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灵宝经“元始旧经”和“新经”出世先后考释——兼对刘屹博士系列质疑的答覆

敦煌本陆修静《灵宝经目》所著录的“古灵宝经”分为“元始旧经”和“新经”两部分.中外学术界一般都认为“新经”的出世要比“元始旧经”晚.近年有学者对此提出了一系列质疑,并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对“元始旧经”和“新经”出世先后的判定,是国际学术界进行古灵宝经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它既关系到对古灵宝经文本的解读和基本教义思想的把握,亦关系到对中古道教史上一系列重大问题的不同阐释.通过考察两部“新经”,并从道教文献学和道教教义思想的传承等方面,对“新经”与“元始旧经”的出世先后及其相互关系进行更加具体的考察,从而进一步揭示了这批在中古道教史上有重大影响的古灵宝经“新经”创作并披露于世的过程.     

再论“元始旧经”和“新经”出世先后问题——兼评刘屹博士《六朝道教古灵宝经的历史学研究》

国内外学术界一般都认为古灵宝经"元始旧经"要比"新经"更早出世。近年有研究者提出了完全相反的见解。而"新经"《太上洞玄灵宝真文要解上经》在这一讨论中具有最基础也最关键的意义。将该经的神灵系统、主神观念、《灵宝五篇真文》的版本以及文本结构等问题,置于整个古灵宝经系列以及东晋南朝道教发展演变的背景中进行通盘性的考察和研究,证明该经是在多部"元始旧经"的基础上形成的。针对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分歧和争议越来越大的状况,也讨论了古灵宝经研究的基本认知和基本方法问题。     

中古道教“步虚”仪的起源与古灵宝经分类论考

中古道教“步虚”仪的起源与东晋末年“古灵宝经”《洞玄灵宝玉京山步虚经》直接相关。而该经也是一部近数十年来备受国际道教学界关注的经典。论文详细地考察了灵宝“步虚”仪形成的背景及其宗教神学意义,讨论了这部经典的文本结构及其与其他“古灵宝经”的关系。灵宝“步虚”仪的最初形成贯穿了《灵宝赤书五篇真文》的核心信仰,并且与“元始旧经”所确立的“灵宝斋法”具有不能分割的关系,该经最尊崇的经典是《灵宝赤书五篇真文》,最尊崇的主神是元始天尊。《洞玄灵宝玉京山步虚经》作为一部“元始旧经”,其文本结构也不存在后人根据较后出世的“仙公新经”重新续写的可能。敦煌本陆修静《灵宝经目》有关“元始旧经”和“新经”的分类,保持的就是古灵宝经问世之初的面貌。陆修静对此并未作任何改动。所有“古灵宝经”均为江南“葛氏道派”在不同时期所创作。学术界除了关注古灵宝经之间某些个体差异之外,应该更加重视“古灵宝经”经典系列在根本教义思想上的统一性和连贯性。     

道教“古灵宝经”中的佛教词语

经由佛经汉译这样的汉外语接触方式,汉语词汇系统增加了不少新的成瓦,六朝时期,由中国人自己创制的道教经典古灵宝经大量吸收佛教词语,显示出了语言接触中外语对汉语影响的深度。本文通过展示古灵宝经借用佛教词语的类型,说明古灵宝经所体现的佛道混合物这样的语言面貌产生的机制。     

东晋南朝之际道教对民间巫道的批判——以天师道和古灵宝经为中心

在中国道教近两千年的发展中,道教与民间巫道一直处在既相倚存又相矛盾和冲突的境地。国内外学术界以往的研究较多地强调二者的相互联系。道教其实自创立伊始即有同民间巫道的激烈矛盾和冲突。这一点尤为突出地表现在东晋南朝之际道教对民间巫道的批判,一方面反映了道教本身在这一时期的深刻变革,同时也突出了道教作为一种正规宗教的特质。     

“新写实”小说主体论

从三个方面来分析“新写实”小说的主体问题: 创作主体--坚韧的无奈、对象主体--平庸的自由、接受主体--自救的主体,以此来具现“新写实”小说别具一格的美学风范。     

南朝时代中原旧曲的“新声化”现象

南朝时代,以相和歌为代表的中原旧曲和南方新声-吴声、西曲在共存中实现着新、旧递嬗,在此种音乐背景下,旧曲显示出“新声化”趋向。音乐的“新声化”包括曲调和体式的新变,曲辞的“新声化”主要反映为曲辞内容的艳情化。中原旧曲“新声化”在乐府史上的意义体现在：延续了中原旧曲的艺术生命力;丰富了乐府诗的创作方式;显示了音乐在乐府艺术中的重要位置。     

论法国“新新小说”不动声色的叙事策略

法国“新新小说”在叙事中采用了不动声色的策略，体现在叙事视角、叙事语调、叙事语言、叙事空间和叙事节奏五个层面。在叙事视角上，“新新小说”喜欢运用“外视角”来剥除叙事者的主观情绪，即便在运用“内视角”时，也同样限制人物的情感。就叙事语调而言，作者和人物、叙事者和其叙述之间存在距离感，形成了一种中立、客观、冷峻、反讽、不带情感的叙事语调。叙事语言则体现了简化和精确两个特征，一方面叙事者将语言简化到最基本的信息，另一方面给出过度的细节描写，造成失真的效果。叙事者还喜欢描写“非人格化”的叙事空间，包括死寂的空间、迷宫般的空间和抽象空间，将空间与人物隔离开来，不再提供稳定的意义。在叙事节奏上，迫切和收敛形成紧张和平静两种节奏，造成叙事收放并存的效果。“新新小说”不动声色的叙事是对传统小说中意识形态、形式主义、本体论和心理描写的反抗，体现了当代文学的“平面”美学。     

新媒体环境下青少年亚文化的“新风格化”

青少年亚文化通过一系列符号系统表达自身独特的风格化追求,这种风格化在现代社会与新媒体结缘,新媒体环境下青少年亚文化的表达核心在于价值观的后现代性和社会观中对话语权的争夺,具体表现在个性追求和娱乐精神方面的“新风格化”。在文化意义上,这种“新风格化”与主流文化既存在着矛盾与抵抗,也存在着联系,同时,“新风格化”也在引领着新的主流文化发展的方向。     

“历史”的建构和崩溃

2006年第5期《读书》杂志发表了旷新年先生的《“当代文学”的建构和崩溃》一文,在学术界引起了较大反响。南京大学中文系文艺学专业的博士生们围绕旷新年先生的文章所论及的问题以及文章中所透露出来的学术价值观念分别从学术史、思想史、文化史等视角进行了批评与反思,本刊特选发其中4篇以飨读者,以期引起更为广泛、深入的讨论与争鸣。     

组织学的旧范式和复杂新范式

从组织哲学的视角,按纵向时间序列探索了组织学范式的发展和演进,结论认为:组织学关于机器、人和一般系统的组织哲学属于牛顿旧范式,存在诸多的缺陷和不足,导致当前组织学主流与反主流的对峙。组织学要走出这一困境,必须借鉴复杂科学,形成组织学的新范式——复杂范式,它有着不同于传统范式的组织哲学、方法论和范式特征,应该是当前组织学的替代性范式,是组织学未来的主流范式。     

“后学”与新启蒙主义的话语对抗

20世纪90年代以来，“后学”成为了中国新保守主义的一种话语资源。一些学者使用“后学”的话语理论，提出“中华性”的建设方案，对新启蒙主义的现代性立场进行解构，以本土文化的重建来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后学”的新保守主义文化姿态以及自身存在的悖论，引发了新启蒙主义者的强烈不满，导致了“后学”与新启蒙主义的话语对抗。“后学”与新启蒙主义是新时期知识分子面对现代化、西化与民族化的错综问题，所做出的两种重要的回应姿态。在全球化的时代，如何建立中华的文化形象，有效推进现代化的文化进程，以化解内外的文化、精神困境，是“后学”批评家和新启蒙主义者必须共同谋划的问题。     

“秦汉新儒学”与近现代儒学之重建

重新梳理、评价周秦两汉儒学的流变是民国学界超越经今古文之争、重建中国文化的题中要义,儒道抉择与孟荀分野,今文学方士化与改制学说成为各家判定秦汉新儒学“变质”抑或“发展”的关键。胡适认为秦汉新儒家是儒、墨、方士的糁合物,逐步宗教化,郭沫若视之为完全变质;钱穆着眼于宇宙论与人生论,认定秦汉新儒家是中国学术思想史的重要枢纽,董仲舒改制学说却误入歧途;顾颉刚认为董仲舒沿袭阴阳家系统理论提倡公羊改制,旨在彰显汉朝功业;蒙文通融会秦汉新儒学的革命精神与制度设计,以实践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化。考察民国各方学人阐释“秦汉新儒学”的分合,揭示民国学术的多元流变与各派学人的学术旨趣,当可展现沟通中西新旧的多种取径,或能在现代知识与学科体系中建构中国文化义理、制度与历史事实的有机系统,实现“能尊而有立”的文明复兴。     

论中古时期道教"三清"神灵体系的形成——以敦煌本《灵宝真文度人本行妙经》为中心的考察

道教的"三清"是指元始天尊、太上大道君和太上老君.这三位神灵都是中国道教中最主要的神灵.一千多年以来,供奉"三清"神灵的"三清殿"也是每一座正规道教宫观中最主要的建筑.然而,在道教史上,这三位神灵原来分别是中古时代不同道派或经系最主要的神灵.元始天尊是东晋末年灵宝经所创立的最高神,太上大道君是东晋中期上清经所创立的尊神,而太上老君则是东汉末年天师道所创立的最高神.文章认为,这些分属于不同道派的尊神之所以最终能构成一个完整并且影响极为深远的"三清"神灵体系,与东晋末年古灵宝经的"灵宝自然天文"的神学理论密切相关,而"三清"神灵在道教中的正式确立则在唐朝前期.文章还认为,道教"三清"的形成既代表了道教史上具有关键意义的神灵走向"体系化"和"秩序化"的趋势,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中古道教从早期道派分立、神系与教义歧异冲突,到逐步走向整合与统一的历史过程.     

组织学的牛顿旧范式和复杂新范式

从组织学的哲学、方法论、理论及其应用 4个层面切入 ,认为前 3种组织哲学属于组织学的牛顿旧范式 ,存在诸多的缺陷和不足 ,导致当前组织学主流与反主流的对峙。我们认为 ,组织学研究要走出这一困境 ,必须借鉴复杂科学 ,从而形成全新的组织学新范式———复杂范式 ,它有着不同于传统范式的组织哲学、方法论和范式特征 ,应该是当前组织学的替代性范式 ,组织学未来的主流范式     

“中国梦”：想像和建构新的认同 ——再思六十年中国电影

新中国已经建立了六十年。六十年间,中国电影和这个国家一齐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和转折。电影当然是一种娱乐和休闲的形式,但它也是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想像,是一个民族国家的重要的文化形态。在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的时刻,回顾电影发展的六十年是对于中国在20世纪后半叶到21世纪的“大历史”进程的反思和探讨的一部分,也是对于中国的认同建构重要部分的重新认知。从“公民身份”建构的角度对中国电影六十年发展历程进行简单回顾,可以提供一个新的理论思考的角度和空间,而通过对电影发展六十年的轨迹的分析可以发现和思考“中国梦”的轨迹。六十年来中国电影的道路正是中国发展道路的一部分,在中国认同的创造中,电影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电影直接参与了“新中国”的认同的创造,也直接参与了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国的发展和中国电影的发展之间相互扣连及相互依存的关系和它与“中国梦”展开的过程的关系是异常紧密的。中国电影六十年的历程有一个贯穿其中的主题,就是中国的公民身份的建构和转变的历程,也就是确立“公民”和“消费者”的同一,“英雄”与“凡人”的同一的进程,这也是一个“中国梦”展开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