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互见法”及其渊源

最早提出司马迁运用“互见法”的是宋代的苏洵，而史迁的这种方法实是受了庄子的影响。庄子阐述哲学观点的“互见法”主要在于表明思想的一贯性与完整性，从多方面强调、补充阐述观点，虽然巧妙，还不算复杂。司马迁撰著史书的“互见法”，则在其基础上扩而大之，予以发展变化，使之适合史传文学的需要。它不但继承了庄子的强调、补充和贯通之义，更倾注了史迁的编撰准则和褒贬义法，为塑造人物形象服务，还将“互见”发展成对比的写作艺术，从而发展了“互见法”，扩大了它的使用范围和表现力，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体系。     

论《汉书》以汉德为尚之叙事手法——以《史记》《汉书》异同为讨论中心

《汉书》继《史记》而作,以为汉绍尧运,建立了大一统的帝国。班固作为汉臣,以后汉臣子的身份编撰前汉的历史,殊不简单。以《史记》与《汉书》所载异同为讨论中心,从“述而不作”的叙事传统、歌颂汉德的叙事手法、互见之例以见褒贬忌讳三个方面,阐述分析《汉书》以汉德为尚的叙事原则,认为以汉德为尚乃是《汉书》全书的指导思想,但在歌颂汉德之余,《汉书》仍不失史书褒贬美刺的传统。     

《儒林外史》的结构方式：“递入”与“互见”

“递入”与“互见”是构成《儒林外史》独特结构形态的主要方式,前者以时间的相连形成文本结构的统一,后者藉空间的呼应促成人物故事的完整,两者的巧妙运用使《儒林外史》中人物各传联接成一个血脉贯通的有机整体。《儒林外史》的结构方式以及由此形成的结构形态对近代章回小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是导致近代章回小说叙事结构发生嬗变的重要因素。     

《史记》及史家底传叙

本文为已故朱东润先生(1896~1988)未刊稿,约撰写于1940年6月后不久。此前因教学安排,朱先生完成《史记考索》一书,以文献考订为主,但他的学术兴趣则更多地关注中国历代传叙文学研究,撰《传叙文学之变迁》加以探讨,其中包括本文,是有关人物传记与全书评骘之专论。本文谈到正史的范围,讲到史传与传叙文学的联系与区隔,《史记》互见体例之运用及其局限,特别讨论到《管晏列传》、《魏公子列传》、《魏其武安侯列传》以及项羽、刘邦本纪之人物叙写的成就和偏失。本文是朱先生学术鼎盛时期的力作,笔力健旺,议论风发,分析细致,识透纸背,显示融贯东西、参悟古今的气象格局。     

《史记》中的“夫”

《史记》中的“夫”有用作名词语素、实词和虚词三种用法。其中实词“夫”用作名词和指示代词;虚词“夫”用作决断词和感叹语气词。“且夫”、“今夫”、“若夫”等用作复合虚词,表示主观认定,其语法作用相当于决断词。     

论《史记》中的“烽火爱情”叙事

《史记》不仅尽情鼓荡英雄们的风云之气,还在战争间隙演绎了几出儿女风情的好戏。＂霸王别姬＂是风云气兼儿女情的不朽之笔,它演绎了＂战争与爱情＂.＂英雄与美女＂,＂生存与死亡＂三对文学母题。＂弱女子勇救落难公子的爱情佳话＂,以战争为故事展开的背景,是两情相悦的风情喜剧。对＂红颜祸水＂进行的政治道德上的口诛笔伐,遮蔽了其中存在的＂男女真情＂,其中的普世性的爱情不能一概被抹杀。司马迁以史家笔法书写烽火中的爱情,掀开了战争中最浪漫的感情——爱情的红盖头,开辟了以此揭橥人性的新天地.     

论钱钟书的《史记》研究

《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20世纪以来,《史记》研究呈现出喜人的局面。其中,国学大师钱钟书先生的《史记会注考证五十八则》以中国古典文学特有的感悟式的评点研究为基础,重点考证、评点了《史记》中的疑难字词和精彩段落,利用古今中外事例阐发义理,研究方法形式多样。尽管是微观研究,札记式评点,但可谓字字珠玑,散金碎玉。     

论梁玉绳的《史记志疑》

梁玉绳的《史记志疑》一书主要内容包括校勘文字、考证史实、志疑释疑、驳斥谬解和评文论法等。该书据当时通行之本为说,既是为《史记》而作,更是为读《史记》者而作。该书的价值表现在恢复《史记》原貌、写评点密切相关、勇于怀疑的精神等。该书的不足有不当疑或疑而不当、校勘考证失误、评论不当等。     

《史记》叙事中的“蝴蝶效应”

<史记>中记载了很多有别于重大政治军事题材的小事,这些小事虽然并不直接与历史的主要情节发生联系,但在整个<史记>叙事中却是重要的环节.缺少这些看似微小的事件,不仅情节结构上会有缺陷,而且会极大影响历史意义的解释与表达.有相当一部分微小事件在<史记>叙事中会逐渐发展,最后演变成足以影响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这就是<史记>中的"蝴蝶效应".     

论《史记》中汉武帝“以广儒墨”

《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中提到汉武帝"以广儒墨",对此一般解释为这是一种语言上"连类而及"的用法。但通过考索文献发现,在《史记》以前的典籍中和《史记》全书中其他地方出现"儒墨"的时候,都没有"儒墨"连类而及的用法,并且汉武帝实行尊崇儒术的同时,也采取了繁荣文化的手段,"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说法不严谨。因此,可以认为《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中的"儒墨",是沿袭战国以来的说法,指的是以儒家和墨家为代表的所有学术。     

西南边疆史研究的新成果--《西南通史》简评

本文简要评价了新近出版的《西南通史》 ,对该书的主要特点及其学术价值进行了归纳和分析     

略论科学通史课在高校通识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

科学通史课程凝练了各学科对自然界认识的精华,展现了科学发展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突出了创新思维方式培养的必要性与重大意义。通过分析科学通史课程教学在目前高校通识教育中的必要性、目的和意义,探讨了该课程在高校通识教育中的核心作用。     

中国古代传统道德生活史序言

一般来说,道德生活与伦理思想、道德理论的关系是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但它们之间不是绝对的,而是相互依存的,而且不断地进行着相互渗透、相互转化。《中国古代伦理生活史》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辩证法为指导,从科学的社会发展史出发,坚持中国的古代社会从远古到清朝末,经历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三个社会形态的论断,并以此作为“主要经线”,以家庭婚姻道德、政治行政道德、社会行业及不同阶层的道德为“主要纬线”,围绕着一定时期人们的行为准则及道德规范这个核心,来构筑理论框架,努力展现我国古代道德生活的原貌和它的历史演变,揭示出其中的本质和发展变化的规律性。     

李明《中国近事报道》与礼仪之争

明末清初是中西交流史上一个辉煌的时期,然而礼仪之争使双方的交流陷于停滞,最终东西方都失去了机会:基督教失去了扩大在中国传教的机会,中国失去了向西方学习的机会。李明的《中国近事报道》(A Compleat History of the Emprie of China)是将这场争论推向高潮,并在这场争论中起重要作用的一本著作,所以了解这本书对了解那场著名的争论不无裨益。     

《华北伪政权史稿》评介

《华北伪政权史稿》是华北抗战史研究的新成果。该书的问世,填补了华北抗战史研究领域的一项空白。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的教学方法探析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05方案＂中的一门新课。为了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育人功能,增强课程的吸引力和实效性,教学方法的改革势在必行。在教学中以讲授法为主,辅以讨论法、指导阅读法、案例法、参观法等教法的运用,具有较好的教学效果。     

武汉大学与20世纪30年代中国哲学——范寿康与《中国哲学史通论》

范寿康是一位融会贯通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哲学家。20世纪30年代，他在武汉大学哲学系任教期间所著《中国哲学史通论》，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部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写作的中国哲学通史。该书既坚持从唯物史观出发看待中国哲学历史，又重视发掘中国哲学史自身的特色精义，留下了有益于中国哲学研究的宝贵启示。     

关于《中国法制史》教学的几个问题

学生厌学、畏学,是中国法制史教学面临的主要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明确该学科的定位,教学的难点、重点以及应采用的教学方法,并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进行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的创新和科研创新,以改变该学科目前所面临的困境。     

《中国法制史》教学困境解读及解决对策

目前,高校法学专业本科生普遍存在着对《中国法制史》课程的学习兴趣不高,重视程度不够的现象,在深入分析此问题存在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     

从《中国新史》看费正清的中国观

美国的汉学家对中国的认识是认识中国的视角之一。费正清是公认的美国中国学的创始人,他以历史学家的身份研究中国,并从文化的角度研究中国历史,从而形成了他的中国观。《中国新史》是他最后一部作品,也是他中国观的总结。费氏的中国观具有三个主要特点:以考古学领域发现为佐证,强调中国文化的连续性和同一性;以中国历史为背景,强调中国文化的特殊性;从美中关系的发展出发,强调中国文化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