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小说话”与《红楼梦》文学经典的建构

现代“小说话”不仅关注《红楼梦》的文化典范价值,而且将《红楼梦》当作重要的文学经典作品;不仅从小说类型归纳与小说史定位来强调《红楼梦》的文学经典性,而且基于现代文化语境发掘出《红楼梦》新的审美意义。这是现代“小说话”批评者对《红楼梦》阅读“体验”后,意图与文本进行怡然自得交流的体现。作为一种批评与阅读媒介,现代“小说话”不仅对传统小说的现代接受有着重要的推进作用,而且能够揭示彼时小说批评的新原则与新意义导向的文化必然性。     

历史与文学互动中的《红楼梦》——以翦伯赞的《红楼梦》研究为中心

翦伯赞的《红楼梦》研究是以1954年对胡适思想的第二次批判和这一时期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为学术背景的,他运用唯物史观分析《红楼梦》的主题思想,由考察18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经济的性质入手,着重强调小说中反映的资本主义萌芽下新的市民阶层的要求.他与他所批判的胡适的红学研究都是借助于历史学的观念和方法,但是不同于胡适的“考证”红学对小说主题做出的只是一部家史的概括,他认为《红楼梦》是18世纪上丰期中国历史的缩影;虽与李希凡、邓拓等为红学界同归入持“市民说”学者之列,然而不同于后者以《红楼梦》中的阶级批判性以及市民思想的体现为中心的有的放矢似的论述,翦伯赞把“阶级斗争”纳入到对社会形态的整体考察之中,相比较而言他在《红楼梦》研究中对于唯物史观的运用更为成熟.     

《中国新文学大系》与现代乡土小说研究及其经典化

《中国新文学大系》作为“整理、保存、评价”五四文学的重要选本,推进了现代乡土小说经典化以及乡土批评与研究。继1920年代周作人、茅盾等引进、界说“地方色”“乡土艺术”等概念后,《大系》最终确立了作为类型研究的“乡土文学”这一理论术语,也呈现出鲁迅与茅盾对此的认识差异。《大系》对乡土小说文本的遴选、《导言》的批评推介以及《史料卷》对乡土小说家的评价,成为以后现代文学史叙事和相关研究的重要依凭。从《大系》可以看出编选者审美观与文学史观的异同,其中某些遮蔽、局限或偏见恰恰体现出“五四”一代在1930年代新的文化权力场中,借助经典遴选对新文学正统地位以及知识分子文化身份的重新确认。     

伊藤漱平《红楼梦》译介的红学启示——兼论《红楼梦》成功译介的前提与意义

日本学者伊藤漱平为《红楼梦》的译介与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他对《红楼梦》的考证研究、对中国红学新成果的关注,以及对日本红学动态的把握,都为译介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他运用归化法,在译文中体现出易于日本读者接受的亲切风貌,大力推动了《红楼梦》在日本的传播。伊藤漱平的译介经历与成果对于《红楼梦》的译介具有很大的启示意义。     

一个版本引发的一场变革

在红学史上,从18世纪中叶脂砚斋评点《红楼梦》到20世纪20年代“新红学”诞生前的《红楼梦》研究,学界统称“旧红学”。由“旧红学”到“新红学”的变革,《红楼梦》“甲戌本”的发现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那是1927年,胡适偶然购得一部仅残存 16回的《红楼梦》早期稿本过录本,书题《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因为第一回楔子中称此本经“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故称“甲戌本”。这个抄本的发现在学界引起了轰动,之所以如此,     

强合则两贤相阨 利导则两美相得——兼论《人间词话》的批评文体价值

《红楼梦评论》和《人间词话》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令人瞩目。本文从批评文体的角度进行观照,认为它们的文体皆是王国维自觉批评意识下的主动选择,指出《红楼梦评论》的颇受指摘与《人间词话》的备受赞誉与它们使用的文体密切相关,并从正面比较和反面假设中揭示《人间词话》的文体价值。     

20世纪的“红学”:解读、反思与展望(上)

20世纪的“红学” ,与“莎学”、“浮学”一样 ,在世界美学史上具有独特地位与价值。从胡适“红学”范式开始 ,便延续着反 1 2 0回的《红楼梦》的基本思想。“红学”的真正意义 ,应以主题学为骨干 ,涵盖作者学与版本学。曹雪芹是 1 2 0回《红楼梦》的真正作者。高鹗续书说不能成立。王国维的“红学”范式 ,是新红学的创始模式。美学批评学、文艺心理学、史学索隐学、文学考证学等学问为“红学”的研究拓展了无限的空间 ,形成了学派林立、百家争鸣的繁荣显学文化。《红楼梦》从“真事隐去”说 ,说是南京梦 ;从“假语村言”说 ,即是北京梦。 2 1世纪的红学 ,不是反对《红楼梦》 ,而是支持《红楼梦》的     

《红楼梦》与精神分析

《红楼梦》自问世以来,不少学者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对文本进行了考证、研究和解读,并取得了很大成绩。本文试图用精神分析学的里比多说———创作动因、无意识心理说———创作活动和创作过程、俄狄浦斯情结———批评方法以及升华说———人物的塑造这些方面来阐释《红楼梦》文本,从心理学角度发掘其更深层次的意义和价值。     

《人间词话》与《红楼梦评论》诗学意义之比较

《人间词话》与《红楼梦评论》不仅是中国现代诗学的开端,而且都是从根本上改变传统文论形态的诗学文本。“红楼”痴情,“人间”寸心,同系于叩开中国现代诗学之门。这是《红楼梦评论》和《人间词话》在中国文论史上的共同意义和价值。《红楼梦评论》阐释的是一种新的文学观,而《人间词话》所演绎的则是一种新的鉴赏批评标准,这是二者诗学意义的差别。     

再创造过程即研究过程——改编《红楼梦》剧本的体会

一 《红楼梦》研究经历了一条迂回曲折的道路,从蔡元培的索隐到胡适的专致考证,是一大进展。虽然胡适的考证只停留于对作者和作品版本的考查证据,追求实验;但仍应承认胡适的科学态度,对《红楼梦》研究工作是有贡献的。即使蔡元培的索隐,尽管充满唯心主义的主观臆断,牵强附会,而他那探索《红楼梦》的社会意义、政治意义的精神,也是值得肯定的。直至新中国建国以后,《红楼梦》研究才开始掌握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方法,研究工作者才有了正确的     

关于曹雪芹实名为严绳孙的考证

《红楼梦》的作者是谁?本文通过对署名曹雪芹的作者的生卒年代,《红楼梦》与《秣陵春》的渊源,严绳孙的出身历史和他与吴梅村的关系等方面的考证,得出严绳孙托名曹雪芹创作了《红楼梦》的结论。     

说“解梦”话“猜谜”

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节目连续播送《红楼梦》讲座,“解其中味”。而有人就批评“解味”者是“猜谜”。被批评者总不正面回应“猜谜”之法对与不对。我则认为“猜谜”也是“解谜”,是研究《红楼梦》及其一切谜书、奇书的必由之法,舍此别无他路。     

泰戈尔《沉船》国内评论撮要

20世纪80年代以前对于泰戈尔的评论,由于受到单一的社会政治批评方法的局限,国内评者一般者是以自己所处时代的社会意识形态倾向为标准进行取舍,认为反映“印度梵社”与“新印度教”围绕民族独立和国家前途而展开激烈宗教斗争的《戈拉》,是泰戈尔长篇小说之中最重要的作品.20世纪80年代后期尤其是90年代以后,有部分评论者逐渐突破庸俗社会学方法的局限,抛弃以前那种简单套用社会政治概念、范畴,将之作为定性标签往作家和作品身上乱贴的公式化批评方法,力图对作家思想与创作,作品内容与形式进行学术层面的思索.正是在这研究观念更新的情势下,有部分研究者认为与《戈拉》相比较而言,从作品的文化内涵和艺术特色的视角来看,《沉船》才是泰戈尔长篇小说最重要的代表作.为促使国内东方文学学者对《沉船》的研究向纵深方向推进,本文如次将国内的《沉船》评论成果作一简要介绍,以表明这一专题已有的研究水准和应有的努力方向.《沉船》创作于1902年,1903年在《班加·达逊日报》连载发表,1906年作为单行本出版.小说的基本内容是罗梅西与汉娜丽妮这对情人,纳里纳克夏与卡玛娜这对夫妻之间悲欢离合的故事.小说的序幕由沉船这个偶然事故拉开.行将毕业的法科大学优等生罗梅西与同学卓健德拉的妹妹汉娜丽妮陷入深     

赫胥黎“存疑主义”对胡适小说研究的影响——以胡适《水浒传》、《红楼梦》考证为例

"存疑主义"是胡适在清代朴学的基础上,从赫胥黎自创的Agnosticism这个概念中截取的方法。这种方法在胡适对《水浒传》和《红楼梦》的考证中一直发挥着提纲挈领的作用,尤其是他的《〈水浒传〉考证》、《〈水浒传〉后考》、《百二十回〈忠义水浒传〉序》、《〈红楼梦〉考证》和《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等重要论著,其写作过程和文章结构无不是"存疑主义"这一学术方法的体现。这种方法在胡适对白话小说文字的研究中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意义。     

近人易学研究之路径检视

近人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至80年代之间所做的易学研究与社会语境变迁具有一定的内在关联。他们打破经学垄断,继承发展疑古之风;还原历史,创新史料学研究;结合实际,注重古籍考证;借鉴西学,汲取新的方法论指导。“疑古”、“还原”、“考证”和“借鉴”是近人的易学研究的关键词,他们的研究路径可为21世纪的易学研究提供指导。     

转型期中国文化现状的全景透视--评《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

由著名学者、作家李陀主编的“当代大众文化批评丛书”之一北京大学戴锦华教授的《隐形书写—— 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 ),是一本研究我国 90年代文化的最新理论著作。它以宏阔的理论视界,面对 90年代中国社会的巨大转型,针对当代大众文化的现状和未来走向,为我们描述、阐释了全球一体化景观中我国文化发展的地形图。可以说,这本书既是对转型期中国文化现状的全景透视,同时,也为逐渐建立适应现代中国实际的文化理论研究和方法寻找到一条新的路径。 应该说,以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作为文化研究的对象,这本…     

马克思主义的《红楼梦》研究究竟始于何时?——当代红学史的一个小问题

刘梦溪在《内蒙古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上发表的文章《红学五题》中的第五节《马克思主义与红学》,有这样一段话:“我们通常有一种说法,从一九五四年批评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研究》以后,开始了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红楼梦》。这种说法对不对呢?我认为是对的。因为在一九五四年之前,《红楼梦》研究的主导的观点和方法,不是马克思主义的……。” 国内两本“红学史”专著,一本是郭豫适的《红     

观念与方法:百年红学的启示

20世纪的红学呈现为一种无时序状态,其实质乃是连续不断的观念之争与方法之争索隐派红学由于观念和方法上的失误导致了对《红楼梦》的曲解,新红学刚以其科学的考证方法为红学发展开辟了新的局面。随着观念与方法的不断变换与更新,对《红楼梦》文本意义的剖析也逐渐引向深入。在21世纪即将到来之际,能否运用科学的观念与方法,成为红学发展的关键。     

略论《红楼梦》的主题问题

《红楼梦》研究是一门显学。新红学差不多走了一条考证的道路,主要研究曹雪芹和贾宝玉的关系。《红楼梦》主题很复杂,而不应该只有单一的解说。《红楼梦》主题研究应该是本体研究,前人给我们做了很多论述,这些论述值得综述。     

对红学未来的探讨

在首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上,与会者满怀信心地探索了红学的未来。红学家周汝昌在会上首先提出《庄子》分为“内篇”、“外篇”,红学研究也可分为“内学”和“外学”。“内学”的研究,以作品本身为主,也包括版本问题。至于“外学”,则包括时代背景、历史、作者等等。台湾省红学家潘重规指出:“‘内学’是《红楼梦》的精神内涵,这种内在精神可以在自己内心产生力量。如何确定这股精神内涵的对错,则有赖‘外学’的种种考证来加以印证和确认。”耶鲁大学余英时教授认为“内学”、“外学”似乎有轻重之别,应该是“内外兼修”,“内圣外王”才对。威斯康星大学红学家周策纵提出《红楼梦》还可分“内务”、“外务”和“内行”、“外行”。赵冈先生是经济专家,《红楼梦》研究对他就是“外务”,而周汝昌一辈子钻研《红楼梦》,红学对他就是“内务”了。他还指出有许多喜欢《红楼梦》的“外行”,也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