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的政治改革与集权思想

秦王嬴政以雄才大略,利用周朝分封的权力空隙富国强兵,仅用九年就消灭六国,统一天下,结束了500多年的诸侯兼并、争霸战争,满足了天下苍生对于和平的渴望,居功至伟。建立秦帝国后,秦始皇采纳李斯等人的建议,废封国、行郡县,思想一律,强化皇权,杜绝了诸侯割据挑战天子的可能,也自有理由。秦皇五次出巡,刻石纪功,歌功颂德,不为无据。然而,由于封建是面双刃剑,同时具有笼络皇室子弟宗亲人心,促使他们共同拱卫家天下的积极功能,取消封建也就同时取消了诸侯藩辅中央的可能性,同时,为了维护皇帝集权,建立了庞大的官僚队伍,片面实行严刑峻法,焚书坑儒堵塞言路,大兴土木劳民伤财,从而加速了秦朝的灭亡。秦不仅亡于暴,而且亡于专。汉朝郡国并行,取二者之长,避二者之短,同时变暴政为仁政,就是吸取秦亡教训作出的明智的政治选择。     

汉代财富消费伦理与道儒思想

汉承秦制,统治者适应秦末丧乱、凋敝的现实,吸取秦亡的教训,省刑少事,轻徭薄赋,休养生息,制定了以恢复社会生产为主要目标的比较宽松的政策。这一政策从先秦以来的儒道学说中找到了理论依据,无论是司马迁的"三富论",还是董仲舒的"调匀论",也无论是道家的"无为而治",还是道教的均富思想,均是汉代财富消费伦理思想的重要体现。     

再谈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孔孟的“德治”思想主要包涵两方面的意义。其一 ,指当政者的施政措施要体现“保民”、“爱民”、“富民”、“教民”等原则 ,反对暴政和恐怖。其二 ,也是最关键之处 ,是指当政者的德性决定国家的治乱之道。至于君王以法圣贤为名 ,立一道德标准 ,推行于民众 ,以达移风易俗之目的的“德治”是荀子之主张 ,已去孔孟远矣。故儒家的“德治”思想在先秦时就已开出岔路。换言之 ,孔孟“德治”学说表现为孟子的“仁政”说 ,所谓“先王有不忍人之心 ,斯有不忍人之政”。“仁政”能否施行在于当权者本身能否定仁心。有了仁政 ,天下才能得治。这种“有德者执政”的德治思想起源于孔子 ,形成于孟子 ,而荀子则歧出。     

汉承秦制：为法立经与中国自有制度的形成

汉承秦制在中国法制史上是一个历史事实,也是中国古代学者创造的制度性概念。汉承秦制能指的是秦法制、秦政体和秦国体,其所指是作为国家制度的历史合法性。汉承秦制历史实践以“承秦”方式出现,其“表达”则以“反秦”的面貌存立,产生了秦法悖论现象。通过对“承”“造”“捃摭”“新语”“法经”等词语做出法语义学解读,揭示汉承秦制的复合法渊属性。以法为经是春秋战国时期变法者提升法律地位的立法活动,经历了铸刑鼎、尊法为经和改法为律等三种形态。秦制止于秦法,秦法之上无法。汉朝并非原原本本承袭秦制,而是通过“造《新语》”“高《春秋》”等立法活动,在国家法律规范体系中增添秦制应有而未有的儒家教义。引经入法赋予儒家经义在法律规范体系中的法律原则的功能,使儒家经义不再是法外之法,确立了中国古代法治体系内部法上之法的地位。汉家制度改变了以法为经的纯任法实践,完成了儒法共治的国家综合治理方案,确立了中国自有制度多源一体的制度框架结构。     

西汉“过秦”风潮与儒者的“王霸之辩”

汉初陆贾对秦朝灭亡原因的检讨，依托战国诸子“帝王霸亡”的叙述模式展开，着意于凸显秦政之苛暴，客观上丰富了先秦以来诸子批判暴政的历史素材。此后贾谊之《过秦》在继承诸子论政传统的同时，开始从秦统一历程的视角反思秦政之得失，初步指出秦亡于不行王道。后在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则明确强调秦政的“霸道”属性，进而将“周秦之别”作为“王霸之辩”的历史参照，从而反向论证儒家王道政治的合理性。从中可以看出，随着时代发展，西汉初年的诸子政治哲学至西汉中叶已逐渐让位于儒家五经之学，而儒家倡导“王霸之辩”的历史与学理依据也日益完善。     

陆贾新儒学“圣人”观探析

西汉初年重要的思想家、政论家陆贾在反秦,承秦,变秦的汉初国家政治学说铸造中,在君主权力论上主张“圣”即“君”、“君”即“圣”的“圣君”合一理论,使君主成为“圣化”的道德人格揩摸、思想文化“独断”者与政治军事的“独裁”者,以儒学“圣化”的道德人格与社会理论作为君主专制的工具,由此奠定以大一统君主专制为核心的内法外儒的汉代封建国家意识到封建政治学说,完成先秦儒、法诸家在汉代大一统时代的转变。     

秦王朝灭亡的原因是什么?——驳“四人帮”对秦朝历史的歪曲和篡改

秦王朝为何传至二世而亡?它的原因是什么?“四人帮”的反革命喉舌之一——罗思鼎煞有介事地宣称:“古往今来,有多少人怀着不同的政治目的探讨秦朝为什么二世而亡的问题,作出了各种各样的答案。”这番说教恰好是“四人帮”的自我暴露。“四人     

秦汉时期君臣关系性格的演化

秦末山东地区的起事表明,将民间“私性”的伦理关系彻底排斥净尽的官僚制度,极高明但不中庸,根本不可行。汉朝统治者有鉴于秦朝速亡的教训,遂“通古今之变”,既在整体上沿袭秦帝国的总体政治规模,又吸取周代宗法政治的遗意,在政治实践中尽量将帝国官僚制度的“抽象性”“公共性”与中国社会民间大量具体的“私性”关系融为一体,较好地处理了帝国时代的政治难题,保证了帝国的统一和施政的效率。     

秦朝法律思想形态的构建与瓦解——“儒法竞合”的意识形态话语解释

昔秦以法家立国称霸,承商君之刑统,采韩李之法术,构建一套法家化的意识形态。这一法律思想体系展示了“事统上法”的政法理念与统一化制度体系形影相依的法权格局,以“皆有法式”为合法性叙述,呈现出显著的“法治”面相。然而,及秦国进于秦朝之际,其政权神圣性话语失之疏阔,法治的兵刑修辞激化仇恨,于权力转化、政策转型、文化关怀方面均有疏失,未能有效解决法统困境以致重刑而亡。而在法家思想居于意识形态至尊,佐成秦治之际,儒家之学则弘扬品行德目,浸润世风,成为政法实践的一般知识与思维方式,显露儒学话语的生机,预示后世儒法合流之态势。秦朝法律思想形态的话语分析,既描绘出周秦汉之际“儒法竞合”的思想发展,亦透射着传统思想随皇权政治亦步亦趋的经世旨趣。     

汉续秦学论

"秦学"就是体现和运用于秦政中的经义学说.这种经义行政发源于秦朝,张大于汉朝.秦政和汉政的共同性在于,二者行政的学理基础都不是一元的,而是二元的,即经义和法术.同时区别有二,一是,经义和法术这二元因素在秦政和汉政所占有的比例不同;二是,秦政中只有经义行政而无经术之士,汉政中则既有经义行政又有经术之士.所谓汉续秦学,就是指经义论政在秦帝国的政治实践,它直接影响了汉学和汉政的双向开发和互动交流.并最终在西汉中后期形成了一种经学政治形态和经学意识形态的有机统一体.     

汉代皇权与法制刍议

封建时代,皇权与法制之间的关系至为紧密。汉代汲取秦亡教训,注重慎用皇权,纠正专任刑罚的“唯法论”倾向;但是,并不能避免皇权干涉法律、繁法严刑的现象。在二者关系上,有后世可资借鉴的经验。     

贾谊与汉政、汉制

本文从“政”、“制”两个概念入手 ,探讨贾谊政治思想的精髓。贾谊以批判秦政、制为开端 ,将儒家的政治理想 ,推置于汉代政治实践 ,为汉王朝确定了“政”和“制”。前者为汉文帝所采纳 ,化为其“以德化民”的实践活动 ;后者没有被汉文帝采纳 ,但对后世影响深刻。贾谊成为将儒家政治思想运用于汉代政治实践并初见成效的第一人。     

《周易》爻变与“得位”、“中正”说

阴阳是构成《周易》的基本点。《周易》以刚柔替代阴阳，以解释人事，通过刚柔的爻变，阐述儒家学说的基本要旨。“得位”、“中正”及刚柔的顺承交感是爻变的几种重要形式和固定架构，儒家的“正名”、“中庸”和德治仁政正是在易象的这几种形式中得到阐发和解说。     

"德治"传统与"以德治国"

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了我国素有的“德治”传统,以汉朝“无为而治”(德治)的经验和秦朝严刑峻法的教训说明了“以德治国”的重要作用和意义,列举了我国传统中没落的腐朽道德成分在现实中的主要表现,论证了新的历史时期实施“以德治国”的必要性,探索了新时期实施“以德治国”方略的方法措施,提出了“以德治国”的关键是以德治官,以抓“官德”建设带动“民德”,把“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紧密结合起来。     

“孝”与“孝治”：汉代伦理与政治的同构

汉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孝治国”的朝代。汉代之所以重孝，究其历史渊源，主要是受先秦重孝观念的影响，以及出于对秦孝理念的继承与反思。汉朝推行“孝治”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在高祖时营造氛围，景帝时期正式开始推行，一直到武帝“罢黜百家”，“孝治”才得以全面实施；在东汉时“孝治”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汉代推行“孝治”的举措有很多，其中较为重要的可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把“孝”上升为核心价值观；二是在教育中大力推行《孝经》；三是“孝”与选官用人相结合；四是引“孝”入法令政策。从“孝”到“孝治”，汉代从国家实践层面全面完成了伦理与政治的同构，这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从政治上看，伦理与政治的同构为汉代的国家治理提供了伦理支撑；从社会层面来看，利用核心价值观增强了汉代社会凝聚力；从精神文化层面来看，汉代伦理与政治的同构提振了文化自信，推动了精神文化的传承。     

汉文帝与历史上的"德治仁政"

“德治仁政”是古代中国人所希冀的理想目标。按照儒家的观念,其核心就是一个“仁”字,“惟仁者宜在高位”,主张以统治者个人的高尚品行来影响和治理天下。综观周秦至清的历代王朝,能够与所谓“德治仁政”相联系的,惟有西汉王朝的文帝时期。而这种局面之所以出现,又有着其复杂独特的历史背景。     

论汉代诸子的“德治”与“法治”思想

“德治”和“法治”是先秦诸子重要的治国理论 ,两汉时期的思想家们大大发展丰富了这一思想理论并付诸于社会实践。一般而言 ,在封建皇朝建立前期 ,统治者大多采纳思想家们以德治为主的治国方略 ,如两汉前期。两汉中期 ,封建皇朝臻于鼎盛 ,则是“德法并重”思想的产生和实施阶段。而到两汉末期 ,社会各种矛盾激化 ,政局动荡 ,“德法并举”思想又演变为重法治 ,轻德治。这种因时而变的思想 ,反映出了汉代诸子的聪明睿智 ,有效地维护、巩固了封建统治 ,这正是汉代诸子为后人及今天的我们提供的最为宝贵的历史经验     

论“德法同治”

德法同治，简要地说就是用道德和法律同时治理国家，其实质就是治国的方略问题。古今关于如何治国，历代思想家、政洽家的论争不断。我国自古有“以仁待人，以德治世”的传统。孔子提出“为政以德”，开我国历代“以德治国”之先河。而与之相反，战国末期的法家主要代表人物韩非子，却主张“为治者—…·不务德而务法，赏厚而信、刑重而必”，提出“法治”思想。在西方，公元前八至六世纪的古希腊、罗马政治学说，又极与我国古代春秋、战国时期相近。在古希腊的城邦制下，亚里士多德提出治理城邦就是追求至高无尚的“善”，亦即我们今天的“…     

董仲舒“德主刑辅”的法律思想体系

董仲舒是地主阶级的思想家,是儒家学派在汉代的著名代表。在汉武帝举行贤良策问时,他上奏“天人三策”,提出了巩固封建制度和维护封建秩序的以“德主刑辅”为核心的政治法律思想体系。 “德主刑辅”法律思想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基础 “德主刑辅”是儒家的传统立场,“德治”是儒学的要旨。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儒家学说也在不断发展,各个时期代表人物的主张也有所不同。     

楚汉“复封建”述论

秦始皇“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以御海内”,完成了结束列国纷争、建立统一政权的历史使命。空前规模的大帝国,应以何种政体进行统治?当时朝臣中有“行封建”和“行郡县”的两种主张,廷尉李斯力主不可复行封建之制,深得始皇赏识:“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由此废止了由来已久的封邦建国之制,建立了“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的高度中央集权制的政体。一时之间,似乎秦的统治固若金汤,将传之万世了。 不料,陈胜、吴广登高一呼,天下响应,貌似强大的秦王朝使土崩瓦解了。在反秦大起义及其后的楚汉之争中,六国之后和军事实力派纷纷称王;当时的社会舆论更形成了一股声势浩大的“复封建”思潮。这不仅在当时而且对后世都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本义拟从两个方面,对楚汉“复封建”的问题,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