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夫之关于《诗经》中的灵性思维的思想

《诗经》与《圣经》中的诗歌之间具有许多契合点。王夫之的诗学观念与基督教圣经学的诗歌理念比较接近 ,其间存在着可比性。王夫之对《诗经》中的《雅》《颂》部分特别感兴趣 ,也进行了深入研究。他对《诗经》中灵性思维的深刻认识 ,主要表现在他对《大雅》的思维模式的研究上。王夫之的诗经学研究成果丰硕 ,这得益于他的整个哲学思想体系     

寓体系于漫话——论王夫之诗歌理论体系

中国古代诗论绝大多数是以诗话、诗评、书信、札记等“漫话”形式表达出来的。因而许多研究者认为它们虽然用只言片语发表了隽永可喜的意见,却不成体系。我们认为中国古代某些诗论是具有寓体系于漫话的特点的,本文试以王夫之诗论为例说明这个问题。一王夫之论诗的主要著作是《诗绎》、《夕堂永日绪论》、《南窗漫记》(以上三种合称《姜斋诗话》)和《古诗评选》、《唐诗评选》、《明诗评选》、《诗广传》。另外,在他某些诗词的序言里和不少哲学、史学著作中,也有涉及诗歌的言论。《姜斋诗话》与一般诗话体例相同,分条论诗、论人;《诗广传》是他读《诗经》的札记,涉及范围很广;三种评选中的评语皆因诗而发,互不相属;其他著作中论诗之处更是一鳞半爪,了无关涉。从现象上看,他的诗论不过是这些漫话的集合而已。     

从《诗经稗疏》看王夫之的《诗》学阐释学方法——兼与雷庆翼先生商榷

针对雷庆翼对《诗经稗疏》的批评,从不背事理和非为卫道两个方面加以反驳,考察分析了王夫之在《诗经稗疏》中表现出的《诗》学阐释学方法有三种,即审文辨字,正本清源;依古立意,博采百家;审之以理,求之以意。     

魏源论孔子与《诗经》

魏源在《诗经》上以今文经学的三家《诗》为宗,但是,在孔子与《诗经》的关系上,却只承认孔子有正乐之功,而无删诗之事。他从诗与乐的关系入手,论证了孔子对《诗经》的贡献,并驳斥了历史上的孔子删诗说。但魏源并未贬低《诗》的作用,在他看来经过孔子正乐,《诗经》才能够成为经学典籍,孔子正乐与作《春秋》具有同一意义。     

王夫之、朱熹《诗经》经文评论比较

王夫之与朱熹对《诗经》经文的评价常有异议,正是这些异议体现了王夫之诗教思想的主旨和独特之处。通过对二者经文评论的比较可知,王夫之诗教的主旨在挺立人道。对于《邶风·北门》和《小雅·北山》诗中的大夫,王夫之提出,大夫应该恪尽臣子之职,勤于国事;哀贫怨劳、并缘饰为文章的行为将导致人道之亡。对于《邶风·谷风》、《卫风·硕人》和《卫风·氓》诗中的妇人,王夫之提出,在夫妇人伦中,妇人有其应尽的位分,不能以应尽的位分为挟制之资,求丈夫的相容相合;即使见弃,也有敦笃性情的自处之道。对于《大雅·嵩高》和《大雅·烝民》称美的周宣王,王夫之指出,君王如果以利导臣,会将天下臣民引向趋利之习,习以为然,则天下人以利相接,沉湎于利货食色之中,如此,则人与禽兽相异之几希不保,天子率天下以失人道。     

王夫之对明代诗歌选本的批评——以《唐诗品汇》、《古今诗删》、《诗归》为例

明代诗歌选学十分繁荣,《唐诗品汇》、《古今诗删》、《诗归》三部选本先后在诗坛占居主流地位。王夫之对明代诗歌选学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上述三部诗歌选本是他关注的重点,对其最终的审美价值茄诸每、理想,王夫之均持否定态度。王夫之认为,《唐诗品汇》追求“盛唐气象”,不意趋于“傭贱”;《古今诗删》追求“汉魏风骨”,难免走向“粗豪”;《诗归》以“孤怀孤诣”追寻古人真诗之精神,最终却沦入“猥亵暧昧”。     

王夫之《诗广传》中的“性、情、理”思想探论

情理问题是中国思想史上探讨的重要问题之一,其牵涉了伦理学与美学等诸多领域,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和解答体现了中国哲人对"美善统一"与"情理和谐"的价值追求。王夫之对于情理关系的论述可以说达到了历史上的一个高峰。本文对王夫之的诗经学著作《诗广传》一书进行解读,从王夫之对情的定义入手,进而分析"性、情、欲"三者的关系,最后揭示王夫之"情者性之情"与"天理人情原无二致"的情理统一思想,揭示了王夫之《诗广传》一书在诠释诗经时从政治伦理的角度讨论诗歌美学的诠释学特色。     

试论《诗经》情诗的历史命运

一、情诗本来面貌的丧失与封建说诗体系与《诗经》中的怨剌诗、史诗、宴饮诗和祭祀诗相比,情诗的命运最为困厄:在《诗经》研究史上,一开始它遭到的就不是一般的曲解和误会,而是极为荒谬的解释和离奇古怪的说明,以致面目全非,根本不被作为情诗看待.这就是说,作为研究对象,一开始它就丧失了自己的真实面貌和固有价值. 对情歌第一个作出自成体系解说的是《毛诗传笺》,它包括《毛传》、《郑笺》和《诗序》.这三者对情歌的认识虽存在某些差异,但在基本观点和说诗方法上却完全一致.一些学者将     

论徐光启《诗》学及其贡献

明代是《诗经》研究由经学向文学转变的一个重要时期,徐光启代表了这个时期《诗经》文学研究的最高成就。他于汉儒“美刺”“比兴”说与宋儒“纲常”“义理”说之外,从《诗经》文学的本质出发,提出了“《诗》在言外”的《诗》学理论,为《诗》学研究的转向,完成了理论上的重大突破。并以此理论为核心,对《诗经》作品从多个角度作了认真、细致、全面、深刻的分析,在晚明产生了很大影响,对中国《诗》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明遗民诗经学著述五家论略

明遗民诗经学研究向为论者忽视,本文以明遗民五家诗经学著述为例,略为研讨,五家者:朱鹤龄、陈启源、贺怡孙、陈子龙、王夫之.以学术史为经,以诗学史为纬,论五家诗经学研究之贡献,以期引发明遗民诗经学研究之思考.     

情：王船山《诗经》文学诠释的核心范畴

王船山围绕＂《诗》道性情＂这一命题,以情说《诗》,将《诗经》与其他经书区别开来,从情着眼,肯定《诗经》中的说理诗、叙事诗,突出《诗经》情景描写中的情。船山以情为出发点与联络点,发展了孔子的＂兴观群怨＂接受理论,视情为《诗经》实现其社会功能的媒介。基于对情的正确认识,船山充分肯定了《诗经》中情爱诗的价值。可以说,情,是船山诠释《诗经》的核心范畴。     

《诗经》异文类型研究

《诗经》异文研究是《诗经》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直接关系到我国唐代以前古人使用汉字的习惯、方式和规律问题,关系到毛《诗》和鲁齐韩三家《诗》用字特点和规律问题。而类型研究又是《诗经》异文研究的核心和重点,《诗经》异文诸类型一出,从一定的意义上就可以说,是把唐以前古人用字的习惯、方式和规律具体化了,把毛《诗》和三家《诗》用字的特点和规律具体化了,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关于《诗经》的用历与《诗经》的断代问题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历代注家大多认为她是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约500年间的作品.但也有不少学者,如汉代的《毛诗》学派,宋代的欧阳修(《诗本义》)、苏辙(《诗经集传》、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朱熹(《代诗集传》),清代的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陈奂(《诗毛氏传疏》)、姚际恒(《诗经通论·商颂》)、方玉润(《诗经原始 》)、吴闿生(《诗义会通》)、王夫之以及当今的杨公骥、李松如、刘毓庆(《商诗非宋人作考》)、陈子展(《诗经直解》)、张启成(《论商颂为商诗》)、梅显懋(《商颂作年之我见》)、常教(《商颂作予殷商述考》)、黄挺(《诗·商颂作年作者的再探讨》)、赵明(《殷商旧歌商颂论述》)、程俊英(《诗经详注》)等人认为:《诗经》绝不全是西周至春秋中叶的作品,其中也有殷商时代的东西,如《商颂》便是.近年张松如先生著《商颂研究》(1995年6月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全面系统地对《商颂》进行了绎释和考证.张松如先生指出:“所谓商颂,就是殷商的颂歌.”是“殷商奴隶主贵族祭祖其先公先王时所歌唱的.其制作年代不可译考,或非出于一时,盖当殷商晚期,在武丁之子若孙从祖庚祖甲到康了武乙及其以后,直到帝辛朝.”     

元代《诗经》学的特征及历史地位

元代《诗经》学侧重朱子之学,崇尚"朱传"成风,除马端临、李公凯等少数几位《诗》家外,其他《诗》家的著述几乎全部是围绕《诗集传》而作。元代《诗经》学几乎成了朱熹《诗集传》的一家之学。元代《诗》家继承了宋代《诗经》学的求实精神,博采众家之长,在音释、训诂、诗旨、诗歌艺术手法等方面对《诗集传》都有很大的阐扬发挥,但较之宋人,怀疑精神已经大大减弱,观念略显保守。元代《诗经》学处于《诗经》宋学和《诗经》清学之间,一方面它继承了《诗经》宋学的求实考据之风;另一方面,元代《诗经》学影响了明代《诗经》学的发展走向,对清代《诗经》学也有一定的间接影响。元代《诗经》学,是连接《诗经》宋学和《诗经》清学的纽带,它在《诗经》研究和《诗经》学的延续上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     

王夫之《诗经》诗学研究

《诗经》诗学研究是《诗经》研究的薄弱环节,正是在这个环节上。王夫之以其深邃的思想和辛勤的耕耘,登上了古代《诗经》诗学研究的顶峰,总结其成果及其经验,对当代诗学研究有着重要的价值。     

近年来王夫之诗学研究概述

后世论清初学术思想者 ,以王夫之与顾炎武、黄宗羲三家并称。但王夫之在中国哲学、美学和诗学史上的地位 ,远较顾、黄两家为高。王夫之的诗学著作主要有《姜斋诗话》、《诗广传》、《古诗评选》、《唐诗评选》和《明诗评选》等。虽然学界早已公认王夫之是伟大的美学家、文学家 ,但在 2 0世纪 80年代以前 ,国内 (主要指大陆 )没有出版过一本王夫之诗学研究的专著 ,各种文学史或文学理论批评史专著中也大都没有王夫之的一席之地 ;各种中国哲学史专著中大多不涉及王夫之的美学思想 ,而明清美学断代史或中国美学通史也未见出版。研究王夫之诗学…     

谨校慎点,后出转精(上)——岳麓版《诗广传》点校举隅

<正>《诗广传》为王夫之读《诗》时所写的杂感文,船山于该书中,从其哲学、政治、伦理、历史和文学观点出发,对《诗经》各篇广加引申发挥,故命名为“广传”。 本世纪六十年代初,该书曾由王孝鱼先生以金陵刻本为底本,参照周调阳依嘉恺钞本所作的校勘记进行点校,于1964年由中华书局出版,1981年第三次印刷。     

论孟子与先秦诗学阐释学

出于游仕和谋求学术话语权力的需要 ,孟子充分发掘利用了《诗经》蕴藏的政治资源和思想资源 ,并由此导致了对诗义和得义方法的关注。孟子的用诗和论诗 ,存在一个稳定的表意结构 ,结构的核心即是他毕生坚守笃行的儒家思想的内核 :仁义。他的用诗和论诗乃是分别在言语义和语言义的思路上对这一思想进行的言说。因此 ,我们认为 ,作为不同的应用策略 ,二者不应混用同一标准衡量。“以意逆志”、“知人论世”方法的提出 ,在《诗经》研究史上无疑是一个进步 ,《诗经》研究方法论的概念由此而产生 ,并进而形成先秦时期最有特色的阐释学思想。这种行为本身隐含着将《诗经》作为知识文本进行研究的倾向。后人循此向度将其引入批评 ,成为历史主义和情志批评的理论源泉之一。     

安大简《诗经》“侯六”续考

无论是春秋时期的晋国,还是战国时期的三晋地区,《诗》学传授研读活动都是极为活跃的,我们认为,安大简《诗经》极有可能是流行于晋地的而由楚人抄写的一个摘编本。     

王夫之《诗广传》的文体意义和学术渊源

王夫之《诗广传》说《诗》别开生面,颇能新人耳目,然其渊源有自。若将其置于《诗经》学史进行考察,可以认定其属于《外传体》。该书说《诗》的方法与《韩诗外传》相同,触类旁通是二者的共同特点;在体例的创新、文脉的顺适、思想融贯等方面,前者则有后出转精之功。该书最早的学术渊源可追溯至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其说《诗》的归趣即:于一己可以陶冶性情,推而广之可以化成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