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转型到文化转型——当代中国社会的特征及其转化

比照社会转型,一种对文化形态转变的理解和思考应运而生.新媒体的普及使原有文化秩序中时空意义发生了转变.网络空间的文化重组,带来现实生活中的意义重构.在文化自觉观念引导下的中国意识的构建,成为当下中国文化转型的一个动力基础.文化转型首先是人对自然界态度的转变,即从对自然无所畏惧的探索和利用,转变到以对自然的敬畏之心去思考人存在于天地之间的价值和意义.因此文化转型必然要在人心或心态上去做文章.     

从文化求索到文化自觉和自信

近一百多年来,中华文化走过了求索、批判、彻底否定、反思、再认识与找回自信的过程。在树立文化自觉和自信的同时,要正确理解中华文化的内涵,要注意保持中华民族的文化本色,要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导作用,也要注意对外的文化交流学习。     

文化转型视域下的马克思主义时代化

当代中国处于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经验性文化模式向理性文化模式迈进的文化转型期,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与创新过程,也是与当代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的三个阶段即文化危机、文化自觉和文化创新同步的演进过程。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文化意蕴在于透过对文化危机现象的反思,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对当代多元文化批判的基础上,以文化(整合)创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同时推进民族文化模式的现代转型,提升全民族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引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时代赋予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双重使命。     

从革命到执政的政治文化转型与创新

中国共产党“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文化也应该实现转型与创新:就政党立场而言,必须从强调政党的阶级性转变为注重代表的广泛性;就观念意识而言,必须从强调“人民”意识转变为强化“公民”意识;就变革原则而言,必须从强调革命转变为注重改良;就政治共识而言,必须从强调通过意识形态达成共识转变为注重通过诉诸常识来达成共识。     

社会转型：文化转型和文化创新

在当代中国社会的转型中,文化的发展出现“离异”,究其根源在于我们长期信奉和运用的“马克思主义”在某些方面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原本”、中国文化传统和民族的思维方式、知识分子失去“自我”。新时期我们要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正确认识文化转型,走综合创新之路,发展出既有继承又有创新的新文化、新哲学。     

文化交流: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自强

文化是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深层支撑,也是综合国力的另一种标志。全球化并非统一化,更非单一化。多元化是文化存在的根本形态,也是其发展的必然形态,更是其持续发展的必须形态。文化自觉是文化交流的必要前提和文化自信的重要基础,文化自信是文化自觉的动力来源,文化自强是文化自觉的发展目标。     

从迷失到自觉:探析大学生文化自觉的养成

文化自觉本质上是对文化价值的觉悟觉醒,提升和培养大学生文化自觉的能力对加强和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通过分析多元文化冲突下大学生文化自觉缺失的若干现象,阐述了文化自觉对大学生文化吸取的功能作用,从唤起大学生文化自觉的主体意识、提倡"兼和"哲学及"综合创新"文化观、传承民族文化等3个方面探析大学生文化自觉养成的途径。     

香港社会转型与中国文化

在香港社会转型时期，弘扬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有助于强化港人的民族意识及文化认同，凝聚社会，整合人心，促进回归。     

文化转型催生狂欢化新民俗

新民俗层出不穷,可分为反传统型、时尚娱乐型及网络民俗等等。新民俗产生的深刻根源乃是文化的转型。中国文化传统所面临的异质文化具有的消费性、物质主义等特征,内在决定了新民俗的狂欢化趋向,追求个性自由、大众共享等理念也易导致狂欢化,当然,节庆习俗本身也具有纵情尽欢的特点。     

从摒弃到尊重:现代法治建设与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法治建设具有何种关联,这是中国现代法治建设的一个核心议题。在"现代/传统"二元对立范畴中,"传统"逐渐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化了的话语,与传统相关的文化要素基本上被归入旧世界、旧秩序的符号谱系中。在此分类范畴中,西方文化代表着现代、全新、开放、活力,中国传统文化则被认为是滞后的、沉重的、狭隘的,因而是需要变革的。作为这种认知方式的实践,中国近现代以来的法律改革总体上走的是西化的路子,大规模移植西方社会的法律制度,深嵌了东方主义逻辑。在法律移植的路径中,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法治被视为两种截然不同的事项,并且传统文化会阻碍现代法治建设,需要被批判、摒弃。当法律制度与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冲突时,东方主义的思维方式使我们习惯于从中国文化的价值理念层面来寻找原因,如中国人的观念、习惯等。但司法实践一再证明,不受道德和价值观支持的法律系统容易失效,因此,法治建设需要观照中国传统文化,而不是一味地无视它、摧毁它。     

从文言到白话——科举革废对汉语文化转型的影响

文言的长期流行,不仅与古代文学和思想演变密切相连,更重要的是受科举考试推动,对中国古代文化、教育、社会政治乃至整个东亚文化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晚清时文危机是人才、教育与政治危机的聚焦点与集中反映,其根源主要来自八股考试的自身缺陷、西方军事侵略和语言文化的冲击、清朝统治危机的加深三个方面.科举制的改革与废止,是从文言转向白话的关键所在.失去科举选士制度保障的文言文,其实用价值、学术地位和教育影响迅速下降,由此开启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汉语汉字改革运动.     

近代社会转型中政治与文化的互动

为了说明在社会转型中政治与文化的互动关系,首先对"政治"与"文化"作了特别的界定.然后指出,在近代中国,由于内外环境的巨大压力,政治觉醒被提到首位.但每一次政治觉醒都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文化觉醒.如戊戌变法、辛亥革命都曾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文化更新.反过来,文化上的觉醒,也总会促进政治变革.如戊戌维新运动前后新的思想文化观念的传播对辛亥革命与立宪运动都起到了催生和促进的作用.而五四新文化运动则催生了中国共产党和促成了国民党的改组,从而造成国民革命运动的兴起.由于近代中国政治觉醒的优先性,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思想文化领域中长期存在的泛政治化的倾向.     

从需求拉动到产业联动——当代产业转型背景下的文化消费

文化产业的迅猛发展驱动当代经济转型,而文化产业的实现依赖于文化消费的开展。因此,文化消费与文化产业乃至整个经济转型之间都具有重要的内在联动关系。实现文化消费之动力效应的关键在于培育文化消费市场,统筹文化消费市场的要素配置,即注重配置的创意性,平衡协同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兼顾市场需求的城乡平衡,并从本土化与国际化双向推进市场发展。     

论我国社会转型对行政文化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生态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迁,经济日趋市场化、政治日益民主化、文化日渐多元化的社会转型为我国行政文化的革新提供了诱因。在这样诱因的诱致下,转型时期我国的行政文化呈现出了分权化、服务化、专业化、契约化和法治化的发展趋势。虽然传统行政文化的影响仍然存在并在短时间内难以消除,但民主、法制、效率、人本等现代要素得到了充分的孕育和发展,我国行政文化的现代性不断增强。     

行政文化转型之多维路径

借鉴新制度经济学中制度变迁理论,行政文化转型亦存在强制性文化转型、诱致性文化转型两条基本路径,此外,从行政主体外部之社会视角分析,还存在第三条路径--公民文化的培育,这是当前中国行政文化转型尤其值得重视的路径.     

我国新社会阶层的政治诉求与政治文化转型

我国新社会阶层希望获得政治认同、实现政治公平以及实现政治领导的政治诉求,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传统官本位政治文化向现代民主型政治文化、传统封闭型政治文化向现代开放型政治文化以及传统家族伦理型政治文化向现代公共理性型政治文化的转型;新社会阶层的政治参与在我国政治文明的现代化进程中享有崇高的历史地位,起到了发动机、催化剂和指明灯的历史作用。     

从唯美到功利的嬗变——作为文化现象的施蛰存小说创作转型批判

施蛰存的小说创作有心理分析和现实主义两种形态,以《小珍集》的出版,他实现了向现实主义的回归,完成了创作转型。创作转型的原因在于其独特的创作主体结构、从唯美到功利的痛苦抉择、从现代主义到现实主义的清醒徘徊、从非主流文学到主流文学的尴尬趋流。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施蛰存借创作转型,文化身份也由“艺术的施蛰存”归宿到“学院的施蛰存”。     

从文化到文化诗学——论格林布拉特的新历史主义

格林布拉特认为,文化指向两个对立的观念--限制和流动,而文学是各种界线在文化上强化的一部分,同时又再现了文化的即兴表演结构.他的文化诗学,正是一种试图重建一种能够更好地说明物质与话语间不稳定的流通的阐释范式的努力,以便窥见文本与看似外在于它的社会的关系.但是,与文化研究不同,文化诗学仍然坚持文学形式的一面,而与文化唯物主义不同的是,文化诗学更关心权力在过去而不是现在的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