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性中的差异:中美城市业主组织合法性比较——基于新制度主义的分析

"合法性"对组织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新制度主义认为,法律强制的规制性维度、专业性说明的规范性维度和社会道德文化的认知性维度,是组织合法性的主要来源.中美城市业主组织在组织合法性的三个维度上呈现出共性与差异共存的特征:法律规定共性与法律地位的差异,政府机构支持共性与行业协会支持的差异,组织成员角色期待共性与组织成员认可的差异.中美城市业主组织合法性差异主要源于业主组织发展阶段性、国家对社会组织管理体系和社会基础结构的不同.明确业主组织法律地位,成立国家和省级层面业主指导协会,建构业主组织内部民主机制,是推动中国城市业主组织专业化和规范化发展的关键.     

理念与制度: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最新进展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兴起有着学科发展的需要和政治实践的需求.当前它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深化各个流派的实证研究,力图通过案例分析寻求更合理的解释框架;二是拓展新的研究领域,如网络制度主义、制度程序主义;三是弥补制度分析的不足.理念与制度的结合有利于更为全面地解释制度变革的动力和过程,同时它也面临着核心分析概念的选择、理念的含义变动性等难题.     

新制度主义在中国的局限性分析

西方的新制度主义在中国的影响越来越大,正在被当做一种普遍的方法论来使用。但用它来分析中国的政治经济时是有局限性的,如“制度迷信”,难以反映中国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的特殊关系,理性人假设不适用,国家悖论与中国的执政理念不符等等。     

政治学的新制度主义:背景、观点及评论

制度研究一直是政治学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 ,这一趋势直到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分析的兴起以后才被取代。然而 ,行为主义范式与理性选择分析自身也具有其内在缺陷 ,新制度主义正是在批判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缺陷的基础上以及经济学等众多学科大踏步迈向制度研究的背景下产生的。作为当今政治学研究中的前沿 ,新制度主义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派别 ,它主要由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等三个派别组成 ,各个派别对于制度的概念、制度的来源、制度变迁与设计、个人与制度的互动、何为好制度等都有不同观点。在此基础上 ,文章对新制度主义的理论贡献及其缺陷进行了评论     

合法性、 嵌入性与"失准"的精准扶贫 ——一个新制度主义的视角

以新制度主义为研究视角,从合法性、嵌入性研究精准扶贫的失准问题。研究发现,精准扶贫是对传统扶贫的反思和超越,是一项重要的制度变迁,这一制度变迁先后经历制度扩散和制度落实两个阶段,前者会面临合法性困境,后者则会遭遇嵌入性挑战。具体而言,在制度扩散过程中,会面临强制性同构、规范性同构与精准扶贫形式化,以及观念—认知限定与精准扶贫主体失位两种合法性困境;在制度落实过程中,会遭遇制度场域限定与精准扶贫的可持续难题、政府主导与市场和社会机制缺失、利益群体分化与精准扶贫负面强化效应等三类嵌入性挑战。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流派划分与分析走向

新制度主义的流派划分及其整合潜力是目前新制度主义研究的一大热点。总体而言 ,新制度主义的流派划分方式可以归纳为七分法、四分法、三分法和二分法 ,其中被学界广泛接受的是三分法。这些划分方式的一个明显缺陷是忽视了新制度主义发展过程的一股重要潮流。在对目前流行的各种划分方式作出系统评估的基础上 ,本文提出了一种新的流派划分方式 ,并且认为 ,这种新的划分方式将更有助于寻求新制度主义内部的整合潜力。     

比较制度主义：历史、特征与价值评析

制度研究历来是政治学领域的重心，新制度主义的兴起推动了学界对制度研究的重新关注。在制度研究被遗忘的行为主义时期，比较政治研究领域中的比较制度主义学派坚守着制度研究的理念。他们对于制度的研究融制度主义与行为主义于一体，形成了独特的发展路径，构建了比较制度主义的理论与方法。比较制度主义强调“比较”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性，注重制度的结构性差异，尝试打开制度“黑箱”,寻求发展可测试的制度理论。偏重经验的制度分析以及对制度科学化的关注使比较制度主义学派研究成果颇具学术影响力。对比较制度主义的历时考察与特征分析，将有助于发掘新的制度主义演进脉络，丰富制度主义的知识基础，推进制度研究的理论化进程。     

地方政府合作协议的新制度主义分析

地方政府合作协议是一种博弈均衡的结果,在表现形式上具有多样性,在拟定和执行上体现着制度与人的互动。因此,可以把地方政府合作协议纳入新制度主义的视野中进行分析。根据新制度主义理论,合作协议存在的缺少民主参与、内容不完善、约束力不强等问题是由路径依赖、制度缺陷以及制度结构不合理引起的,完善地方政府合作协议的方向应该是建立＂良好的制度＂。     

结构、历史与行为--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

历史制度主义既是当代西方以经验为基础的政治科学的主要分析范式之一,也是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内部的一个重要流派.历史制度主义一方面继承和改造了政治科学中的旧制度主义,而且还在对行为主义作出反思的基础上承接了集团理论和结构功能主义的一些分析视角,同时吸纳了历史社会学的有关理论资源.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主要体现在它的结构观和历史观上,在结构观中,历史制度主义一方面强调了政治制度对于公共政策和政治后果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也极为重视变量之间的排列方式;在历史观上,历史制度主义注重通过追寻事件发生的历史轨迹来找出过去对现在的重要影响,强调政治生活中路径依赖和制度变迁的特殊性,并试图通过放大历史视角来找出影响事件进程的结构性因果关系和历史性因果关系.历史制度主义一方面通过新范式的建立而架起了政治科学各分支的沟通桥梁,开辟了政治科学研究的新空间,另一方面也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矛盾.     

实践、学科和范式：组织理论变迁综述

组织理论是有关组织现象的松散理论集群。由于缺乏清晰定义的研究客体、主流的研究方法和强有力但是简练的假设，组织理论内部频繁地出现紧张和分裂的现象。对组织理论历史发展的回顾和评论构成了对于组织的边界和内容进行规范理论界定的实用替代。本文通过文献回顾，探讨组织理论发展过程中三个重要支流的互动关系，即组织实践、多学科进入和范式演进之间的内在关系。论文的研究表明，组织实践的丰富性、多学科进入的宽口径和范式共识的缺乏，构成组织理论研究的重要特征。     

中国公众的收入公平感:一种新制度主义社会学的解释

借助“嵌入性”和“合法性”概念,本文将关于社会公平感形成的基本共识理论与自我评价理论整合起来,提出了一种关于分配公平感的新制度主义社会学解释。本文认为,社会成员对自己所获得的社会资源是否公平的感受取决于社会成员的自我认知与社会共识之间达成一致的程度。当自我感知的地位低于社会评价的地位时,个体倾向于认为自己所得到的社会资源是不公平的;相反,当自我感知的地位与社会评价地位一致或更高时,个体则更有可能认为自己所得到的社会资源是公平的。基于上述命题,本文进一步提出研究假设,相对于主观阶层地位达到或高于其职业声望者,主观阶层地位低于其职业声望的人更倾向于认为自己的收入是不公平的。对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6)数据的分析结果较有力地支持了这一研究假设;研究结果表明,本文所提出的理论命题比基于理性选择的自利理论更好地解释了为什么社会成员,尤其是社会经济地位较低者,依然会认为自己的收入是公平的。     

中国政治发展: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变奏

中国改革实践与中国政治发展理论研究处于双向互动之中。近十年来,中国政治发展研究的核心问题集中在中国政治发展理论框架的构建、中国政治发展一些重大问题的宏观探讨和中国政治发展时政热点的分析上。民主政治模式、新制度主义模式和治理模式是中国政治发展研究所形成的主要理论解释模型,实现“善治”与“和谐”是中国政治发展的战略目标,而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府创新、推广基层民主、加强执政党建设则可以被视为实现发展目标的重要步骤。     

控制权理论视角下的教育考试评分标准变异：以甲省新高考历史学科评卷过程为例

已有国家治理模式的研究侧重对稳定公共组织过程中委托方和管理方的分析。本文在控制权理论视角下，以甲省新高考历史学科评卷过程中的评分标准变异现象为个案，分析不稳定公共组织过程中的治理模式以及委托方、管理方与代理方的三方博弈。研究发现，尽管该类型的治理模式接近高度关联型模式，但三方不属于同一官僚组织体系，缺乏行政约束，增加了谈判与博弈的不确定性。其影响有二：第一，委托方与管理方存在目标设定分歧，导致委托方在掌握激励分配权的前提下，分割检查验收权，保持对政策执行过程的任意干预能力；第二，代理方的行为偏好得到委托方与管理方的反馈，形成相应的调节机制，对委托方和管理方产生逆向影响，使三方对政策执行的理解渐趋一致，从而导致评分标准发生变异。     

通向市场的社会实践理论：一种再转向

市场的社会结构理论对新古典市场理论构成了重大挑战，然而，以“嵌入性”假设为基础的结构主义分析方法又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该理论的发展。作为反思的市场的新制度主义理论，虽然旨在建立一种以扩展的“嵌入性”概念为基础的制度与结构的相互关系分析，但是，其并未能将此思想运用到对市场建构及其运作的研究中。而作为一种转向的经济制度的社会建构理论，虽然内含了若干弥补社会结构分析的概念，但是，其概念之间存在的方法论上的内在矛盾，又决定这种弥补或修正是有限度的。为此，本文主张，当代市场社会学进一步修正或转向，应当朝着建立一种基于特殊行动理论，即自我行动的逻辑的市场的社会实践理论迈进。     

Societal factor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elf-help groups for the disabled in China: a case study in Beijing

In recent years, self-help groups for the disabled have gradually developed in China because of their significant social welfare function for satisfying the needs of individuals, groups and communities.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self-help groups for the disabled in Beijing. It focuses on social factors such as legitimacy and relational density. Based on interviews with key members of the selected self-help organization, important factors for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self-help groups for the disabled are identified. The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the promotion of self-help groups for disabled persons are also discussed.     

竞合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新探索

国际关系理论与经济学、管理学等有着相当的一致性、同步性与关联性。自亚当·斯密以来,西方经济学、管理学都主张竞争而忽视合作。类似的是,20世纪70年代以前,国际关系学者的基本共识是,国际社会的常态是霍布斯式的恶性竞争与冲突。而随着协同学等相关科学研究成果的突破,经济全球化等诸多因素推动了人们对合作的新认识。同时,主张制度合作的新自由主义、以身份认同决定合作的建构主义也对现实主义的主导地位及其安全困境发起了挑战。这是传统观念出现的第一次突破。而竞合理念则是经济学、管理学的第二次观念革命。为此,笔者借用"竞合主义"范式,对当前国际关系理论危机进行新的尝试和解读。     

The Maltreatment of Children: A Review of Theories and Research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literature pertaining to the causes of child maltreatment. The review discusses 68 articles from various disciplines and organizes them into four predominant theories; psychodynamic, social learning,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sociological. Research evidence supporting each of the theories is described and critiqued.     

Social Policy from Olson to Ostrom: A Case Study of Dutch Disability Insurance

Social policy development and reform in corporatist welfare states often follows a pattern of subsequent collectivization and de‐collectivization. This has to do, the article argues, with the social problems these phases address. Early social policy development forms a response to Olson‐type collective action problems that organized actors (labour and employers' organizations) in the field experience: state‐obliged benefits solve free rider problems, while bipartite administration allows labour and employers' organizations to organize their constituencies. This solution to Olson‐type collective action problems, however, also constitutes an Ostrom‐type collective action problem. Such a system functions as a common pool resource. Individual benefit take‐up is experienced as free and the costs of benefit take‐up are collectivized in the common pool. The article illustrates this pattern with reference to Dutch disability insur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