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网络、公益传统与侨乡社会——以梅州松口德村为例

华人移居海外,在适应当地社会人文地理环境的同时,也和家乡保持着联系,进而建立起跨越国家疆界的社会关系网络.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跨国联系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海外华人对家乡的关注,尤其是以血缘、地缘为基础,逐渐拓展开来的乡村公益事业,影响着侨乡的政治、经济乃至乡民对于“侨”的认知与实践.通过对广东梅州松口德村进行人类学田野研究,探讨侨乡跨国关系的形成与变化以及源自海外华侨华人的公益慈善对乡民日常生活和乡村社会建设、文化生产的影响.随着时间推移与代际变化,海外华人与侨乡的联系已不如以往紧密,但蕴含于“侨”的观念中的开放、流动、灵活等特质以及侨乡特有的人文精神,却依然影响着乡民的生存心态与行为实践.而德村公益事业的开展,也为理解当代中国农村社会转型提供了一面极佳的镜像.     

“出走”与“走出”：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的历史进程

海外华文文学产生于华人“有来无回”的“出走”,而其前途和价值在于“落地生根”而非“叶落归根”。“落叶归根”联系着中国人的传统心态和人生,“落地生根”则反映出海外华人社会在地化的成熟。前者会有浓厚甚至鲜明的“中国性”,后者则有着独特而复杂的“本土性”。而百年海外华文文学是在不断地走出“中国性”、走出“本土性”的历史进程中走向中华民族文学的新形态,更走向文学的新境界。这种“出走”与“走出”构成了海外华文文学的百年历程。将百年海外华文文学分成三个历史时期,考察其“中国性”、“本土性”等的产生和走出“中国性”、“本土性”等依附的努力,能够更切实地把握海外华文文学的历史与价值。      

“人的文学”和“自由的文学”

二战后,面对左翼文学的强势扩张,中国大陆文学曾出现立足于“人本位或生命本位”、“文学本位或艺术本位”的“人的文学”、“自由的文学”的思潮,而这一流脉在海外华文文学中始终强劲地保存、发展着。华人身处各种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的国度中,其生存的根本性处境往往是多重的边缘,“人的文学”和“自由的文学”互为支撑,成为海外华文文学抗衡种种压力,包括“理性过度”的压力,保存发展自身的根本性力量。百年海外华文文学以数千万华人在世界各国的“边缘”经历、体验,在看重人的价值和心灵自由上不断提出新的课题,并以“人的自觉”不断推动着“文的自觉”,“文的自觉”又在捍卫文学性中深化了“人的自觉”,其“边缘性”的存在极大地丰富了“人的文学”和“自由的文学”的传统。     

海外张爱玲研究现状述评

从20世纪40年代至今,对张爱玲的研究已越来越呈现出多元的趋势,在“量”与“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很大突破。本文从“海外华人”、“西方学者”、“港台研究”三个方面对海外张爱玲研究进行较为细致的梳理,指出了其各自的研究特点。认为,对海外张爱玲研究的特征以及方法论的系统考察,张爱玲与外国思想文化的专题比较研究等方面缺乏较为系统、全面和深入的研究。     

生态乡村建设的理论重构与主体整合——基于波兰尼生态政治的反思

生态乡村建设存在着“国家主导”、“市场主导”和“社会主导”三种理论取向。三种取向在指引生态乡村建设的同时,也存在着用“碎片化”思路理解系统性问题的不足。波兰尼的生态政治思想从政治、经济与社会系统角度出发理解生态问题,强调国家与社会对市场的规制,为我们提供了认识当下生态问题发生的新视角。因而基于生态乡村建设的特点,目前在生态乡村建设中我们应注意国家、社会与市场的结构性平衡,以国家规制、市场推动和社会本位重构生态乡村建设理论视野,整合生态乡村建设主体。     

伦理世界的技术魅影——以《创业史》中的“农技员”形象为中心

《创业史》中的韩培生这一人物凝聚着柳青对“农业技术”与“合作化运动”之间关系的思考。与20世纪50年代同类题材的小说不同,柳青的《创业史》试图从根本的伦理维度上把握“合作化运动”,并激活“技术话语”的政治语境。从这一视野审视,韩培生的农业技术推广叙事呈现出多重维度,并形成了科学实践、社会实践、政治实践与伦理实践四个彼此相关的层次。借助这种叙事,柳青展示出“合作化运动”中“伦理”与“技术”的深层张力,也对“国家—乡村”二元结构中的现代化想象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沈从文笔下“女学生”形象文化透视

“女学”、“女学生”是20世纪中国现代性话语体系的能指符码之一。作为“现代性”转喻象征的“女学生”,在沈从文的笔下成了现代性批判的指代,显示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男性本位特色。作为“他者”形象的女学生,在其听闻传播与成论生成的形式中寓含了其异己性与欲望化特征,在抽象与矛盾描写中显示了其客体化与对象性本质。“女学生”形象在沈从文笔下作为“第三方”话语谱系,折射着乡村对都市的想象、都市对乡村的影响,以及来自乡村、身居都市的作家回望自我与民族来处,对国民性、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批判与反思。     

海外华侨华人安全问题思考——以福建海外移民为例

近年来,中国海外华侨华人遇袭事件屡屡发生,其安全问题已不容忽视。而福建是中国著名的侨乡,长期以来有着对外移民的历史和文化,福建人在海外遇袭事件中显得较为突出。要解决和保障华人华侨的安全和利益就必须对海外华侨华人遇袭事件的性质做出界定,并站在人口迁移的角度对福建海外华侨华人遇袭原因进行分析,从政府、海外华人社团和海外华侨华人三个层面提出建议,为保障海外华人华侨的安全和利益提供参考。     

《华人时刊》首家外宣调研基地落户苏州相城 此事已引起有关方面及新闻媒体重视与关注

<正>10月20日上午,《华人时刊》首家外宣调研基地授牌仪式在苏州市相城区举行。相城区苏州世华家具有限公司成为华人时刊杂志社省内第一个授牌试点单位。这是苏州市相城区统战部、侨办、侨联为了整合对外宣传资源,利用《华人时刊》在全球华人圈资源和优势,加强向海外宣传的积极尝试,也是《华人时刊》借助地方优势与特色,拓展外宣、侨宣工作的新的举措,是一种双方合作共赢的探索、实践模式。《华人时刊》是江苏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海外交流协会主办的面向上百个国家和地区公开发行的侨刊和外宣刊物,拥有与海外华侨华人社团、中国驻外使领馆、著名侨领、华人媒体联系广泛的资源和信息优势。既把国内情况介绍到海外,也把海外情况介绍到国内,是海内外炎黄子孙交流的桥梁与窗口。     

论跨国侨批互动的双重性——以潮汕侨批为中心

从宏观的、量化的角度探讨东南亚潮人社会与潮汕侨乡间通过侨批经营网络而进行的广泛的侨批互动。通过对1911-1949年东南亚与华南间侨汇与侨信的双向考察,揭示出侨批互动中的双重变动——侨汇与侨信的变动、维持性侨汇与改善性侨汇的变动,它们分别体现了侨批互动稳定性与奕动性并存的双重特征,同时也表明了海外华人与侨乡社会互动关系中的双重机制。     

传播符号学视角中的福柯——社会互动与讯息意义

传播学领域对福柯的研究兴趣一直持续着,尤其在新媒介技术勃兴的今天,数据库技术的使用对个体社会实践的影响成为讨论的热点。由于福柯思想的艰涩难懂,普遍存在的误读和不恰当的理论应用成为传播学基础研究所必须面对的问题。从传播符号学出发,通过“信息意义”和“社会互动”两大环节可以探寻福柯与传播学研究的理论交集：福柯对“信息撒播”与“社会实践”的理解,与传播符号学形成共鸣;而通过对作为“信息意义”与“社会实践”之内在逻辑通道的“规训技术”的层层解析,则可揭示出传播学对福柯理论的应用研究中所存在的重要问题及原因。     

赤子心 桑梓情──五邑侨胞献爱心纪事

江门五邑是全国的著名侨乡，全市人口３８０万，旅居海外华侨华人和港奥台同胞有３６８万，分布在世界五大洲１０７个国家和地区。广大华侨和港澳台同胞素有爱国爱乡的优良传统，他们爱国、爱乡的方式从最初的捐款、捐物已发展到现在的捐款、捐物与投资建设家乡并举。 改革开放２０多年来，大批华侨和港澳台同胞积极支持家乡各项公益福利事业，对江门的文化、教育、卫生、体育及其他公益事业的发展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据统计，到２０００年止，江门五邑侨乡接受海外华侨、华人和港澳同胞捐资赠物２８００宗，总金额达４４．７５亿元。其中…     

土地补偿费农户间的分配：秩序与法治

土地补偿费农户间分配的各地方实践,并未完全遵循“土地补偿费主要用于被征地农户”的中央政策原则。国家政策的背后与中国社会所面临的政治、经济、社会等问题不无关联,而经由村民民主讨论形成的乡村分配秩序则分享着另一套民间规范的逻辑,虽呈现出“地方性”与“规则不确定性”,但并非无序,主要问题在于“多数人的暴政”容易产生剥夺少数群体正当权益的行为。应当运用结构分化的方法,尊重民间秩序的积极意义,用正式法抑制民间秩序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     

华侨华人与侨乡关系的演变探索

华侨华人与侨乡的社会关系是一种特殊的经济、文化模式的演进过程和结构设计。从历史和现实两重角度对华侨华人与侨乡的关系以及华侨华人的存在对侨乡社会的意义进行考察 ,可以看出华侨华人的作用和影响主要体现在侨乡社会转型期 ,随着经济全球化一体化进程的加快 ,华侨华人与侨乡社会的关系会呈现一些新的变化。     

现代化进程中东方作家的乡土立场

近现代东方社会普遍进入现代化历程,这个进程与反帝反殖反封建斗争交汇一起,20世纪中后期又面临“全球一体化”的冲击,“乡土”成为东方作家在民族（国家）现代化进程中选取的一个最根本、最本土、最自我的文化、文学甚至政治立场,他们以“离乡”和“批判乡村”拉开乡土文学的序幕,接着以“乡村批判”和“归乡”为乡土文学的自觉时期,后经“乡土”与“祖国”的同一以及“仰视乡土”的“新乡土文学”的创造,最后进入文学、文化、人类灵魂的乡土“寻根”之旅,“乡土”被赋予了文化批判与现代审美价值。     

猺人、蜑人、山贼与土人

兴宁县位于韩江支流梅江中游,明正德十一年(1516)知县祝允明主修之《正德兴宁志》,为韩江中上游客家人聚居地区现存地方志中最早的一部。该方志有关猺人、蜑人、山贼与土人的记载,为讨论15至17世纪该地区族群关系的变迁及其社会意义提供有力佐证。作者发现,通过一系列艰难复杂、充满冲突与妥协的互动过程,原来“随山散处”的“猺人”和“舟居网捕”的“蜑人”转变为以农为生的“土人”,成为朝廷的“编户齐民”,而原来活跃于南岭山脉崇山峻岭间的“山贼”、“流贼”及其后代也更多地服从官府的管治,以合乎朝廷典章制度和官方意识形态的方式建构乡村的社会组织,地域社会的经济形态与文化面貌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该地区后来被视为“客家人”最重要的聚居地之一,而所谓“客家”身份及其认同,要在原来大量存在的“畲人”和“猺人”转变为“编户齐民”之后,才有可能产生。     

民国合作社组织与近代乡村社会转型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兴起的农村合作社组织打破了传统高利贷一统乡村的局面,促使乡村社会传统借贷关系向近代转型;合作社组织的日常运作推进了传统农事生产的变迁,给传统的乡村农业生产注入了现代化因子;在加强乡村与外界的联系等方面,农村合作社组织也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对农村传统社会的近现代转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新媒体环境下青少年亚文化的“新风格化”

青少年亚文化通过一系列符号系统表达自身独特的风格化追求,这种风格化在现代社会与新媒体结缘,新媒体环境下青少年亚文化的表达核心在于价值观的后现代性和社会观中对话语权的争夺,具体表现在个性追求和娱乐精神方面的“新风格化”。在文化意义上,这种“新风格化”与主流文化既存在着矛盾与抵抗,也存在着联系,同时,“新风格化”也在引领着新的主流文化发展的方向。     

清末民初华北乡村中的“好汉”群体——以山西忻州为例

清末到民国年间,华北乡村中的＂好汉＂群体成员主要包括＂精英型＂、好赖型与＂无赖型＂,总体特征是凭借＂强力＂在乡村社会占有一席之地。他们或因有一定的文化休养,热心于公益事业,在乡民心目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赢得乡民的信赖;或因其身怀绝技,但从不欺压普通百姓,属于＂红道＂＂黑道＂的两路人,被乡民称为＂好赖人＂;或因其横行乡里,对民众利益构成严重的威胁,为民众所不齿。他们的行为对乡村社会产生着不同寻常的影响,＂精英型＂抑制＂劣绅＂不法行为的同时,还能最大限度地动员村民参与村政建设;＂好赖型＂既有维护乡民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的积极作用,也因其不良嗜好,对乡村社会的稳定产生负面影响;＂无赖型＂是乡村社会的破坏力量,一旦攫取了乡村权力,就成为一种典型的＂横暴＂权力。     

“实践存在论”美学、文艺学本体观辨析 ——以“实践”与“存在论”关系为中心

“实践存在论”是近年出现在美学、文艺学研究领域的一种本体观。它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与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的存在论组合起来,并伴随“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之间的争论一同展开。“实践存在论”的前身是建立在“实践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实践本体论”。考察经典作家的文本,可以发现“实践唯物主义”实际上是一个并不存在的概念,而美学和文艺学上的“实践本体论”,看似以上述“实践唯物主义”为依据,走在唯物主义轨道上,但事实上,它的理论解释却完全落到了所谓的“实践”上面,确切地说,是落在了所谓“实践”的“能动性”上面。当“实践”的能动作用被人为地无限发挥,而对现实的物质基础却置若罔闻的时候,这种“实践”就有可能走向主体性的“精神实践”的危险。所以,“实践本体论”的说法也不能成立。因之,“实践存在论”能否存在就成了问题。从理论构成上看,“实践”与“存在”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及其理论上共生共融的可能性,是该理论阐释的内在需要。作为美学、文艺学的本体观,它需要适合于理论上的逻辑生成法则。马克思所讲的“实践”是指人的物质劳动和革命实践,既包括最初的本源意义上物质活动和物质交往的含义,也包括在现实基础上社会活动和革命实践的含义。这里的“实践”不能理解为包容一切的活动和行为,也不能理解为是亚里士多德和康德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的“道德实践”。并且“实践”是“现实的人”的物质实践与革命实践,是社会的、历史的活动,不是神秘的玄想或抽象的思辨,也不是动物式的类存在物的活动。在海德格尔那里,他的“存在”是个体的人的“存在”,并不涉及马克思意义上的“实践”问题。他的“存在”只是一种“领悟”和所谓“存在之澄明”,并不是指“现实的人”的“实践”。而这种“领悟”或“澄明”,不过是一种主体心性的大彻大悟,是非人力所能为的。如果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通过人类劳动和实践而通达的“自由王国”相比较,那么海德格尔的“存在之澄明”则是彼岸性的,是此岸性的彼岸向往。因此,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海德格尔存在论在理论内涵和具体指向上的不同,是“实践存在论”阐释遇到的最大困难。科学的本体论只能是辩证唯物主义一元论及其历史观。“实践存在论”美学、文艺学的具体做法是：先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进行扭曲化、狭隘化,然后将“实践”观念加以泛化,接着同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加以比对、结合,最后,生造出所谓的“实践存在论”体系来。到了这个地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的内容就已基本看不见踪影了。“实践存在论”美学、文艺学有着严重的理论上的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