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科举制义的“经学”书写

清代科举制义的“经学”书写,可以从制义的经学属性溯源、经学书写的多途经学面向、清代经学生态等三方面作综合分析。制义是经学注疏外化的表现形式,经学则是制义最基本的属性。以注疏、考据、公羊学为制义,不仅使制义出现了否定自身的动向,而且反哺经学,两者源流同贯,孳乳相生。制义话语融于经学语境,淡化与消解了“代圣贤立言”的立场,由纯粹的文学性转变为经学创作,改变了以经作传,以传作注,以注作疏的学究式书写,凸显出经学嬗变过程中的自我创新和自我肯定,为传统经学注入了新的时代因素,推动了经学的顺畅传播,是科举取士时代背景下经学研究新的形态,昭示了清代经学之所以鼎盛的另一个重要源头。     

清代《尚书》学发展的逻辑结构及其学术取向

清代《尚书》学的发展呈现出两条并行的学术线索：一是以宋人蔡沈《书集传》为中心的官方经学学术传统,二是以乾嘉以来汉学家为中心的私家《尚书》学研究传统。官方经学与私家著述并行而进,构成了清代《尚书》学的学术体系。由此亦揭示出汉学、宋学之争在《尚书》学层面的逻辑结构：以《书集传》为代表的官方经学和以复兴汉儒马融、郑玄为代表的私家学术传统之间的学术较量。两种逻辑结构呈现出不同的学术取向,反映了《尚书》学学术体系的内在自觉。     

地域、传统与家族：明至清初建宁府科举专经的抉择

福建建宁府在明代及清初是科举中等发达地区，在福建8府中位列第四到第五位。从建宁府士子在科举上的本经选择看，《易》是最受欢迎的经典，在瓯宁、建安、建阳、松溪4县都有极高的比例；浦城县士子则主要选择《尚书》，在受特定教学资源或家族传统影响时，《诗》也有一定的影响；政和县士子也主要选择《尚书》和《诗》两种经典作为本经；崇安县的士子，则相对均衡地接受《易》《诗》《书》三种经典作为本经。在明代士子较少选择的孤经《礼记》与《春秋》中，《礼记》在建宁府影响很小，但《春秋》在建安县却保持着一定的传统，虽不及《易》，却延续不绝。地域性的资源共享、元明以来的经学传统、家族内的经学传承、错位竞争策略等因素共同影响着建宁府各县士子的本经选择。     

三原学派及其经学传统

明初学术略承元旧,四书五经皆主古注疏及宋儒,永乐时期所修《五经四书大全》成为明王朝经学的定则,科举也以此为据。顾炎武批评经学这一转型,认为"自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学亡"。张载开创的关学一直具有重视四书五经的传统,《关学编》所载明代关学学者,绝大多数以经学名世。三原学派的开创者王恕、王承裕及后继者马理、韩邦奇皆有经学著作传世,他们解经不盲从,主张以心证经、以心考经,对传统解经方式时有质疑与批判。这种解经方式打破明代泥古的解经传统,具有鲜明的关学特色。     

试论毛奇龄的经学思想

清末著名的经学家皮锡瑞指出,清代学术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清初的“汉宋兼采之学”;第二阶段是乾隆以后的“专门汉学”,通称乾嘉汉学(又称清代古文经学);第三阶段是嘉道以后的“今文之学”(又称清代今文经学)。乾嘉汉学以“主实据,不空谈义理”为主要特征(《经学历史》,第341页),是从对宋学的反动而来,其始倡者为毛奇龄。毛奇龄(1623—1716)字大可,号秋晴,人称“西河先生”,浙江萧山县人。他的著作甚丰,大部分收入《西河合集》。《西河合集》分为《经集》和《文集》两部,其有关汉学的著作主要在《经集》中。为了正确认识清代汉学发展的历史,以利于人们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全面了解,认真研究一下毛奇龄的经学思想是十分必要的。     

张尔岐与《仪礼郑注句读》

明清更迭,社会处于“天崩地解”之势。面对这一历史巨变,社会各层作出不同的回应。就知识界而言,为维护文化传统和矫挽晚明王学空疏之弊,“以经学济理学之穷”的学术取向一时成为潮流。在此潮流酝酿之下,礼学的兴起成为有清一代经学复兴的先导。其中,大儒张尔岐对《仪礼》所做的句读、考辨,以及对礼意的阐发,倡清代仪礼学之先声。张尔岐为学路向的确立,以及其对《仪礼》研究的疏理,奠定了他在礼学研究领域和在清代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     

经学的实证化及其历史意蕴

明清之际，随着社会历史的剧烈变迁及社会文化的变化，传统的儒学渐渐发生了某种转换，这种演变在清代进一步展示为经学的实证化趋向。经学的实证向度既以文化历史变动为背景，又与科学价值地位的提升相联系，其中包含着值得注意的思想史意蕴。在经学的实证化过程中，文字、音韵等学科本身似乎也经历了由“技”到学的演化。在传统儒学中，语言、文字、天文、历算等本来属于具体的“技”或“艺”，清代学者在从理学返归经学的前提下，进而以小学、天文、历算等具体科学为治经的主要手段，并将科学的治学方法与经学研究融合为一，与之相应，科学也开始作为经学的一个内在要素而获得了自身的价值。     

胡适的学术方法与清末今古文经学

胡适作为中国现代学术新范式的建立者,最重要的是提出学术研究的“科学方法”。胡适的学术方法,尤其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字法,长期被视为对清代汉学正统派研究方法的直接概括,其实乃兼取清末经学今古文两派之长,与二者都有着明显的承传关系。胡适从清代汉学中撷取“小心求证”的方法论传统,又从康有为今文经学中总结出“大胆设想”的方法,用以补救清代汉学家缺少假设之弊,从而突破清末经学的门户与家法,体现了对经学今古文两派方法的综合与超越。     

“经学即理学”刍议

顾炎武本人心目中的“理学”是指明道救世之学。全祖望所概括的“经学即理学”一语与顾炎武思想基本相符。“经学即理学”思想为批判理学提供了方法论指导 ,使清代的批判理学思潮与汉学汇流 ,同时也意味着经学研究范式的转移 ,即由注意思辨与体验到注重分析与实证 ,从客观上促进了传统经学的瓦解以及学术独立精神的建立     

胡适：传统诗经学的终结者

在诗经学由传统经学向现代诗学的根本转变中,胡适的建设之绩不如他的破坏之功。对二千年经学传统的尖锐批判,对《诗经》神圣地位的彻底颠覆,证明胡适是一位传统诗经学的挑战者和终结者,他的特殊贡献应予以充分肯定。     

重估常州学派的思想谱系及其经学文明观

常州学派作为一种思想脉络,是理解清代中后期学术思想转变的关键。深入考察常州学派的治学传统,可以发现常州学者在专研《春秋》及“公羊学”的同时,还有一个《春秋》与《周易》相会通的独特视角,这一点对重估常州学派的思想谱系尤为重要。正是基于此经学视角,常州学者才得以将“天道与王道”“变与常”“显与隐”相互涵摄,由此推衍圣人“经世之志”以及“性与天道”的微言,发挥六经“经世致用”的根本宗旨。晚清今文学者继承了常州学派的经学理路,进一步着眼于东西文明图景的变革,阐发出一套应对新时代变局的经学文明观,以便重新认知和解释近世中国所遭遇的文明嬗变。     

经学范式与文学价值生成——经学与文学关系研究需要解决的五个问题

目前关于经学与文学之关系研究需要重新认识五个问题。一是经学与文学的根本关联问题,经学价值论发挥着潜在的语境作用,潜移默化地塑造了古代文人的身份意识、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及其生命世界,从而为解决文学问题提供了范式遵循。二是经学体系下的中国文学思想特质问题,从大历史观的视野看,时代问题意识支配着经学史的嬗变,而实践精神是经学的灵魂,经学关联域中的古代文学是作为介入社会、代言天下的话语实践存在的。三是经学的阐释学意蕴问题,在汉学语境下,阐释即还原,即证实,即解密,而阐释者充当了经典的翻译者角色。在理学语境下,读书即阐释,即工夫,即本体,阐释者面向经典去开辟新的意义世界。特别是理学的“自得”和“公理”话语,包含了理解与阐释之间的关系,表明了阐释的公共行为性质。四是诗、乐关系与诗经学的建构理路问题,汉儒弃乐言《诗》,建立了义理诗经学的典范形态;宋代郑樵以乐论《诗》,颠覆了汉儒诗教的立论基础;南宋以来的学者以诗统乐,以此化解“主声”之学对诗教的侵害,从而在声歌之诗的背景下重新确立义理诗经学的发展路向。五是《诗经》的文学阐释何以可能?从根本上讲,这是一个只有在经义得到保证的前提下才能够讨论的话题。汉学...     

中国传统史学“实录”范畴的经学取向

实录是中国传统史学中重要的史学观念和史学批评范畴。一般认为,实录就是按"实"而"录",即如实载录史事。但在以彰善瘅恶、予夺褒贬、申以劝诫为主旨的《春秋》经学统摄和指引下,实录所录史事并非客观历史真相,而是善恶之实和褒贬之实,并以之作为载道、明道的基础,体现出鲜明的经学取向。在一定意义上说,中国传统史学中的实录观念,一半是经学,一半是史学,以经为体,以史为用,与近代史学客观理性和实证精神有较大差异。这种把善恶褒贬注入史事的史学撰述形式,反映了《春秋》经学对于传统史学的统摄和史学对于经学依归。     

清代朴学家的反理学思想及先进的文学观

清代朴学的开山为顾炎武,他根本不承认理学之能独立,他曾说: 古今安得别有所谓理学者,经学即理学也。自有舍经学以言理学者,而邪说以出。(全祖望《亭林先生神道表》引) 梁启超非常重视他这个话,说: “经学即理学”二语,则炎武所创学派之新旗帜也。(《消代学术概论四》)接着梁启超指出“这个话有两个毛病:一、以经学代理学,实推翻一偶像,而又供一偶像。     

孔广森与何休的经学之异

孔广森被有的学者视为清代第一位有《公羊》学著述的人物,但他的《公羊春秋经传通义》与何休的《公羊》学存在较大的差异,主要之异就在于孔广森否定何休的王鲁说,自立三科九旨,没有对《公羊》学微言的阐发,只有《公羊》书法、大义的发明,从而使孔广森的经学著作虽以《公羊》命名,却对清代《公羊》学的发展没有实质性的推进。然而,孔广森的经学还是有其新内容,并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     

“四玄”:章太炎的“新经学”构想

经典是民族语言、文化与思想的象征性符号。中国古代的经典系统每隔数百年就会发生一次重建运动,如从五经到七经、九经、十三经的演变,又如清代段玉裁的"二十一经"、沈涛的"十经"、刘恭冕的"二十一经"和龚自珍的"六艺之配"等。晚清章太炎也通过回归原典的方式,以《周易》、《论语》、《老子》和《庄子》建构了"四玄"经典系统,并为"四玄"建立了"域中四圣"的传道谱系、"无我"的一贯道体,以及忠恕、克己、绝四等修养工夫论,从而将儒释道思想融通为一,形成了一种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新经学,即四玄学。     

隋唐儒学发展的历史趋势

隋唐儒学发展的历史趋势许凌云先生在《齐鲁学刊》１９９６年第４期撰文认为，国家的统一是思想文化发展的基础和推动力。其基本观点是：从魏晋到隋唐，儒家经学曾经历了一次大的改变，其显著特点，正如清代经学家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所指出的，经学乃从分立时代进入了...     

汉代经学研究的新突破--《经学与汉代社会》评介

山东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张涛博士新近出版的专著《经学与汉代社会》(河北人民出版社2 0 0 1年 1 2月版 )是《中国传统学术与社会丛书》中的一种。该书从学术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角度 ,对经学与汉代社会的相互关系及其演进历程 ,进行了系统的成功梳理 ,研究视野开阔。前三章论述了儒家经学的产生和早期发展的情况 ,考察了《易》、《书》、《诗》、《礼》(《仪礼》、《周礼》、《礼记》)、《春秋》(及其三传 )和《论语》、《孝经》等经典在汉代授受、流传的情况 ,分析了汉代经学各主要学派的形成、发展的主要原因 ;后三章研究…     

“义理先行”与“事求有据”:宋学与清代汉学之异——以道统说的成立与解构为中心

道统是南宋道学学派的核心命题之一,也是涵括各种错杂话语的叙述综合体。本文从诠释学角度切入,将道统系谱的排定和宋学对汉学的反拨对应起来,将道统成立解读为经典诠释转型的结果。论文通过讨论朱子的经典诠释法,以及阎若璩辨伪《古文尚书》对道统叙述造成的影响等问题,试图显明义理与考据在经学诠释史中地位的升降变迁,以及由此显露出的宋学与清代汉学在学术理念与经学立场上的差异。     

论宋代的鹿鸣宴与鹿鸣宴诗

鹿鸣宴曾在唐至清代的科举和教育文化体系中延续了一千多年。在主要是为得解举子饯行、励志的北宋,鹿鸣宴还相对普及;南宋则更多地强调鹿鸣宴古礼仪制和政教功能的恢复,缺少改造和更新,其繁文缛节又加重了地方的经济负担,使之难以为继,故几成废礼。现存宋人鹿鸣宴诗总体成就不高,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鹿鸣宴诗尚有阅读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