,元代盐业相关水利资源的利益博弈,实际是中央与地方政府财政权利的博弈。     

大学制度变迁过程的一般理论探讨--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

一部大学发展史 ,就是一部大学制度变迁史。新经济制度学中有关制度变迁过程的描述可以解释大学制度变迁过程中的有些现象。但是 ,此理论关于过程的描述过于简单 ,而真正要剖析中国大学制度变迁过程中的有关现象和探讨制度变迁过程中的某些规律 ,有必要对制度变迁理论作进一步挖掘。所谓大学制度变迁 ,就是各利益集团在相互博弈中 ,非正式大学制度经由国家以法律形式界定成为正式的大学制度的过程 ,这个过程实质是大学制度从僵滞阶段经由创新阶段而至均衡阶段的发展 ,是由制度僵滞、制度创新和制度均衡所构成的周期循环过程。     

蕃将世家:唐代浑氏家族现象研究

浑氏家族可谓蕃将世家,其九代人的史事考就是说明;浑氏家族汉化有五种表现,即血统关系上的汉化倾向;地望上的汉化变迁;族望上与汉人认同;姓名上的汉化,读书习儒,从心理上接受汉文化;浑氏家族现象的出现有三方面的社会基础:其一,作为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孕育出来的李唐王朝较少民族偏见和保守传统;其二,唐代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即对周边民族的“怀柔”、“羁縻”政策;其三,唐代武功强大,需要蕃兵蕃将的加入。     

市场转型与工人阶级意识变迁:一个制度逻辑的解释

通过对西北地区某大型国有企业个案的实地研究发现,市场体制下国企工人的阶级意识源于在劳动过程中权利与利益被削弱或剥夺的过程。随着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型,国企工人逐渐从"国有工人"变成了"契约工人",这不仅影响了国企工人的生活境遇,而且影响了国企工人阶级意识的变迁。即国企工人阶级的认同意识从单位认同转向了阶层认同,利益意识从政治利益转向了经济利益,合作意识从一致转向了分化,冲突意识从指向国家转向了指向企业管理者。国企工人阶级意识的变迁深深嵌入在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的制度逻辑中,而国有企业的劳动关系制度、工资制度与社会福利制度等核心制度变迁成为国企工人阶级意识变迁的前提。     

回应革命与改革:土地制度变迁动力分析

回顾合作化时期中国土地制度的三次变迁,可以发现对革命与改革的回应构成了土地制度变迁的核心动力。革命与改革分别应对当时社会发展的两大任务即国家政权建设和向工业化国家的转变,土地制度变迁则是为了更好地实现革命与改革的既定目标。而以往从经济层面展开的土地制度变迁则缺乏对制度变迁政治动力和社会核心命题的关注,因此以往研究强调的制度不经济和低效率并不足以成为推动制度变迁的充分条件。从革命的世纪到去政治化的世纪,土地制度变迁始终绕不开政治命题的影响,所以要强调重返政治分析的土地制度研究。     

谁来推动我国高校非行政化改革

从高校行政化的实质及其动力与循环过程来看,结合其在现实中的种种弊端,我国高校非行政化改革势在必行。高校非行政化改革需要高校外部与内部利益相关主体的共同参与。不同的改革主体以不同的制度变迁方式规定和实施着大学制度,并深刻地影响着大学治理结构的建立及运作效率。     

日常秩序中的汉唐政治与社会

[主持人语]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古代史研究呈现出一些明显的取向。这里着重指出两点:一是越来越关注日常秩序中的政治运作与社会变迁。政治制度史的研究超越以往官制史的窠臼,从关注官职与职掌转而关注制度的实际运作及运行机制的变迁,关注重大事件与制度规定背后帝国统治的常态运行。在这一点上,政治史或政治制度史的研究与社会史的研究在靠近。二是日渐突破朝代的断限,以政治、经济、社会和思想文化的形态为中心来构建观察的时段,通过专题的研究来揭示中国历     

公共理性视域中的制度变迁述论

制度变迁与社会行为主体的理性行为有着密切的关系。当国家制度环境相对稳定,各种制度安排具有合理性、合法性时,各种制度就能获得社会行为主体普遍的认同与服从。博弈各方的利益矛盾与冲突推动着制度变迁。在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社会行为主体在利益博弈的过程中,往往更关注自身个体理性价值的实现,而忽视了其他社会行为主体的理性需求。作为关注社会公共利益、公共精神、公共价值的公共理性,是协调与统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个体理性与国家理性、大众理性与精英理性的纽带与桥梁。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其理性与公共理性在理论上是统一的。由现代化导致的空前的制度变迁与现代国家制度环境的构建,要求社会主义中国在逐步走向公共理性的中国共产党的主导下,在公共权力主体与各种社会行为主体的有效"互动"中,逐步实现由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正向的制度变迁。     

清代长芦盐业史研究评述

长芦盐场是清代直隶省最大的盐场,受到了清代统治者极高的重视,是国家重要的赋税来源。长芦盐场毗邻京师,一定程度上关乎国家的安定与繁荣。清代长芦盐业史对于清史及华北区域史的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近年来,清代长芦盐业史已经取得突出的研究成果,但仍存在着一些问题。当前清史学界需要一篇文章对国内四十余年的清代长芦盐业史研究进行综合梳理,理清目前学术研究的脉络,进而找出当前研究的不足。     

家族企业制度变迁中的控制权作用机制研究——以浙江省为例

家族企业制度变迁的实质是为了实现企业现有制度安排无法创造的"潜在利润",企业控制权逐步向创业家族范围以外重新优化配置,是家族控制与企业控制博弈的过程。控制权的具体作用机制体现为:控制权对核心要素的价值共享、控制权内部辐射作用、控制权孵化能力,在这三个方面的共同作用下,家族企业制度变迁体现出不同于家族管理与现代管理的特点,"现代家族企业"也就成为企业选择的最佳管理模式。     

产权缔约中的利益冲突与平衡——杨寮水电站改扩建的案例

中国日益市场化的环境下,各个相关主体的利益冲突和平衡对企业制度变迁和产权重组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温州泰顺县司前镇杨寮水电站改建、改制的产权缔约过程表明,水电站的改建涉及多元化的利益主体。这些相关利益主体权益的合理配置,不仅需要各方利益的准确计算、充分表达和合理体现,更需要相当的政治技巧。民间资本进入电力生产这一传统垄断部门更是对传统垄断部门的利益形成了直接的挑战。产权缔约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因此,合理地处理和分配各方利益,尤其是处置好对制度变迁和产权重组有较大影响力的利益主体的利益问题,不仅有利于产权缔约和制度变迁的完成,也有利于缔约以后企业的正常运作,更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基础。     

兰陵萧氏宗教信仰转变与时代变迁互动关系初探

兰陵萧氏是中国中古时期显赫的士大夫家族,历经梁、陈、隋、唐400余年,且始终活跃在这个时期上层社会的舞台上。文章对兰陵萧氏家族信仰的形成及变迁做初步探讨,力图揭示以兰陵萧氏为代表的中古士大代夫家族信仰的变迁与中国中古社会政治思想文化变动之间的互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