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人类“活动”的艺术——再论分析美学的“艺术本体论”

在当代分析美学系统当中,艺术本体论的最基本的分殊就是单一艺术与复合艺术的区分,由此形成了“类别与成员”、“种类与实例”和“类型与殊例”的不同划分方式,其中“类型与殊例”之分最被广为接受.在此基础上,分析美学家又开启了从“活动论”角度来阐发本体论的思路,三种代表性形态分别是格里高利·卡里在《艺术本体论》中提出的“活动的类型”论、尼古拉斯·沃尔特斯托夫在《艺术作品与艺术世界》中提出的“活动的对象”论和大卫·戴维斯在《艺术作为施行》中提出的“施行的活动”论.尽管艺术本体论形成了层层推进的内在逻辑结构,但基本上都是以西方艺术自身作为对象而忽略了非西方的语境,由此难以建构起一种具有“全球视野”的人类学意义上的艺术本体论.     

“典型”作为“他者形象”

典型”作为“他者形象”,是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互为文本”过程的表现,中国当代文学中,典型人物的非中心化“他者”形象,是后现代主义对中心主义二元对立的解构的表现;典型事件向他者视角的演变,在于后现代主义对“元叙事”的消解;典型环境演变成为“平面化的‘他者’在场”,源于后现代主义对深度的消解。与此同时,典型作为他者的文化形态也出现了“泛精英、大众、反精英”形式,通过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拆解,能够发现“精英-大众-反精英”的过程也是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互文”的不同层次表现。     

史前“文明”与中华美学传统

史前可以说是文明前的“文明”,虽然是文明前的“文明”,却不妨碍它也产生美,大量的考古材料证明中华民族的天人合一传统、史筮合一传统、阴阳和合传统、礼乐和合传统和意象合一传统等诸多审美传统均肇始于史前。     

从“自由的形式”到“境界”——试论陈望衡的境界本体论美学的建构

陈望衡的美学研究一直关注审美本体。他的研究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以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作指导，接受社会实践本体论的影响，将“精神自由”看作审美的本体。第二阶段，则吸收中国古典美学传统，以“境界”为审美本体。境界内含自由，但突出了超越性、感性，更具审美特色。在当今中国美学研究中，陈望衡的境界本体论美学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美学，为中国美学的发展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拓进中的回望：美学本体论的发展历程与终极形态——兼论“本体论美学”向“存在论美学”的转型

美学本体论问题的发展态势在美学史上经历了“正-反-合”三个阶段，即经由以“客观论”和“主观论”为主流的两个阶段之后，最终走向符合美学特殊性的“主客二元合一论”阶段。美学本体论之所以走向这样的终极形态，根本原因在于美学的原始根基乃是“感性学”。明辨美学本体论问题的特殊性状与发展走向，对于深入全面地探讨美学史和美学理论中的诸多问题，特别是探讨当前美学理论形态逐渐从“本体论美学”向“存在论美学”转型的问题，都很有必要很有裨益。     

西方美学关于艺术本质的三部曲(下)——人类本体论美学艺术本质论

关于艺术本质问题,西方美学史大体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谱写了艺术本质的三部曲：第一部是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和新古典主义（公元前6世纪-公元17世纪）,这是西方美学的古代自然本体论美学时期,这时的艺术本质理论是以古希腊以来的“艺术摹仿自然论”为主旋律,以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是自然的镜子说”为变奏曲,突出艺术的客体性。第二部是从启蒙主义到德国古典美学（公元18世纪-19世纪中叶）,这是西方美学的近代认识论美学时期,这时的艺术本质理论是以认识论的观点改造过的“模仿论”和“镜子说”为主旋律,以“艺术的表现论”为变奏曲,高扬艺术的主体性。第三部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美学、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美学和西方现代主义美学同时开始到新马克思主义美学和后现代主义美学（19世纪中叶-20世纪末）,这是西方美学的现代和后现代人类（社会）本体论美学时期,这时的艺术本质理论是一曲曲无主题变奏曲,形形色色的观点的艺术本质论交混回响,新曲层出不穷,怪腔怪调甚嚣尘上。尽管如此,这第三部曲的种种声音都或多或少、或隐或显与人类、人类社会、人类的某种精神因素、人类的语言相联系。     

“实践存在论”美学、文艺学本体观辨析 ——以“实践”与“存在论”关系为中心

“实践存在论”是近年出现在美学、文艺学研究领域的一种本体观。它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与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的存在论组合起来,并伴随“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之间的争论一同展开。“实践存在论”的前身是建立在“实践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实践本体论”。考察经典作家的文本,可以发现“实践唯物主义”实际上是一个并不存在的概念,而美学和文艺学上的“实践本体论”,看似以上述“实践唯物主义”为依据,走在唯物主义轨道上,但事实上,它的理论解释却完全落到了所谓的“实践”上面,确切地说,是落在了所谓“实践”的“能动性”上面。当“实践”的能动作用被人为地无限发挥,而对现实的物质基础却置若罔闻的时候,这种“实践”就有可能走向主体性的“精神实践”的危险。所以,“实践本体论”的说法也不能成立。因之,“实践存在论”能否存在就成了问题。从理论构成上看,“实践”与“存在”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及其理论上共生共融的可能性,是该理论阐释的内在需要。作为美学、文艺学的本体观,它需要适合于理论上的逻辑生成法则。马克思所讲的“实践”是指人的物质劳动和革命实践,既包括最初的本源意义上物质活动和物质交往的含义,也包括在现实基础上社会活动和革命实践的含义。这里的“实践”不能理解为包容一切的活动和行为,也不能理解为是亚里士多德和康德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的“道德实践”。并且“实践”是“现实的人”的物质实践与革命实践,是社会的、历史的活动,不是神秘的玄想或抽象的思辨,也不是动物式的类存在物的活动。在海德格尔那里,他的“存在”是个体的人的“存在”,并不涉及马克思意义上的“实践”问题。他的“存在”只是一种“领悟”和所谓“存在之澄明”,并不是指“现实的人”的“实践”。而这种“领悟”或“澄明”,不过是一种主体心性的大彻大悟,是非人力所能为的。如果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通过人类劳动和实践而通达的“自由王国”相比较,那么海德格尔的“存在之澄明”则是彼岸性的,是此岸性的彼岸向往。因此,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海德格尔存在论在理论内涵和具体指向上的不同,是“实践存在论”阐释遇到的最大困难。科学的本体论只能是辩证唯物主义一元论及其历史观。“实践存在论”美学、文艺学的具体做法是：先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进行扭曲化、狭隘化,然后将“实践”观念加以泛化,接着同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加以比对、结合,最后,生造出所谓的“实践存在论”体系来。到了这个地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的内容就已基本看不见踪影了。“实践存在论”美学、文艺学有着严重的理论上的失误。     

“人的文学”和“自由的文学”

二战后,面对左翼文学的强势扩张,中国大陆文学曾出现立足于“人本位或生命本位”、“文学本位或艺术本位”的“人的文学”、“自由的文学”的思潮,而这一流脉在海外华文文学中始终强劲地保存、发展着。华人身处各种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的国度中,其生存的根本性处境往往是多重的边缘,“人的文学”和“自由的文学”互为支撑,成为海外华文文学抗衡种种压力,包括“理性过度”的压力,保存发展自身的根本性力量。百年海外华文文学以数千万华人在世界各国的“边缘”经历、体验,在看重人的价值和心灵自由上不断提出新的课题,并以“人的自觉”不断推动着“文的自觉”,“文的自觉”又在捍卫文学性中深化了“人的自觉”,其“边缘性”的存在极大地丰富了“人的文学”和“自由的文学”的传统。     

康德“先天的”和“先天知识”的含义

国际学界对康德“先天的”和“先天知识”的标准解释表明,“先天的”不是指人类天赋的知识或固定不变的结构,而是指理性天赋的、永恒不变的原则和规则。这一解释与康德本人的思想基本一致。邓晓芒先生将“先天的”解释为人类先天的固定不变的结构是不对的。因为在康德那里,知识的结构是按照先天原则和规则在时间中构造的结果。     

重“道”而兼顾“文”：朱熹美学的整体视阈

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不仅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而且在文艺美学领域也影响巨大。朱熹的美学思想以“道”为根本,反对“文”的独立地位,不过他并未彻底否定文辞的形式美,而是在坚持道德美的前提下,对诗的赋比兴创作方法和审美方法做了有益的探讨,体现了比较圆通全面的美学视阈。     

李清照“咏物词”艺术成就略论

以诗咏物是我国古代诗歌的传统表现手法,李清照的咏物词,在咏物词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为咏物词走向成熟和高度繁荣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具体来说,李清照咏物词的艺术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移情于物,以物寓人,借物托情;用典自然无痕,雅中显清;铺叙咏物,不即不离;结句住而未住,尽而不尽。     

从“意象说”到“意象符号系统”论——对中国诗歌的意象审美思考

中国诗歌的意象艺术是中国美学范畴一个永恒的话题。通过分析、比较中国古典诗学“意象显性及多维性特征”和中国现代诗学“意象符号系统”，对中国诗歌的意象进行了深层次的审美思考。     

“乡下人”的自由主义

作为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自由主义作家,沈从文艺术创作既表现出与其他自由主义作家共通的一面,又体现出其作为“乡下人”的鲜明特色。对文学作为艺术本体的坚持实与其强调“偶然”、“情感”、“原料”的思想认知系统与信仰世界相关联的,同时也是其作为“乡下人”自由主义立场在创作上自然而然的表现。     

“请客赴宴”与“开店卖饭” ——关于艺术生产与消费的思考

在市场语境下，艺术生产既要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价值规律的积极作用，又要尽力通过宏观调控手段把市场经济的消极作用降低到最低点；既要适应建设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走向市场，又要符合精神文明建设和文艺自身发展规律的要求超越市场，我们认为这两方面是完全可以辩证统一起来的。     

欲望：诗意的“放松”与“离开”——“本体性否定”视角下的人生观

在这个充满诱惑的时代，如何健康地对待欲望而又不是轻视性地超越欲望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放松地对待欲望”包涵着对“自然性”的新的理解，而“离开欲望”则是指“不满足于欲望”的“穿越美学”所致。如此，人才能成为一个现代“完整的人”。     

儒家“仁爱”伦理与基督教“博爱”伦理思想比较研究

儒家伦理的“仁爱”思想和基督教伦理的“博爱”思想分别代表了东西方文明的思想精华,在人类文明发展的长河中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分析了两种思想产生的社会文化基础、现代意义,重点比较了两者的相同与差异之处。     

中国艺术范畴“律”源考

“律”是中国艺术特质的重要概念。先秦时“律”着重表达音律形式,汉以降向玄奥、流动性意涵转化。魏晋南北朝时期,因佛教音律观念的渗入,“律”愈来愈倾向于表达动态的韵致,刘勰将之总结为二元协调的律则。可以说,“律”是一个兼涉形式和内容,标明中国艺术特质蕴涵的独立范畴。     

东方美学中的“意象”理论

“意象”是东方美学中的核心范畴,它发源于中国古典美学,同时在东方其他各民族的美学体系中也有具体、深刻的体现。“意象”的美学特征表现为“隐”与“奇”,即象征性、含蓄性、暗示性、神秘性,这也恰恰是东方民族审美思维方式的鲜明特色。     

“在”与“着”的平行虚化及成因

“在”和“着”演变轨迹大体上是平行的，都经历了动词-介词-动态助词-语气词不断虚化的语法化过程，句法位置和语用影响为它们的平行虚化提供了条件，而两者之间出现的差异是“在”和“着”原始意义的制约造成的。“在”和“着”的兴衰更替是语言系统自我调整的结果。     

“美学大讨论”略论

发生于20世纪50、6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对于20世纪后期中国美学，在审美观念和学术形态两方面，均有铸型作用。就文化背景言，它是建国初期思想改造运动与毛泽东“双百方针”双向作用之结果；就学术渊源言，它又是前苏联美学论争之移植。哲学美学是它对当代20世纪美学最大的学术规定，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是其最深刻的学术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