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方小太郎与近代中国——上海社科院历史所藏宗方文书阅读札记

宗方小太郎生前即是日本国内公认的有名的“支那通”,死后被官方推崇为“日本兴隆期大陆经营最重要人物之一”.自明治17年(1884)首度赴华,至大正12年(1923)在上海病逝,他在华活跃了将近40年,生前留下了数量惊人的报告书、日记、书信、诗稿、中国各地考察纪行等文字资料,后人一般统称它们为“宗方小太郎关系文书”.这一大宗文书资料现被一分为二,分别保存于日本东京、中国上海两地.文章通过对上海社科院历史所藏宗方文书的流转保存状况及文献类型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对既有研究及将来可能的研究面向,谈一些不尽成熟的看法.     

汉口乐善堂据点与《汉报》(1896-1900)——日本在华第一家舆论机关的诞生背景及编辑方针探析

《汉报》(1896—1900)是日本在华第一家舆论机关。本文根据有关史料,揭示日本在华谍报据点汉口乐善堂与该报诞生的密切关系,阐述甲午战争前后汉口乐善堂骨干成员宗方小太郎奔走游说、成功接收该报的经过及其资金来源,探讨日本人接管该报的目的与编辑方针,进而指出:该报既是应甲午战争后日本政府实施"大陆政策"的新形势而诞生,同时也是日本大陆浪人对汉口乐善堂"事业"之延伸。     

19世纪末日本的中国认识探析——以《世界之日本》杂志为中心

       摘要：  1894年至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是中日两国近代史上重要的转折点,也使整个东亚格局产生了巨大变化。面对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掀起的瓜分高潮,日本统治阶层内部出现了“支那保全论”、“支那瓜分论”两种对华政策。虽然两种政策在主张攫取最大在华利益上并不存在本质的区别,但是两种对华政策的形成是基于日本统治阶层内部对甲午战后国际形势及中国形势的不同认识。“保全论”和“瓜分论”之外,所谓第三种对华政策“日清同盟论”也曾昙花一现,成为当时日本朝野议论的焦点。与此同时,对于陷入严重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的中国,日本言论界和政界从“社会凝聚力”的角度,指出了中国衰弱的原因所在。特别是政界重镇伊藤博文为代表的日本统治阶层对中国社会的分析和认识,反过来又深刻影响了日本国内政局的发展与变化。

      

“另类”留学及交流的诸多面相——近代日本外务省第三种普通补给生留华初探

20世纪20年代日本实施的“东方文化事业”启动,但随着日本国内侵华势力的膨胀导致中日两国关系日趋紧张，该事业成为日本单方主导的对华文化事业。在此背景下，1930年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开始实施由“普通补给生”和“外务省官吏生”构成的第三种补给生制度。其中普通补给生可谓外务省最早派遣的学术型留华学生，他们以研究与中国相关的学术为目的，并带着明确的研究课题来华留学。他们在中国各大学旁听，并以私人身份或通过学会与中国学者进行学术交流，还开展了各类旅行活动，有些人在“七七事变”后直接参加了日本的侵华战争,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暴行。留学结束后，他们就职于文化、教育、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各界，遂成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活跃在中日两国间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通过提交调查报告、发表论文、出版著作等方式充当日本侵华的宣传者和帮凶。总之，近代日本外务省派遣第三种普通补给生留华是日本实施其侵略中国战略的重要环节之一。     

东亚语境中"汉字"词源考

日本学术界素有“汉字”一词由该国首创之说,最早文献为入唐僧最澄817年撰著的《照权实镜》。迄今为止,中国人或其他国家学者也未对此提出质疑。然而,早在8世纪初以前,唐僧义净的《梵语千字文》已使用“汉字”一词,时间比日本早百年以上,因此推断最澄所用“汉字”概念源自中国而非其独创。此外,在中国书法史上,“汉字”相对于魏晋以后流行的草书、行书、楷书等,指称“汉代之隶书”。然而,梵汉对译实践中产生的“汉字”及中国文字书写形体流变过程中萌生的“汉字”,均限于特殊语境及历史时期,并未演化成代指“中国文字”的泛称。清末赴日的中国官绅接触到日本语境中与“假名”对应的“汉字”概念并将之引入国内,创造出一个涵盖东亚的“汉字”新概念。     

黑水城出土宋刻《初学记》残页版本考——兼论宋元时期江南至塞外的“书籍之路”

出土刻本主要发现于丝绸之路沿线,特别是集中在敦煌、吐鲁番、黑水城三地。大量出土刻本残页的存在,说明伴随“丝绸之路”的发展,曾产生过一条以传播刻本为主的“书籍之路”。黑水城出土的一组宋刻《初学记》残页便是“书籍之路”上保存下来的具体而微的文化遗存。黑水城出土《初学记》与日藏南宋本《初学记》之间存在极为密切的版本关系,前者的刊刻地点应为福建建阳,刊刻时间的上下限在南宋绍兴四年至十七年（1134-1147）。宋元时期由江南通往塞外的西北线“书籍之路”的形成过程是中原文明向西域地区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书籍之路”在西域华化的进程中发挥过重要的历史作用。     

简论志田钾太郎与清末法制改革

志田钾太郎虽作为清末法制改革中被清政府以高薪聘请的日本法律专家,却在消极被动的心理状态之下,背负着日本政府“方便以后日本在中国开展一系列活动”的政治目的,带着对中国人的鄙视,来到清国.随后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迅速完成了其帮助清政府编纂商法典的任务.以上因素就决定了志田钾太郎在晚清的商法改革中无法发挥积极有效的指导作用.     

汉字字形叙事之管窥

董乃斌先生《论中国文学史抒情和叙事两大传统》（刊上海《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一文中提及“古老的中国文字,就是为记事--叙事而产生,而进化,而成熟的”观点,并有所示例。班固汉字“六书说”中有“象事”、“象意”两项,董说也许可与之印合。董说似还可以拓展许慎“六书说”中有关“会意”等构字法的诠释思路,为汉字学研究提供一种新的视角。故在借鉴总结前人说法的基础上,试对汉字与生俱来的象形表义、音义结合、立体叙事的特点进行粗浅解析,以回应补充董先生的观点,并说明中国文学的叙事传统之源远流长和植根之深厚。     

新加坡对华“对冲战略”的实践与失衡

面对日益崛起的中国,在2009年之前,新加坡一直奉行一种介于完全的制衡和追随之间的“对冲战略”,即新加坡在经济和外交上与中国保持深度接触,却在安全和战略上与中国保持距离,以实现风险的最小化和利益的最大化。但在2009年美国宣布重返亚太之后,新加坡对华“对冲战略”逐渐失衡,新加坡开始在经济、政治、军事三个方面追随美国制衡中国,其外交中的“联美制华”的色彩日益浓厚。新加坡对华“对冲战略”失衡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崛起给新加坡带来了巨大的体系压力,引发新加坡对中国的忧虑,而新加坡自身的脆弱性又加深这一忧虑,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诱导下,“后李光耀时代”的新加坡领导人做出了错误的战略判断,偏离了原来的对华“对冲战略”。这种失衡的“对冲战略”,导致中新关系恶化和新加坡自身的战略空间被压缩,最终损害了新加坡自身的国家利益。      

近代中国科学观发展轨迹探析————以清末民初science概念内涵的演化为中心

中国古代的“科学”一词意味着“科举之学”及“分科之学”,明治维新前后日本学者率先用“科学”翻译science并赋予其近代意蕴。清末民初伴随着“西学东渐”的潮流,国人或取道日本,或留学欧美,在传播西方文化和科学知识的过程中借鉴日本的翻译方式以“科学”指称近代science,并使其内涵不断演化和发展,其基本轨迹可归结为由侧重阐述“学术分科”观念发展到重视揭示“公理公例”之学,而科学方法论的导入及探索成为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从而推动了近代中国科学观渐趋丰富、全面,使之具备“学术分科”的形态、探求“公理公例”的主旨以及注重观察、实验和归纳的方法这三个主要方面。     

走向民间历史文献学

20世纪初,随着对民间惯习的法律调查,民间契约合同受到重视;同时,伴随着文史学界相应的观念更新,民间文献开始成为研究、典藏的对象。随着研究的深入,学界在整理利用民间历史文献的方向上产生了三个转变：在收集方面,从“文献搬家”走向了“就地保存原件、复制副本”;在整理方面,从“打散文书、内容分类”走向了“现状记录,保持文献固有系统性”;在研究方面,从“就文献论文献”走向了“结合田野调查在文献留存现场解读文献,构建多元史料群”。既有学术研究揭示出民间历史文献的特性,也积累了相当的经验,在此基础上对民间历史文献的搜集、整理、解读方法进行系统化,构建民间历史文献学将是今后该领域重要的发展方向。     

中国文学人类学历史起点中的理论问题及反思

从神话维度、剑桥神话仪式学派和弗莱神话原型理论的关联性、还有方法论方面去探究中国文学人类学的历史起点及其现代学术传统,是中国学术界在探讨中国文学人类学历史起点问题中的一种“共识”。这种“共识”既造成了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人类学”多元性研究的遮蔽,也造成了介绍台湾“文学人类学”研究状况时的某种“偏狭性”认识。中国文学人类学历史起点问题的探讨内蕴着“文学人类学是什么”的问题,只有对“文学人类学”的内涵做出较充分地解释,才能最大限度地划定其对象、疆域及范围等,中国文学人类学历史起点的问题才能够在逻辑上自洽,理论上被言说,被讨论。这就须注意“中国文学人类学”历史生成的思想史语境。     

《岳麓书院藏秦简（四）》札记四则

《岳麓书院藏秦简（四）》中的“入僕”（简30）、“问其入”（简260）、“坐辠入”（简274）,当分别改释为“人僕”、“问其人”、“坐辠人”;简140—141“入?”当释为“人?”;简93—94“审而数”当为谓词性连谓短语,“而”为连词,表并列,“数”用作动词,当即简文所言“作其数”;简364—365之“两敦”当读为“两端”,“以枲坚约两敦（端）”义指用麻绳紧紧地捆缚（槥的）两端。     

近现代“文艺”概念在中国和日本的双程流传

“文艺”概念经历了一个从汉语到日语再返回汉语的传播过程。清末民初时期,其现代含义在日本确立之后影响了中国。在日本,中江兆民译《维氏美学》之后,“艺”的指涉逐步由“技艺”转变为“艺术”,广义“文艺”的含义也相应确立;20世纪初文学批评界对文学艺术属性的提倡催生了狭义上的“文艺”,并且与“文学”重合。在中国,杂志栏目与文艺理论的输入在两个维度上规定了狭义“文艺”的含义,白话文运动对“新文艺”的提倡普及了现代“文艺”的外延,“文艺”和“文学”的重叠也伴随着“文艺思潮”概念同步输入。      

湘语“V+X+N（L）”的结构形式及来源

湖南境内湘语“V+X+N（L）”的结构形式共有四种：“V+在+N（L）”、“V+到+N（L）”，“V+体貌助词+N（L）”和“V+体貌助词+在+N（L）”。“V+体貌助词+在+N（L）”的来源于六朝时期就已常见的“（S-P）在NL”结构。     

赋与狂诗

西方学者对赋的认识存在“有韵之文”、“散文诗”、“状物诗”、“铺排的文学”、“朗诵的文学”等几个层面,其中“朗诵的文学”深入赋的本源,因此“赋”被译作“rhapsody”（狂诗）。狂诗是古希腊早期史诗的一种形态,在传播媒介上为朗诵表演,与汉赋相类。如果以原始传达方式为标准重新定义各大文类,那么赋属于“诵”,可以作为中国的“朗诵型文体”构成世界文学的一部分。对比狂诗,赋的民族性根源在于我国以诗文为主的文学传统、士人言说方式的转型以及“感物造端”的文学观念。     

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学特征空间分布地域性的再研究

当代人口学特征的民族性是民族形成、发展过程中环境影响的积淀,被深深地打上了历史环境的烙印,是一种“历史地域性”。教育水平以及为“边缘效应”“胁迫效应”所强化的人口空间分布离散度,是民族人口学特征的主要环境塑造力。地域性内涵包括相互关联的“地域趋异性”“民族趋同性”和“聚居地烙印”。对民族人口学特征空间分布地域性的论证,理论上来自地域性内涵,以及“地域因子综合作用原理”“离散效应”和“教育效应”;实证上表现为人口学特征的东（部）西（部）、（西）南（西）北差异,离散度和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显著相关,以及聚居地分类与人口学特征综合因子聚类（东部与西部）、聚居地分类与综合因子设定分类（西南与西北）之间十分显著的地域重叠度。     

20世纪初“纯文学”观的确立

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纯文学”观取代“杂文学”观的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20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纯文学”观在与“杂文学”观的冲突中日益彰显;“五四”前后,“杂文学”观受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猛烈的冲击,“纯文学”观的权威地位在学术界初步确立,但仍表现出“新旧杂糅”的特征;20年代末尤其30年代,“纯文学”观才被学术界完全接受,进而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人的文学”和“自由的文学”

二战后,面对左翼文学的强势扩张,中国大陆文学曾出现立足于“人本位或生命本位”、“文学本位或艺术本位”的“人的文学”、“自由的文学”的思潮,而这一流脉在海外华文文学中始终强劲地保存、发展着。华人身处各种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的国度中,其生存的根本性处境往往是多重的边缘,“人的文学”和“自由的文学”互为支撑,成为海外华文文学抗衡种种压力,包括“理性过度”的压力,保存发展自身的根本性力量。百年海外华文文学以数千万华人在世界各国的“边缘”经历、体验,在看重人的价值和心灵自由上不断提出新的课题,并以“人的自觉”不断推动着“文的自觉”,“文的自觉”又在捍卫文学性中深化了“人的自觉”,其“边缘性”的存在极大地丰富了“人的文学”和“自由的文学”的传统。     

“文化研究”若干问题再探——黄卓越教授访谈

黄卓越,男,1957年生,浙江临安人,文学博士,现为北京语言大学文艺学博士点学科带头人、汉学研究所所长,“BLCU 国际人文讲坛”主持人,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兼职教授、香港《亚太语文教育学报》国际咨询委员、中国古代散文研究学会副会长。至今已出版的代表性著作有《艺术心理范式》（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1 年版,韩国汉城新星出版社2003 版）、《过渡时期的文化选择》（广西教育出版社1997 年版）、《佛教与晚明文学思潮》（东方出版社1997 年版）、《明永乐至嘉靖初诗文观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年版）、《明中后期文学思想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英国文化研究：问题与事件》（合著,三联书店2011年版） 等。主编的著述与工具书有《儒学与后现代视域：中国与海外》（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从颠覆到经典--现代主义文学大家群像》（商务印书馆2007 年版）、《中国人的闲情逸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中国大书典》（中国书店1994 年版）、《中国佛教大观》（哈尔滨出版社1994 年版）等多种。承担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海外汉学与中国文论”、“ 文化的分层与文学的分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文学与政治的类型学考察”等课题研究工作。近期主要研究方向为批评史与文化研究、中国思想史研究、国际汉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