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举"唐宋八大家"的重要动力

"唐宋八大家"是南宋以降被推举、集合而成的一个古文家群体,《古文关键》等选本是这一群体酝酿形成的主要标志。这些选本所收以韩柳欧苏等人的议论文为主。司选者主张时文写作在内容上应以韩柳欧苏诸家古文为根基,从中吸取营养;并通过对韩柳欧苏诸家古文的评点,力图从中抽象出一整套论体文作法的规范。因此,这些选本是科举社会中"以唐宋古文为时文"的风气的产物,"以唐宋古文为时文"的追求是推举"唐宋八大家"的重要动力。     

论宋代的《古文孝经》学

《古文孝经》在宋代复出并得到广泛注意和研究,宋代《古文孝经》学成果较多,为其他朝代所无。本文通过对《古文孝经》在宋代的流传与研究历史之考察,清理了《古文孝经》的真实面貌,纠正了南宋以来关于《古文孝经》的错误认识,为澄清历史上和现实中《古文孝经》真伪问题作了论证。     

《古文观止》述评

《古文观止》是三百多年来流传最广，影响极大的古文选本。本文解释了”古文”的特定内涵，对《古文观止》一书的选篇进行了分析，评述了选编的特点，也指出了它的不足。     

南宋散文研究的困境与出路

南宋散文研究的沉寂,与南宋理学家之文备受冷落有密切关系。南宋散文的繁荣,在淳熙前后的中兴时期;中兴时期的散文作家,主要是学者而非爱国志士;其时散文创作的主体,是理学家衡道论事之文而非志士抒愤之作。理学与古文之间不存在难以逾越的沟壑,南宋理学家大多对文章的价值有着深刻的理解,他们往往致力于道统与文统的会融,将学术思想、艺术精神与散文创作统一起来,从而对唐宋散文艺术传统的确立做出了贡献。     

编纂、融合与创作——宋代传抄古文书法发展之时代因素探赜

传抄古文是指汉代以后经过人们辗转传抄而保留的以六国文字为主体的先秦文字资料。传抄古文在宋代得以发展并有书法作品存世,与当时特定的社会思想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具体表现为：在宋代疑古思潮影响下,以正经释文为主要功用的《汗简》《古文四声韵》等古文字书编纂而成,为传抄古文书法提供了创作条件;为改唐以来藩镇割据,礼制破坏的局面,宋人修礼书、制礼器,加之出土古器物日益丰富,金石学者开始对古器铭文进行考释著录,金石之学与古文之学逐渐融合,为传抄古文书法提供了借鉴依据;魏晋以来,古文逐渐与道教相结合,并继承汉代谶纬之学的传统,彰显出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加之古文字书的整理与金石学古文字考释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传抄古文书法作品不断涌现。传抄古文虽然在宋代有所发展,但受文字自身特点、书法艺术性的制约和宋代“尚意”书风的影响,终究难以成为书坛主流,对书法史的影响有限。     

试论大足石刻范祖禹书《古文孝经》的重要价值

北宋范祖禹书、南宋所刻的大足石刻《古文孝经》是目前最早的《古文孝经》宋本 ,对认识传世《古文孝经》的文献价值、考察日本流传的《古文孝经》及《孔传》之真伪 ,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对该石刻《古文孝经》上石时代、历代著录情况、石刻本面貌及其在经学史研究上的重要价值 ,进行探讨。     

宋元时期古文批评之论“格”

宋元时期古文批评中经常出现“格”这一术语,南宋以来批评家已经注意到了古文风格问题;元代批评家更是以风格批评为主体,从题材和风格的关系上进行了分析,明确了“格”的内涵以及标准.从理论上为明清时期古文风格论的形成,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铺垫.     

论唐宋八大家散文选本经典化与文论的演进

"唐宋八大家"的称谓出自明代茅坤编选的《唐宋八大家文钞》,其选本盛行于明中叶及有清一代。"唐宋八大家"选本被经典化是在宋、元以来散文选本和散文批评理论的基础上逐步演进而成的。南宋吕祖谦编选的《古文关键》已见"八家"端倪,元代陈绎曾《古文谱》中的古文理论促进了"唐宋八大家"选本的产生。"唐宋八大家"文章的编选过程,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文学观念。     

试论韩愈古文与小说的关系

韩愈在中唐审美大趋势的影响下,交融古文与小说,创作出一批小说化的古文和独特的古文小说。小说因子在韩愈古文中有明显的表现,韩愈交汇了两种文体,这种交汇对古文和小说均产生了影响     

南宋时期集唐宋八大家为古文流派的趋势

唐宋八大家成为古文流派的趋势在南宋时期就已经十分明显.吕祖谦选编<古文关键>首先从整体上理清了"八大家"的师承关系,在<总论>中以"八大家"作为唐宋散文的代表.其后楼昉的<崇古文诀>、谢枋得的<文章轨范>以及周应龙的<文髓>等文章选本都以辑录韩柳欧苏等人的散文为主,八大家作为古文流派的趋势进一步增强.     

才性论与清中叶古文思想的分化

才性论是清中叶人们选择学术领域的重要依据。在才性论基础上,袁枚选择了"入文苑",为了提升文学的地位而建立起"古文之道形而上"的理论,将道学与考据逐出古文壁垒,从理论上把古文创作导向纯文学之路。章学诚则重"神解精识",倡"比事属词",认为"必具纪传史才乃可言古文辞",不承认韩愈等人文家正宗的地位,实则要用史学取代文学。姚鼐"天与人一"的古文理论实现了对义理、考据、辞章的统合,既重先天禀赋,更重后天的学习,立论中允,影响力也最大。     

杨时《论语解》探微

作为"闽学鼻祖"、"倡道东南"的二程弟子杨时,将《论语》视为圣学之正传,初步确立了儒家"道统"和《论语》在其中的核心经典地位。在《论语》诠释中,他非常重视求仁之学、性命之学和中庸之道的揭示和阐发。这些思想成为南宋早期道学的中心话语,不仅促进了洛学在南方的传播与发展,而且也为集理学之大成的朱熹学术体系的诞生提供了学脉渊源。     

论元代古文批评的价值取向

元代恢复科举考试之后,新一代文人登上文坛,他们代表着元代文学的发展方向。在古文创作和批评上,他们或推崇先秦两汉,或推崇唐宋,虽并未形成统一的流派,但他们的创作和批评取向对“唐宋八大家”选本的确立起了推动作用,对明代前后“七子”的古文观念以及“唐宋派”的形成都有着明显的影响。     

司马光指解本《古文孝经》的源流与演变

目前传世最早的《古文孝经》是北宋司马光《古文孝经指解》本。南宋以来凡谈《古文孝经》者都依本于此。清鲍廷博甚至将"指解本"经文提出来,冠以《宋本古文孝经》之名以与日本传《古文孝经孔传》一并行世,《四库全书》也照此收录。今人还用传世"指解本"与日本传《古文孝经》相比较,从而得出"日本传本比'指解本'时代更早、内容也更可靠"的结论。本文历考司马光《指解》的经本渊源及其流传、演变等情况,并证以大足石刻《古文孝经》,认为司马光《指解》传至南宋宁宗时,被人与范祖禹《古文孝经说》、唐玄宗《今文孝经注》合并,合编时对《古文孝经》进行大肆改篡,使"古文"原貌尽失,并造成误注为经(《谏诤》章"言之不通也")的现象。后人用传世"指解本"作今、古文《孝经》比较、特别是用来进行后出《古文孝经孔传》真伪研究,是非常靠不住的。     

孔壁古文与中秘古文

本文承继陈梦家先生对“孔壁古文”问题的研究成果，重点研究了“中秘古文”与“孔壁古文”两者之关系以及刘歆伪造“孔壁古文说”之原因，并得出“孔壁古文”就是“中秘古文”，同时也就是“河间古文”之结论     

斫雕复朴,风流自得——论独孤及的序文创作

独孤及,一位名噪中唐却寂寥于后世的古文家,其古文创作在韩愈、柳宗元之前,已斫雕为朴,复归先秦两汉之风,为古文大行其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独孤及的序文创作在内容、形式以及表现手法上都有突出特点而风流自得。     

论宋代时文的"以古文为法"

明、清两代影响很大的“以古文为时文”的口号,其源头是北宋人唐庚提出的时文“以古文为法”。“以古文为法”在南宋引发了回归欧、苏的潮流,并通过古文评点的方式引导时文写作,造就了乾道、淳熙时期时文发展的高峰。但同时,时文取法古文的是纯文法、技法,这又是严重的缺陷。     

论桐城派对骈文的态度

在文学观念和学术思想等因素的影响下,桐城派对骈文的态度因人而异、因时而变。先驱者戴名世、方苞等关注时文对古文空间的挤压,主张复三代秦汉经史类"古文",对诗词、四六等"艺"都比较轻视、冷漠。创始者姚鼐在乾嘉汉学兴盛与骈文复兴的背景下,关注骈文,虽然对六朝藻丽俳语颇有微词,但对骈文文体本身并不轻视,对好友的骈文成就加以肯定。桐城后学,包括姚门弟子和曾国藩等,理解并接受骈文,他们不仅在骈散对举的话语体系中探究骈文的功能、特征、风格等,有的还喜爱骈文,创作骈文。整体上,桐城派主张文章以"道"、"理"、"气"而不是以骈体之"辞"来定高卑优劣。桐城派对骈文态度的演变,为现代文章学体系的建立提供了重要参考。     

当代史的书写:1789年后章学诚对古文的界定

1789年后,章学诚开始频繁立古文之目,提倡古文。章氏追求的古文,就是承《春秋》家学之史文。该文通过对《史德》篇的解读,探讨章学诚对《春秋》家学的新理解。章氏对韩愈的批评,体现了他对古文介入当代史书写的复杂性的思考。     

重构记忆：论宋元时期韩柳散文典范性的生成

宋元知识阶层对韩柳散文典范价值的诠释,是对唐代文学记忆的重构和对文学史的重新认知。在文章学兴起的南宋时期,多部文章选本在理学思想的引领下,将对唐代散文的考察聚焦于韩柳两家。各类选本与"文话"对韩柳文章在语言运用、篇章结构等方面的写作技法做了充分提炼,对其传承自前代文章及影响宋代散文的要素亦有精细探研。在儒学转型的文化语境中,韩愈散文的典范性经反复辨析后得到重估。柳宗元散文的史学价值经北宋古文家发现,并在知识精英的群体中得到普遍认可。韩柳散文的并称,体现了宋元儒学精英并重经史的知识教育思想与兼容多种个性的审美好尚;韩柳与北宋六家散文的整合,完成了"唐宋八大家"体系的建构,也为这个以宋学为基础要素的经典系统明确了内容与风格的本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