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热搜榜看平台算法传播公共性建构的三重困境

当下，算法正以不可见、不可知的方式运作，并持续影响着公共空间和舆论生态。本文通过对平台热搜榜的细致考察，发现由平台算法传播所建构的公共性存在三重困境：其一，多重行动者博弈下的算法价值设定是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的，平台热搜榜的议题呈现出浓厚的社交化和泛娱化属性，行动者们关于公共性的“问题”和“兴趣”指向并不一致，热搜榜建构的动机与最终结果均呈现非公共价值指向；其二，平台集体是一种由数据痕迹生成的用户集合，这种集合是趣味用户的归类，并不能代表现实中的大众，依据数据痕迹经由算法计算化、定制化的平台热搜榜，无法代表公众观点与意见，其中的议题建构是被区隔和伪公共性的；其三，在公共议题建构中，个性化推荐算法和集体化热点算法是一对相互矛盾的算法信息导控机制，它们在平台热搜榜中分别形成“兴趣循环递归”和“议题循环递归”,进而导致公共性供给窄化。最终，平台算法传播造成选择性偏见、情感与审美茧房以及数字化、结构性不平等等反公共性后果。     

国际社交媒体涉华内容传播机制研究

当前,国际传播进入了以情感驱动舆论走向、社交媒体成为新主流媒体的后真相时代,国际社交媒体已成为涉华内容传播的重要平台。国际社交媒体涉华内容的传播机制出现新的特征,如国际社交媒体对涉华内容关注度高、议题范围广、积极评价与负面认知并存,意见领袖和热门视频在涉华内容传播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意见领袖和热门视频的传播影响力是多因素加权作用的结果。优化后真相时代的国际社交媒体涉华内容传播,应从传播环境营造、传播矩阵构建、意见领袖队伍建设、热门视频打造等方面着手。     

领袖与政治结构的互动关系研究——兼论建国后毛泽东的政治角色

领袖在现代中国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而言,领袖就是政治结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无论在组织结构、制度结构,还是权力结构中,领袖都是不可或缺的一个要素。但是另一方面,领袖对于政治结构的作用又是多样化的。从建国后毛泽东的政治角色来看,主要包括政治结构的建构者、强化者、冲击者和终结者等。所以领袖可能在政治结构的建构与发展中,扮演积极的角色,也可能扮演消极的角色。如何避免领袖扮演消极角色,充分发扬领袖的积极角色,是领袖制度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现代中国政治发展的一项重要使命。     

数字平台参与刑事司法治理的角色定位及其完善

数字平台的参与促进了刑事司法公私合作模式的发展。数字平台因用户授权而具备平台秩序治理的平台权力,平台权力使得平台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分化出“网络守门人”“刑事司法参与者”两类角色,从客体化的基础设施演变为治理主体。然而,平台参与伴随着对人的主体性和隐私的正当程序保障问题,其背后是公私利益冲突,以及司法逻辑和技术逻辑的分裂。完善数字平台参与刑事司法治理的基本方向在于,依据比例原则,从参与目的、干预措施和公私利益权衡这三个方面,划分公私合作界限,确立平台的拒绝权;以司法逻辑为本位,落实正当程序原则,完善平台协助和算法决策的公开透明机制,以及用户的权利保障和程序参与机制。     

从"意见领袖"到"情感领袖":微博意见领袖的情感特征研究

微博中的意见领袖不仅是意见、认知和信息的扩散节点,也扮演着社会"情感领袖"的角色,并体现出鲜明的情感偏向特征,尤其是特定类型的情感传导.基于对新浪微博用户(N=38985)及其每人1000条帖子的采样,对情感和用户类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认为:粉丝数越多的微博用户其"情感化"偏向显著增强,而非情感化、无情感的内容显著减少,意见领袖不是冷静、客观、无情感的信息中介,而体现出"后真相"社会情感策动源的特征;微博意见领袖存在特定的情感类型偏向,不是任一种类的情感的加强都与意见领袖地位提升有关,它只偏倚于特定类型;微博情感领袖存在特定的用户类型偏向,进行k-means方式聚类后发现,粉丝量越多、影响力层级越高的用户中,"怒怼型"的比例较高,而其他类型则相对较低.     

算法推荐场域主流意识形态“能见度”的遮蔽与突围

主流意识形态“能见度”的提升是实现主流意识形态权力再生产和权力社会化的重要前提。算法推荐不仅带来了“国家—媒介—个人”信息权力关系的变迁与重组，而且重塑了社会信息能见度分配的底层逻辑。在算法推荐场域，主流意识形态“能见度”在可见空间、议题设置、话语叙事和价值引领等方面面临着多重遮蔽。要在解蔽中实现视觉突围，既要做到技术“收编”和议题“破圈”,以高效的算法赋能和共情的议题设置来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视觉覆盖面和视觉冲击力，又要做到流量“扩容”和算法“向善”,以鲜活的话语议题和高势位的价值引领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视觉吸引力和视觉引领力。     

算法时代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范与实践逻辑

算法推荐是一种全新的信息资源配置方式和高效的信息分发模式，已广泛应用于网络信息传播中。其通过信息精准“投喂”，提高了用户信息获取效率，同时也带来“过滤气泡”“信息茧房”“回音室效应”等，给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带来风险和挑战。主要表现在，“算法牢笼”阻碍社会共识生成，“算法偏见”消解主流话语权力，“算法黑箱”引发公众信任危机，“资本逻辑”支配算法价值导向。分析认为，用户算法依赖、算法权力控制、多元资本渗透和算法场域应用等是算法推荐影响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主要因素，规避和化解算法推荐给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带来的风险挑战，要深刻把握算法特征和规律，持续优化算法、用好算法、驾驭算法、规训算法。     

智能互联时代视频内容的集纳传播：历史、逻辑与理想

智能互联时代,算法成为视频内容集纳传播的基础。从历史上看,视频内容的集纳传播可以用DV摄录和移动手机的大规模使用为节点,分“专业生产+频道传播”“大众生产+融合传播”“全民生产+平台传播”三种形态。从逻辑上看,视频内容的集纳传播有以权力为核心、以算法为核心和以兴趣为核心三种形态。权力、资本、技术、兴趣的复杂关联构成了智能互联时代视频内容集纳传播的基本框架。而面向未来,视频内容的集纳传播呈现出个体趣味的重新链接、渠道形态的有机融合、传播偏向的刻意扭转、万物皆媒的场景建构四种理想形态。     

作者即意见领袖——柳永和苏轼代表的宋词传播模式

传统流行文化的传播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作者即意见领袖。对社会传播有清晰认知的作者,对自己的创作抱有较高的社会期待,亲身参与作品传播过程。柳永交接四方,编词传习,主动向上层朝丞、皇帝和下层市民、妓女推荐作品,同时在作品中巧妙描写,侧面推高词人身份和词作价值。苏轼则利用文坛领袖的声望,整合文坛力量,化身意见领袖,直接站出来谕扬己作,评价词坛,引领词学风尚,引导"歌者的词"向"诗人的词"转变和新型豪放词风的成长。     

微博意见领袖影响力与其构成要素间的关系

互联网技术的进步使社会话语权重新分布,微博意见领袖的形成是个人信息源、知识水平、社会地位、个人价值观、社会责任感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大多数网友利益、价值与诉求需要通过意见领袖的影响力实现.作为微博意见领袖,媒体人、公共知识分子、政府官员在强化议程设置的权力、凭借知识优势促进公共问题的解决、成为沟通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桥梁等方面各具优势.微博意见领袖在公共舆论事件发生和发展的不同阶段发挥着不同的影响力.在微博影响力形成的过程中,粉丝数、转发评论数与微博影响力呈显著性正相关;而微博数和原创率两个指标与微博影响力成一般性正相关关系.     

算法推荐下的公共议题传播

算法推荐下公共议题的形成和传播普遍需要经历四个阶段,即需求匹配与规则选择的议题生成阶段、智能推荐与内容适配的议题分发阶段、协同过滤与互动扩散的议题扩散阶段、主动屏蔽与被动消失的议题消解阶段。算法平台表现出一些突出的问题:一是过度迎合用户娱乐和本能需求,导致"娱乐至死"的转向和网络信息内容走向浅薄低俗的趋势;二是算法平台客观中立的表面下是商业资本的监视、规训和操纵;三是算法平台公私领域界限模糊,公共议题的公共性被侵蚀。政府应规范信息秩序和传播生态,引导公众和平台有序地传播信息和理性地交往互动;算法平台要兼顾人文和技术,坚持新闻伦理,优化算法机制,发挥技术优势;公众应激发公民意识,提高算法素养,共同促进公共议题健康、有序、合理地传播。     

算法嵌入传播：平台媒体的权力转移与风险规避

数字技术与信息产业的结合正在重塑媒体生态系统,平台媒体及其算法逐渐在信息来源与渠道分发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实质上承担了以往由媒体编辑掌控的把关与议程设置功能,掌握了传播系统中的关键权力。算法在内容生产、渠道分发、关系建构以及价值塑造层面嵌入传播,使传统媒体内容生产、控制信息等权力转移到平台媒体。算法嵌入传播带来的媒介生态系统权力转移,蕴含着算法作为权力工具的私权侵蚀公权风险、价值观偏见风险、平台中心主义风险以及算法作为权力主体的技术偏见风险、技术隐藏缺陷风险与自动化学习的异化风险。面对这些潜在风险,可行的治理思路是评估算法在传播体系中的角色、功能以及社会影响,从多元共治的视角建立与之对应的规范监督制度与责任体系,以期算法为传媒业与社会发展提供更多的公共价值。     

时代变化与政治领袖的形象变迁

在国家治理和政治运行中,政治领袖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成功的政治领袖往往会在其政治生涯中呈现出良好的社会形象。历朝历代的政治领袖无不重视其形象的塑造,希冀以此营造坚实的合法性基础,获得天下的认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政治环境下,政治领袖的形象呈现是大不相同的,这种形象呈现大体上是缘于当时公众的政治期待、信息传播生态和政治治理形式。信息时代,政治领袖要有形象意识,自觉地遵从传播规律;要与传播媒介保持建设性的合作关系,通过媒体与民众沟通;要关心民众之所思所想、所忧所乐、所喜所恶,主动与民众喜好的公约数保持一致。     

算法推荐意识形态风险的法律防范

作为个性化新闻分发的底层支撑技术,算法推荐的科学技术特质决定了其并非中立,而是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属性.算法推荐的利用若不受监管,将会对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网络信息环境和用户的价值观念带来冲击,引发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平台流量至上的推送逻辑降低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力和凝聚力,以用户偏好为中心的内容推荐加剧了价值分化和观念隔离,过滤推荐引发价值迷失和信息操纵.有必要发挥法律的安全功能,通过强化网络平台的审核、监督义务和信息披露义务促进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升级;通过赋予用户算法知情权、算法解释权打破信息茧房,建立多元信息环境;通过限制算法推荐的适用范围和算法审计监管构建"可信任"的算法,切实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     

乡村医生的健康传播功用及其角色变迁

乡村医生在发展之初承担着健康信息的传播工作,为乡村健康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并成为我国乡村健康传播中重要的意见领袖。然而,随着乡村医生管理体制的变革和大众媒介的发展,乡村医生技能水平受到质疑,村民获取健康信息不再依靠乡村医生,乡村医生的权威和传播功能逐渐丧失,乡村医生意见领袖的角色逐渐消解。为发挥乡村医生在日常健康传播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期的功用,政府应采取多种措施,重建乡村医生意见领袖的权威和地位,保证乡村健康传播的有效性、及时性、通畅性。     

数字文化产品体验中的“意识”问题及其导向策略——基于“数字体认”的行为逻辑

“数字体认”表征着数字文化产品体验过程中用户与数字环境的关系。在“数字体认”行为中，人的意识变化受到数字文化产品内容变化的影响，而内容的变化又受制于算法推荐机制。一些案例表明，算法推荐可能造成“成瘾意识”与“道德虚无意识”在用户群体间弥散，导致用户主观能动意识缺失。规范技术应用、合理利用算法推荐则可以提升用户的主观能动意识、道德意识、公共价值意识，促使主体意识回归，进而推动主流意识在群体间的广泛传播。本文通过对“数字体认”行为的分析，认为只有限制不断膨胀的技术权力、倡导技术向善，规范产品内容、树立正确意识导向，才能唤醒数字文化产品用户群体的主观能动意识，激发用户的道德意识，增强用户的公共价值意识，从而彰显和实现数字文化产品的社会责任与传播价值。     

算法时代传统隐私理论之困境与出路——以个性化推荐为场景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明确规定隐私与个人信息的保护范畴相互交叉,隐私的本质是私密性.在算法时代,衡量“数据是否符合私密性标准”的价值立场应从人格尊严和人格自由转换到人格独立,理论基础应从领域论和信息自主决定原则转换到思想自主决定层面.隐私范围的界定模式应由“内外限制”转变为“动静结合”.个性化推荐中的数据性质宜认定为隐私,因为从静态的角度,其符合个人性、人格性、隐蔽性等“个性化”标准,且形式上多元,不局限于信息的形式.从动态的角度,若未获得用户的允许,个性化推荐算法,包括基于内容的推荐、协同过滤推荐和基于知识的推荐等,计算判别用户喜好的行为,既干扰了用户的私有领域,又窥探了用户的人格图像.其行为结果符合隐私的“主体性”标准.     

论“守门人”制度的嬗变及其对完善我国互联网平台主体责任的启示

作为“守门人”的主体具备对通道的控制力，在相关制度的发展中承担监管辅助者与被监管对象的双重角色。在我国平台责任中应厘清“以网管网”与对超大型平台特殊监管的不同规制逻辑。“以网管网”属第三方执行策略，利用第三方平台的“守门”能力以监管用户的不法行为，在此过程中平台承担着辅助监管者的角色；而特殊义务制度通过对超大型平台课以一系列特殊义务，以约束和引导其私权力的行使，防止其“守门”权力的滥用。我国应在充分利用平台“守门”能力的同时有效避免“守门”权力的滥用，强化超大型平台特殊义务的构建，通过填补相关立法空白、优化“守门人”界定、设置区分性义务、保留规则的灵活性等手段引导平台经济产业的健康发展。     

传播学语境下马克思主义青年化策略思考

马克思主义青年化是青年“化”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化”青年的辩证统一。总结马克思主义青年化认识前提、理论依据、传播过程等方面的基本经验,及其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与方式、传播目标方面的特点与需求,强调传播者控制角色思维的拉斯韦尔“5W”传播模式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青年化传播的首要选择。并从传播主体大众化、传播对象多质化、传播内容时代化、传播方式多元化、传播效果可控化的角度,提出关于培养意见领袖、把握受众特点、创新话语体系、畅通信息反馈、丰富传播媒介等关于马克思主义青年化传播的策略思考。     

“意见领袖”的“第二文本”阐释——文学接受视阈里的张爱玲

自20世纪40年代起,人们一直很关注张爱玲,先后在华语大地上掀起了三次“热潮”。“张热”的成因很复杂,纵观三次“张热”,具有优势地位的“意见领袖”们对文学作品的“第二文本”阐释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他们的引领下,更多的受众参与到张爱玲作品的解读中,推动了一次又一次张爱玲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