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的粤港澳流动与广东社会秩序——以匪患为例

粤港澳地理上相连,居民习俗相同,来往频繁,近代以来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但自西方殖民者控制后,港澳变成不受中国法律约束的特殊地区.清末民初广东盗匪利用粤港澳之间的流动性购买先进的武器,且将港澳变成策划行动的重要基地和躲避官府缉捕的避风港.跨界流动的盗匪甚至可以接受到外来文化或先进革命思想的影响,对近代广东社会秩序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清末民初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堂口

清末民初珠江三角洲地区盗匪组建了许多堂口,规模不一,既沿袭了传统会党的组织形式与某些外在形态,又因时而发生新的改变,甚至出现了军队化的倾向。盗匪并不忌惮,公然以堂口之名勒收保护费等有之。清末民初珠江三角洲地区盗匪堂口林立,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近代工商业发展与剧烈政治变动对基层社会的影响,整体而言,传统会党影响在减弱,但非法地域势力的影响却在加剧,从中可以看到,军阀政治对近代珠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秩序的武力化影响。     

被舆论化的历史:"粤东盗甲天下"说与近代广东匪患

在清末民初文献中经常见到的"粤东盗甲天下"之类的言词,并非建立于客观统计比较上的结论,主要是社会各界对近代广东匪患的观感和社会心态的反应.它也与近代广东盗匪现象的某些特点相关.在一定程度上,为研究近代广东盗匪问题提供了有助于了解问题的社会背景.     

农民工的困惑与社会秩序重建

在提高农民收入采取城市化战略时,必须认识到中国城市化道路的特殊性以及旧有的社会秩序和社会政策的影响。仅仅依赖城市化本身的原动力自然发展并不能彻底解决农民问题,反而使进城的农民工出现边缘化的贫困和不平等状态,出现社会失序的状态,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寻求社会秩序的重建和政策体系的创新,结合中国城市化的发展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的对接的需要,当前的社会秩序的重建应从社会管理政策、社会福利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等方面改革调整。     

清末民初昆明的城市消费变迁

清末民初云南府城(昆明)的城市消费变迁在两个阶段有不同的特点:第一阶段,1889年蒙自开埠到1910年滇越铁路通车,消费能力提高,消费倾向洋化,消费意愿增强;第二阶段,1910年滇越铁路通车以后的民国初年,城市功能的变迁促进商业发展和消费升级,昆明城市消费引领全省潮流。     

我国的社会流动与流动研究

近几年来,我国社会学界出现了研究社会流动的热潮,发表了数量可观的研究成果,这是我国社会学界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规模社会流动所作出的积极反应与思考。本文从考察社会学中社会流动研究的历史出发,结合我国社会流动的具体实际,对我国社会流动研究的现状进行了分析,探讨了创立具有中国特色和创新意义的社会流动研究理论、方法体系的途径与意义。     

我国的社会流动与流动研究

近几年来,我国社会学界出现了研究社会流动的热潮,发表了数量可观的研究成果,这是我国社会学界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规模社会流动所作出的积极反应与思考。本文从考察社会学中社会流动研究的历史出发,结合我国社会流动的具体实际,对我国社会流动研究的现状进行了分析,探讨了创立具有中国特色和创新意义的社会流动研究理论、方法体系的途径与意义。     

清末民初中国银行业中的近代化因素

本文通过对清末民初中国银行业近代化因素的分析,肯定了其在经济发展中的进步作用,从中得出一些对当前金融体制改革有益的启示.     

农村纠纷多样化与农村社会秩序整合

由于农村社会结构的分化、农村利益主体多元化、血缘关系日渐让位于利益关系，人际关系的理性化、契约化原因，农村社会纠纷呈现出复杂、多样化。在农村中传统的礼治秩序趋于瓦解，而法治秩序尚未完全建立起来的实际情况下，要依赖于情与理的社会整合功能、村规民约的社会整合功能、国家法的整合功能，来实现农村社会秩序的整合。     

清末民初的翻译与中国近代文化构建

中国近代文化在冲决封建旧文化的网络中构建、发展新文化。其构建形式包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弘扬、发展和对西方文化的译介、借鉴和接受,它涉及制度文化和思想文化建设两大层面。清末民初指甲午战争以后到五四运动前这一历史时期,中国适逢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深渊,中华民族处在民族存亡、保国存种的严重时期。特殊的历史语境和文化语境决定了清末民初的翻译必将肩负着构建中国近代文化的厚重历史使命。译者面对民族存亡择书而译,求救国﹑图自强﹑谋复兴,大力传播西方文化,为近代中国文化创造了新的文本存在形式,增添新思想、新内容,开拓新方法、新境界,极大拓展了近代中国人民的生活视野、艺术视野、文学视野、学术视野和政治视野,构建了中国近代思想文化。     

略谈清末民初服饰变革的政治文化意义

清末民初的服饰变革是长期政治文化影响的结果,同时又是短期内政治社会化的产物。恢复华夏衣冠的号召,一方面说明民族心理和民族政治文化自身的稳定性、延续性、长期性,另一方面也说明革命党人的宣传鼓动对当时人们的政治社会化能够起到相当大的推进作用,启发、刺激和强化了民众的政治意识、民族意识。不久,服饰多样化的出现更说明了其纯粹的政治文化意义。     

论清末民初的侠义之风

中国近代清末民初,在反抗中外反动势力的斗争中,涌现出很多豪侠之士,形成了一股侠义之风,这种侠义之风的产生既是中国古代历史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同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是近代历史优良的传统之一,对于我们今天同样具有现实意义。     

民族社会规范与民族社会秩序的重构 --以法律为主导的多元社会秩序论

民族社会规范是民族社会控制的关键环节.然而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社会控制的规范结构与模式有较大不同.本文在区分民族社会规范的基本层次结构的基础上,对民族地区以法律为主导的多元社会秩序结构进行了分析.     

农村社会结构的变迁与社会秩序的确立——从农民法律意识谈起

中国传统的社会秩序寓于传统的乡村社会结构之中。新中国建立后传统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然而,乡村社会还是处于向现代社会的慢速转型时期,乡村秩序的基础仍然有传统社会的印记,社会结构的变化并没有使人们产生法治意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社会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快速转型时期,原有的农村社会结构趋于解体,适应农村社会结构的变化,需要建立法治基础上的新的社会秩序。     

清末民初湖南华昌公司兴衰及原因评析

清末民初,在中国仍至世界锑业发展史上,湖南华昌炼锑公司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湖南华昌公司因掌握了丰富的自然和社会资源、采用了最先进的技术、科学的管理而迅速崛起,在世界锑业发展史上占据了重要位置.但是,由于当时国内外政治环境日益险恶,华昌公司贪大求快,且过分依赖海外市场,最终迅速的走向衰败.     

市场化改革的社会秩序与道德基础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更加深入,中国社会出现了很多新的问题和矛盾。但是,这些问题和矛盾并不完全是由市场化所造成的,更主要的是由于政府改革未到位所造成的。市场经济要发挥作用,必须具有相应的社会秩序与道德基础。由于改革过程中出现了大量计划经济下不曾出现的道德失范和对基础社会秩序破坏现象,因而也产生了一些对于改革本身的怀疑和反对。未来的市场化改革应通过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更充分地体现权利、公正、功利原则,构建更加良好的社会秩序与道德基础,成为利益分享、公众参与、推动道德进步的改革。     

社会秩序的基本属性探析

在社会哲学的层面上,社会秩序是表征社会的存在属性和状态的哲学范畴。从事实与价值、实然与应然相对区分的意义上,社会秩序既是一种社会具有稳定性或处于稳定状态的客观事实,又是社会在运行和发展中具有协调性或处于协调状态的内在价值趋向。社会秩序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存在有其多方面的质的规定性。其中,主体性和客体性的统一、抽象性和具体性的统一、稳定性和变动性的统一等是其基本属性。     

清末民初湖北经济结构与社会变迁

清末民初,湖北地区逐渐培植出一种新型的社会经济结构和异于传统小农经济的生产经营模式。与之相适应的新的社会利益群体和阶层在推动湖北区域经济向近代化发展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礼治"与传统农村社会秩序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将传统中国农村社会概括为"礼治社会",体现了其深刻的学术洞察力.但是,从礼与法、基层社会与国家,以及地方习惯法与国家法等诸多层面的关系来看,所谓"礼治"并不意味着"无法".而且,从历史发展的实际来看,完全自立于王朝法律统治之外,单纯依靠无法之"礼"来维持公共秩序的乡土社会也是根本不存在的.因此,如果我们把传统农村社会的一般特征由"礼治"改为"以礼治为主,礼法兼治",也许更符合历史事实.     

清末民初东西部新式教育推进的比较

新式教育即近代文化知识在中国的传授,起步于鸦片战争前后的东南沿海.而同一时期,广袤的西部地区则相对沉寂,无论是教会学校还是洋务学堂,多是在1891年重庆开埠通商后出现的;即使在清末新政期间及民国初年,新式学堂的开办和科学文化知识的传播也阻力重重.教育的落后,制约了经济的增长和社会近代化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