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理人还是管家——基于双重嵌入视角的家族企业行为及绩效研究

家族企业往往以代理人和管家两个对立的角色出现在文献中,但两者皆难以准确刻画现实中家族企业的行为和绩效.通过引入社会嵌入理论,从微观上“企业如何嵌入家族”和宏观上“家族如何嵌入社会”的双重视角来探析这一问题:微观上企业主要在认知、关系和权力三个维度嵌入家族,但家族对企业行为和绩效的影响具有状态依存性,取决于由上述三维嵌入而产生的“家族治理情境”,宏观上家族主要在法律与规制、政治结构和社会文化维度嵌入社会;微观层面“企业如何嵌入家族”决定了家族影响企业的性质(或导向)及绩效,而宏观层面“家族如何嵌入社会”则很大程度决定了微观层面“企业如何嵌入家族”.当前国内家族企业治理的优化离不开家族治理的优化,而外部广义治理环境的改善是实现企业治理优化和家族治理优化的基础.     

家族商号传承与治理制度的演变——-以胡开文墨业“分产不分业”为例

“诸子均分”的继承传统常被认为是造成中国家族企业“富不过三代”的重要原因,但实际上中国历史上并不乏长寿家族商号。基于史料,通过从制度层面深入分析延续近两百年、实现家族内部数代传承的胡开文墨业案例,可知“分产不分业”的继承模式是胡氏家族商号实现数代传承的重要原因,这种传承模式是在资本诸子“均分”的前提下,商号的经营实行“不分”,实际上实现了家族商号的“单传”。这种传承模式在明清商人家族中并非个例,其形成有着制度和非制度两方面的因素。“分产不分业”本质上在产权层面实现了所有权和经营权一定程度上的分离,进而促进了合伙制和聘用代理人等有利于传承的制度的形成,这是历史上中国家族企业现代性的体现。     

跨界环境污染区域共同治理框架研究——新区域主义的分析视角

新区域主义为跨界环境污染区域共同治理提供了一个包括“谁治理”“治理什么”“怎样治理”“治理绩效是什么”等内容在内的分析框架。基于新区域主义分析视角,我们认为跨界环境污染区域共同治理主体是多元的、治理对象主要是跨界水污染和大气污染,应当建立跨界环境污染区域共同治理模式和治理网络、治理绩效包括经济绩效、社会绩效、生态绩效和综合绩效等。     

组织模块性、知识基础与创新绩效————以动态能力为中介变量的实证研究

目前国内的自主创新能力研究通常将我国企业缺乏自主创新归因于 “自主创新能力”不足,而这就会陷入“能力解释能力”的困境,为此就不能仅从组织行为及其结果的层面上探讨创新能力,而需要从微观的层次上分析企业创新活动所赖以支撑的能力基础。以我国高新技术企业为样本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动态能力是企业创新活动的能力基础,而组织模块性和知识基础分别是企业动态能力的结构基础和认知基础,动态能力在组织模块性和创新绩效、知识基础和创新绩效之间具有中介作用。     

统合治理”模式下的高廉政风险及其制约监督研究

“统合治理”是指地方政府在城市化过程中利用公司化平台进行经营性运作的治理模式,其典型的组织化治理工具是“管委会-公司”架构的政府项目平台。“统合治理”模式具有较高的治理绩效,但随之而来的是公权力“遁入私法”现象,从而导致廉政风险不断增加。公权力“遁入私法”在一定程度上绕过了一统体制下自上而下的制度约束,激发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自主性,并使其经济权力得以扩张;但同时由于制约与监督制度未能有效构建,导致权力失控危险增加,集中体现在公权力可以在政府与企业的双重身份中切换,使公权力能够借由“遁入私法”的方式摆脱传统的控权制度。“统合治理”模式能否避免高廉政风险并继续保持较高的治理绩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现有制约监督机制的重构。     

公法与私法的维度考察及其理念分野

长期以来,学者们针对公法、私法的区分提出了众多理论,但无论哪一种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不周延的问题。本文试通过对“公”与“私”两种领域的维度考察,在理念的高度探讨了公法与私法的分野问题。实际上,“公”是一个表征“公众”的概念,而“公众”并不一定意味着“国家”。相应的,“私”是一个表征与“公众”相对应的私人领域的概念。随着社会的发展,个人主义逐步突破城邦和家庭的桎梏,才得以在私法中确立其最终价值。公法与私法维度的差异,决定了二者在价值上的不同取向,从而决定了二者的性格差异。     

论农村留守儿童“隐性违法”的伦理治理

农村留守儿童“隐性违法”是一个人们未曾关注到的法律隐蔽角落。它具有侵财性、盲目性、偶发性、暴力性、混杂性和易衍化性等特征明显,主要是由农村社会环境的“灰色化”、留守家庭功能的“失常化”以及教育管理层面的“放任化”等因素综合所致,现已成为了一个棘手的社会治理难题。从伦理治理的维度出发,通过加强家庭、学校和社会的伦理关怀,弥补留守儿童亲情缺失,为留守儿童创造良好的社会化环境,从而为预防、控制和减少留守儿童隐性违法行为发生提供有效途径。     

“富二代”大学生群体形成的差异论分析

从差异论的视角分析,“富二代”大学生是社会差异化的必然结果,是社会求异思维时期的必然产物。由于儒家思想中“家本位”观点,使中国的企业经营管理方式形成了由家族成员治理的模式,“富二代”大学生群体得以形成。“富二代”以其群体个性张扬的“富人”特征而与所谓“穷二代”大学生形成巨大反差,这种大学生群体之间的差异,是当今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新课题。     

近代中国在地型社会企业的探索与创新——以张謇的“大生集团”与近代南通建设为例

 当前社会企业研究很少注意到中国近代史上久已出现的“有实无名”的社会企业和社会企业家。近代中国工业化肇始之初,基于社会文化传统和本土资源条件,孕育出具有社会企业本质特征的私人民族实业。其中,建厂于乡村地区并内嵌于本地社区建设的实业类型,可定义为“在地型社会企业”。文章以中国近代最早的社会企业家张謇所创办的社会企业“大生集团”以及其在地化建设的“南通自治”为案例,分析在地型社会企业,如何立基于本土社会,通过优化配置本地资源、充分利用在地社会资源进行资源内置化的经营,并将收益全部返还到本地区的综合建设,以实现乡土社会的“实业—教育—公益”三位一体的有效治理。 关键词：     

家族所有权和企业绩效的关系——基于沪深两地上市公司的实证

治理问题是家族企业研究中的新课题,而家族所有权则是家族企业治理中首先需要关注的。文章以沪深两地上市公司为对象,分析了家族所有权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家族控制上市公司在我国已经比较普遍,存在所有权向家族集中的趋势,但是家族所有权的介入对这些企业的绩效带来不利影响。进一步的非线性关系分析表明家族股东的持股比例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U型关系,而我国家族控制上市公司的家族所有权结构存在不合理性,平均家族持股比例接近企业绩效的最低点。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监管架构

我国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是秉持“走出去”理念,抵御当前全球非正式治理的逆全球化思潮,以及经济进入新常态和实施供给侧改革的必然选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和经济发展需要相适应的金融配套支持,然而沿线各国金融发展水平参差不齐,金融监管模式纷繁芜杂,其金融监管架构、国际合作和治理需要未雨绸缪。基于行为监管、微观和宏观审慎监管相结合的思路,应加强国际合作有效应对系统性风险,使之满足贸易开放、经济发展和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实际需要。通过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监管架构进行国际比较研究,借鉴国际金融监管的先进经验,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监管及其合作提供政策建议。     

国外家族企业女性成员研究述评

近二十年来,国内学界很少有人涉足家族企业女性成员这一研究领域, 而国外的相关研究却呈不断增长之势.从女性成员个人境遇、家族企业经营管理和传承延续的脉络视角,可将国外研究关注的问题归纳为以下三个层面: (1) 女性成员在家族企业的困境是由宏观环境和个人因素共同造成的,同时家族企业也给她们提供了进一步发展的机遇;(2) 女性组织和管理的方式更加人性化,其企业绩效受社会资本构成与婚姻状况影响,单纯财务绩效不足以全面衡量女性领导的企业;(3) 女性企业主选择女性后裔作为继承人的几率更高,而女性继承人在代际传承过程中的阻力主要来自其父母和家族内部.家族企业女性成员的处境、经营管理特点以及女性企业主的代际传承问题,应是未来颇具研究价值的课题.     

家族企业与国有企业代理成本的比较——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家族控股型及国有控股型上市公司2002-2004年的数据为样本,通过考察治理机制对企业代理成本的影响间接检验了家族企业与国有企业在代理成本上的差异。研究结果显示:在控制治理机制的影响下,家族控股公司的绩效要好于国有控股的公司;治理机制对家族控股及国有控股公司的绩效均有正向作用;治理机制对国有控股公司绩效的正向作用显著大于家族控股的公司。基于这些发现,得出家族企业的代理问题不如国有企业严重。     

企业社会责任的宏观制度逻辑——一个嵌入性企业行为的三角分析框架

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行为决定的,而企业行为是由其嵌入的社会环境体系决定的.企业是嵌入在国家、市场和社会三重结构中的历史存在物,国家、市场和社会三重力量时企业的影响决定了企业行为.企业行为取向的一元嵌入格局、二元嵌入格局到三元嵌入格局的演进,决定了企业社会责任制度不同的宏观逻辑.     

发展循环经济背景下的资源税与增值税改进探讨——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

2007年12月,“长株潭城市群”被批准为全国“两型社会”综合改革实验区,循环经济在长株潭城市群的发展,需要落实到企业层面,分税制改革以来,国家税收调控对区域经济的调节主要表现在区域支持与产业优惠上。综合改革试验区区域税收政策的“先行先试”权利,必须要结合本地区的自然资源、环境资源禀赋,在关键税种上加以改进才能诱导产业结构优化、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     

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变迁的逻辑及动力

农地产权制度变迁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核心内容。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变迁的内在逻辑主要表现为农地产权结构从“权能合一”到“两权分离”,再到“三权分离”的变动过程。农地产权制度变迁的内部动力来源于宏观层面上的原有农地产权制度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微观层面上的农地矛盾、农民的主观创造性、原有农地产权制度安排对各项权能的分配不合理而导致的较高交易费用;外部动力来自于变迁主体的动机及变迁环境。完善农地产权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需要规范政府力量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促进经济性因素在制度变迁中的推动作用,并有效发挥农民在制度变迁中的先导作用。     

亲缘关系对家族企业资产结构及绩效影响研究——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和社会情感财富理论的视角

家族企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时期正面临着新的管理问题。基于458家上市家族企业的观测数据,通过构建亲缘关系与企业绩效、资产结构的关系模型,研究了亲缘关系对家族企业资产结构及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由于代理成本的降低,相比于远亲家族成员,近亲家族成员参与经营的家族企业,其流动资产比率更高,企业的经营绩效也更好;由于社会情感财富约束的减少,相比于血亲家族成员,姻亲家族成员参与经营的家族企业也更倾向于配置流动资产,实现更好的经营绩效。因此,家族企业在引入亲缘关系时,需要考虑不同亲疏程度和身份获取方式的家族成员应该赋予的职位;在配置资产时,应该考虑向流动资产倾斜,优化企业的资产结构。     

中国家族企业契约治理模式的实证分析

通过对珠三角和长株潭地区180个家族企业问卷调查获取研究数据,运用SSPS18.0软件对中国家族企业契约治理模式进行相关性和回归分析。分析结果表明:显性契约治理模式中的市场契约和组织契约与家族企业经营绩效具有较大程度的正相关性,产权契约对家族企业经营绩效影响程度不大,而职权契约与家族企业经营绩效具有负相关性;隐性契约治理中的家族契约和关系契约对家族企业经营绩效影响不大,文化契约与家族企业经营绩效具有很大程度的正相关性。相对而言,显性契约治理模式比隐性契约治理模式对家族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更大。     

家族功能、家族契约与家族企业永续经营

家族具有传承与延续生命、感情寄托、供养等功能.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构成为一种家族契约,家族契约的优势在于利他性和责任.家族企业的本质就是家族契约的优势对企业中的要素契约劣势的部分替代,它决定了家族企业的功能是多方面的.要实现家族企业永续经营就要在家族层面和企业层面上充分发挥家族契约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