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麓书院藏秦简（四）》札记四则

《岳麓书院藏秦简（四）》中的“入僕”（简30）、“问其入”（简260）、“坐辠入”（简274）,当分别改释为“人僕”、“问其人”、“坐辠人”;简140—141“入?”当释为“人?”;简93—94“审而数”当为谓词性连谓短语,“而”为连词,表并列,“数”用作动词,当即简文所言“作其数”;简364—365之“两敦”当读为“两端”,“以枲坚约两敦（端）”义指用麻绳紧紧地捆缚（槥的）两端。     

“不过”的主观性与交互主观性建构

“过”在古代汉语中是谓词性成分,表示“时间、空间距离上的经过”,突显客观义。“不过”是否定词“不”与“过”构成的否定结构,前后属状中关系。在语言使用过程中,“不过”发生了词汇化,由“不超过某一限制”引申出“仅仅”、“只”等表示说话人态度、情感的主观义。在前后小句语义方向不一致的语境中,“不过”衍推出转折义,由副词转变为连词,是说话人用以调控听话人认知状态的语言手段,体现交互主观性。从否定结构到副词再到连词,“不过”经历了一个主观性与交互主观性建构的过程。     

中庸政治思想解读：基于“位”“功”的视角

“中”,从圭表、旗表意义演化为权力、权位的象征。周武王、周公之时,又把地理意义上的“中”（即国土正中）糅合进来,进一步强化了“中”的“位”义。“庸”具“功”义,且在春秋时期相当流行。孔子把“中”“庸”融合为“中庸”,成为新思想。所谓“中庸”,从政治层面而言,即指执政的君子通过“中”位（王权、王位）,心怀诚敬,交通天人,调和上下,选贤任能,以“建立民功”为最重要的“德”,从而实现政通人和,政统长永。简言之,中庸即是以位求功,以功保位,“德”“位”“功”合而为一的治国理政之道。     

《石仓契约》字词考校八则

“蓬”并非“降”的异体字,而是石仓方言口语,为丛、堆义;“崩蓬”为崩塌的土石堆义。“达断”并非到达实地确定义,“达”当同“踏”,“踏断”为实地勘察并作出判定义。“的”通“待”(如“的至”),又通“代”(如“的笔”),又通“嫡”(如“的叔”、“的侄”),又通“滴”(如“的水”)。“二比”并非“二相”之误,而是近代口语词,为双方义,与“两造”、“两身”义近。“芳荒地义。“峎”为“岗”的方言记音字,为山脊义。“血”有嫡、亲义,“血业”即谓嫡子嫡孙相传的产业。“粮迫”并非“两迫”之误,“粮”为税粮义,“粮迫”为税粮逼迫义。     

西周金文中“休”的词义和句法

西周金文中“赐休”、“休赐”的“休”,学者们多解释为赐予义,而解释为休美、嘉美、嘉奖义更合适;句法方面,特别是当“休”作动词时,学者们对其词性、意义、断句等方面存在分歧,尚须结合西周金文“休”出现的整体语境、铭文的意义以及语法,作出合理的判断。     

《论语》词语考释五则

 以传统小学结合现代语言学,以解决古籍中的疑难问题,是解决古书疑难问题的康庄大道。本文为用此方法解决《论语》疑难词语的若干例子。《为政篇》之“父母唯其疾之忧”是父母忧孝子之意;因为《论语》时代的语料中,“主语＋用代词复指的宾语前置句”,其主语全都是施事主语,未见一例是受事主语。《八佾篇》之“其如示诸斯乎”的“示”是“指示”之意,而非假借为“置”;“示”和“置”带宾语的情况表明“示”如字读较为恰当。《里仁篇》之“劳而不怨”的“劳”是“勤苦”之意而非“忧”意,因为那时“劳”并无“忧”的义位。《雍也篇》之“则吾必在汶上矣”,“汶上”为汶水两岸而非汶水之北,先秦典籍中凡言某水上均指该水两岸。《子罕篇》之“空空如也”的“空空”是叠音形容词而非形容词叠用,即是所谓连绵词,同“悾悾”,而非“什么都没有”;因为形容词叠用的语法形式表达程度加深的语法意义,在《论语》时代是罕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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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同义词之“同”

同义词之“同”指什么,近五十年来纷争不一。从古汉语同义词的构组、立义、辨异的辨析过程看,有两种做法：一种是以词义为单位,持“一义相同”说,力求构组的系统性,立义的单一性,细辨一义的同中之异;一种是以词为单位,持“近义”说,“多义相同”说,将辨析变为多义词的横向比较。前者可获得有价值的辨析成果,后者繁杂、平庸,无可观的成果。因此,同义词之“同”,只能指一义相同。“近义”说、“多义相同”说皆当废弃。     

“声诗”传统与现代解诗学的“声解”理论建构

传统中国抒情诗一向被称为“乐诗”,古典诗学解释学也素有“以声解诗”的传统,然而由于口语白话诗的兴起、西洋诗的渗入及重义轻读等因素的影响,这一传统在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冲击之下遭遇了“断裂”的命运,因此,如何重建新诗的声音解释学成为摆在新诗面前的重要理论课题。现代诗论家的探索告诉我们,借助于传统诗学资源,至少可以从“以声观志”、“因声寻义”、“同调同感”、“缘声入神”以及新诗解释的戏剧化等若干层面,重构现代诗学的“声解”体系。     

关于《文选》分体之三十九类说与其研究方法问题

《文选》分体原既有“移”,亦有“难”,即其所分本为“三十九类”。今存《文选》,无论是李善注与“六臣注”之种种宋刻本无“移”、“难”,还是“五臣注”之陈八郎本与朝鲜正德本缺“符命”、“史述赞”,均为流传过程中所造成的。从“史”之角度说,日本学者斯波六郎之贡献不应被遗忘,尽管其《九条本文选解说》未提及《文选》的分体如何。从方法论的层面上说,研究《文选》分体,需结合“显内证”与“潜内证”,而后者只有在《文选》为正常完成之书这一前提下才具有必然意义;所依证据,当先“验”其有无问题;不要将两回事当一回事,并需注意从出发处辨“路向”。     

以“达”为尊，既“信”且“雅”

严复并未对自己提出的“信、达、雅”进行严谨、明确的界定和阐释,实际上,“信、达、雅”只是三个笼统而抽象的概念,具体到如何理解、运用,往概念中填充什么内容,如何将这些内容（或准则）应用于翻译实践,则见仁见智;而对严复译论的各家争鸣,便缘出于此,其中不乏无意（或有意）的误读与曲解。欲探严复心中的“信、达、雅”究竟是何种境界,须辨析其“译例言”,兼顾其翻译实操,以免望文生义。严复认为,翻译应该既“信”且“达”,但是,求“达”弃“信”,固不可取。其言下之逻辑乃是：1.既“信”且“达”,而“达”至重;2.“信”未必“达”,“达”则必“信”;3.“雅”有助于“信”、“达”,使译作“行远”。若以一言蔽之,即：以“达”为尊,既“信”且“雅”。     

湘潭方言的体标记“羾得N”和“在N”

“羾得N”和“在N”同为湖南湘潭方言中的体标记。其中“羾”与“在”都能作动词、介词,前者强调动态义,只能接处所宾语,不能接时间宾语,后者则可接处所或时间宾语。比较“羾得N”和“在N”,前者在句法配置上只能位于动词性结构之前,语义上只表进行义,语用功能上多用于随意场合,虚化程度较低;后者则可以位于动词性结构之前或之后,可表进行义或持续义,语用场合不限,虚化程度比前者稍高。     

论老庄自然审美人格

在老庄道家思想体系中,“自然”一词的基本意义是自然而然,自己如此,自己如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既是宇宙世界的根本规律,更是人类社会的根本规律。在老庄道家人生哲学和美学中,“道法自然”落实为“人法自然”,就是人按照事物的本来样子和人自己的本来样子来理解人性,规范人生,造就一种自然审美人格。这种自然审美人格,从消极方面言,是“莫之命”,“不敢为”,“莫之为”;从积极方面言,是“常自然”,“辅万物之自然”,“常因自然”,“顺物自然”。这样一种非同凡响的自然审美人格,其立足点,不在现实社会,而在幻想的“广漠之野”,“无何有之乡”。     

“新批评”在中国的早期译介研究

“新批评”在中国的早期译介是“新批评”与中国文学关系研究的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在一定的契机下,中国学者开始译介“新批评”,主要集中在艾略特、瑞恰慈作品的翻译与介绍上;通过展示早期译介的基本状况,对“新批评”引入中国的文化语境及译介策略进行反思。     

西周史墙盘铭新释

通过对西周重器史墙盘铭文中三处争议较多的字句进行考释,可知:（1）“髟伐尸（夷）童”中的“髟伐”应读为“剽伐”或“摽伐”,为近义连文,与西周金文的“敦伐”、“撲伐”、“搏伐”等同例;（2）“〖XC01陈斯鹏-1.bmp;E+3.598mm。3.463mm,JZ〗尹〖XC01陈斯鹏-2.bmp;E+3.778mm。3.471mm,JZ〗彊”应读为“万尹亿疆”,“万尹”言各类职务长官之多,“亿疆”言国土疆域之广;（3）“岁〖XC01陈斯鹏-3.bmp;E+3.688mm。3.418mm,JZ〗隹（唯）辟”的“辟”从用字习惯看不宜作开辟解,而应训作“治”、“理”、“法”。     

清商乐三题

自清儒以来学界多认为“侧调”亦即“瑟调”,但这种说法和传世多种史料的记载相矛盾,通过辨析可知,“侧调即瑟调”一说是难以成立的。另外,清商乐的表演者一向被认为是“女乐”,这种说法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但并不完整;因据史载,相和曲以及清商新声都有男性演唱的例子。再则,曾有学者认为“作《女儿子》”是戏剧“妆旦”演出中的一种,这也与事实不符,实际上只是“演奏《女儿子》这首清商曲”的意思。以上三个问题的辨明,对于中古诗歌史、音乐史、戏剧史研究或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君子恶居下流

水之下流,于儒家只是污秽之所集而不容沾染,于老子则蕴含着“卑下”之根本义。在水之顺流与逆流之间,老子对应于争与不争而持守于顺流而下的“不争”立场,儒家则以“义”统摄兼取水之流下与力争上游。老子对于“处众人之所恶”的卑下之义处理得相当高明,但顺流而下的用心却是弃众人而不顾。儒家主张“君子恶居下流”,同时包含着修身的勉强工夫和固守于人世之中引领百姓的担当精神。     

说“句”

“句”字在中古有两读,一曰“古侯切”,一曰“九遇切”。读为“古侯切”者即所谓“句曲”之“句”(或作“鉤”,后世改为“勾”,“钩”等),读为“九遇切”者即所谓“章句”之“句”。读为“钩”者是其本音,对此几乎无人怀疑,然而对其字形构造和本义,《说文》家们的意见则颇有分岐。《说文》句部曰:“句,曲也,从口丩声”。从目前的材料来看,各家都接受许氏“曲也”的说解,但对“句”字形体构造的分析,以及对“曲”的具体涵义的理解,则有四种不同看法。其一,可以段玉裁为代表,在《说文解字注》中,他没有对“从口丩声”提出异议,同时认为“句曲”是其本义,“章句”之“句”是后起义,取其“稽留可钩乙”之意。其二,可以朱骏声为代表,他的《说文通训定声》在“句”字的释义方     

“春秋笔法”与《红楼梦》审美接受

措词用语以简约、隐晦为尚的“春秋笔法”,赋予文本以巨大的阐释空间,其“微言大义”的话语解读模式及其意义建构方式,为文本阐释打开了一条通向无穷生命力的门径。《红楼梦》之所以能焕发出持久不息的艺术魅力,就与它对“春秋笔法”的娴熟运用密切相关,是“春秋笔法”造就了《红楼梦》文本的开放性。正因尚简用晦的“春秋笔法”为读者的审美创造提供了自由,所以这便导致了《红楼梦》接受过程中出现了两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主题阐释的多元性和某些人物性格解读的争议性。至于红学史上索隐派的长盛不衰,也与深婉隐曲的“春秋笔法”不无关系。     

生育水平下降的“实在空间”与“观念空间”

中国“人口瓶颈”的消除并非是把人口稳定在15亿左右,而在于实施“人口负增长战略”,分三阶段将人口总量降至3-4亿的小规模态。中国人口生育水平的下降既有其“实在空间”---“尺度空间”、“结构空间”、“政策空间”和“比较空间”,又有其通过提高认知在较大程度上可消解的“观念空间”。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发展问题和环境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人口问题;可持续发展需要一个与环境保持低位均衡的“小人口”,而非能为土地生产力支持的“适度人口”;人口数量控制对年龄结构调整的优先性是层级-尺度理论的规定;市场并非万能的,而需要具有约束力的计划生育;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并不必然与“政策挤压”形成的狭小“生育空间”相联系;稳定低生育水平不是“东稳西降”,而必须“东西同降”。     

原儒杂俎

“儒”字的古文正确写法当为“”,其造字理据为“浸润于天的人”,意即前人所揭示的“通天地人曰儒”.这与孔子所说的“吾道一以贯之”的体悟“中正之心”的“忠恕”之道是完全一致的,而宋代道学家们在整合佛老百家学术思想基础上所建立的“理”本论思想,也正是对作为“心之中正”的儒道本体论的进一步具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