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前期进士科状元考辨

本文逐一考证唐代前期孙伏伽、颜康成、宋守节、弓嗣初、许旦、吴师道和姚仲豫等七位进士科状元的史料来源与身份真伪 ,澄清了《玉芝堂谈荟》《登科记考》等书的一些错误记载。     

《明史》人物登科年代考误

明代是中国科举制度的鼎盛时期。《明史》对人物登科年代的记载绝大多数是正确的,但也有个别错误。从明代进士登科录、进士同年录、会试录及进士题名碑等原始文献来看,这些科年错误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本无该科,另一类是误为他科。     

《洛阳新出土墓志释录》所见科举史料

本文利用《洛阳新出土墓志释录》所提供的原始文献,补充了清人徐松《登科记考》、今人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等史书尚未记载的唐代进士出身者6人,明经出身者6人,制科出身者3人,同时对涉及唐代科举人物的其它资料进行了辨析。     

清代苏州的状元

清代科举考试,自顺治三年(1646)丙戌开科取士,到光绪三十年(1904)甲辰科止,正恩会试112科。苏州府考取了十三个会元,二十五个状元,六个榜眼,十二个探花,状元数占全国的22.5％,为全国各府之冠。关于清代苏州府在会试中考取的情况,根据《清秘述闻》等书的记载,介绍如下: 康熙十二年癸丑科、十五年丙辰科、十八年己未科的状元,为长州韩菼、彭定求、常熟归允肃所蝉联。     

宋科举科目考(下)

三、进土科及其中特殊类型两宋期间，进士科反复变化，最终至明清才固定模式。考其变化而涉及科目类型的，约有进士分科、特奏名、上舍及第、制科踢进士、进士赐诸科、召试赐进士、赐进士。兹分述之。进士分科进士分科起因是王安石变法，但从科举形式看却是因试艺内容引起的。宋初，进士科试艺内容沿五代旧制，为诗、赋、杂文、策、贴经、墨义，其后去墨义、增论，并无大的变化。王安石变法，罢诗、赋，改试经义，引起一场大震动。《长编》卷220：“今定贡举新制：进士罢诗、赋、贴经、墨义，各占治《诗》、《书》、《易》、《周礼》、《礼…     

古代海南岛的科举和教育概况考略

我国古代的科举,是一种通过考试选拔人才的制度,在我国封建社会施行了一千三百余年。这种制度开创于隋文帝开皇(581——600年)年间,设明经、进士两科。唐承隋制,并增设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等十余科。武则天又增加武举一科,但仍以明经、进士两科最为重要。考试科目增加,通过考试进入仕途的读书人就多了。唐太宗李世民对这种收买笼络读书人的办法非常欣赏。《唐摭言》记载:唐太宗“尝私幸端门,见新进士缀行而     

温州瑞安曹村进士数考证

浙江温州瑞安曹村距瑞安市区18.7公里,地处飞云江下游南岸,是远近闻名的进士村。2003年,曹村新建牌坊,上书“中华进士第一村”。曹村到底出了多少进士,引起了国内外专家学者及游人的高度关注。为此笔者特进行了考证。根据明代嘉靖《瑞安县志》、万历《温州府志》、清代乾隆《温州府志》、嘉庆《瑞安县志》和《瑞安市志》的记载,曹村共有甲科进士26人:绍兴丁丑王十朋榜曹逢时,淳熙辛丑黄由榜曹易,淳熙甲辰卫泾榜曹杭,绍熙庚戌余复榜曹叔远,嘉泰壬戌傅行简榜曹豳,嘉定戊辰郑自成榜曹觱,嘉定辛未赵建大榜曹泳,嘉定丁丑吴潜榜曹靖,嘉定庚辰刘渭…     

漫话状元

状元的由来状者,榜也;元者,首也。即是榜上名列第一。原为普通名词,广泛可用,到隋代废除九品中正制和科举制,炀帝时始置进士科,召试天下士人后,状元渐成专有名词。唐代进士第一人称“状头”。武后载初元年(690),策问进士于洛城殿,以取士誉,此为殿试之始。宋太祖建隆元年(960),考中进士十九人,而以杨砺为第一,称为“榜首”。开宝元年(908),始定殿试贡士之制。八年(975),复试礼部贡院合格举人王式等于讲武殿,取进士三十六人,而以王嗣宗为首,始称“状元”。省元王式屈居第四。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始分三甲取士。真宗时更分三甲五     

明清江南进士数量、地域分布及其特色分析

明清时期，江南进士在全国数量最多，比例高达近１５％；而且其科试名次极为显赫，明代状元近四分之一和清代状元半数以上出自江南，榜眼、探花更不在少数，三鼎甲往往为江南人囊括。江南进士在全国的突出比重是不断变化的，大致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江南进士在地域分布上，府与府、县与县之间极不均衡，尤其集中在苏州、松江、常州、杭州等府的附郭各县的一些世代仕宦的簪缨望族，显示了个别地区和少数家族在科考中具有非同一般的竞争力。     

"状元"一词早期使用情况辨考

《四库全书》《四部丛刊》《全唐文》《全唐文补遗》《全唐诗补编》等所收唐人作品中,只有10种用过"状元"一词,共18次."状元"在唐代还只是个民间用语,著名文人都没用过.政府从来不用,也不重视具体名次.谈科第只用"甲科""上第""高第"等较笼统的词.《辞源》《辞海》对"状元"一词的界定,也有值得商榷之处.     

也谈许敬宗篡改唐代实录、国史问题

许敬宗是唐太宗、高宗时期的著名宰相和史官,曾经领导和参与了唐朝国史、实录等多种史书的修撰.对其修史,前人一向评价不高,认为虚美隐恶、曲事删改,违背了史学家直书实录的职业道德,但近来也有学者提出质疑,企图为许敬宗洗刷、开脱.本文则认为,无论从唐朝实录、国史修撰史和许敬宗个人品质来看,抑或从史料证据来看,许敬宗之篡改唐代实录、国史都很难否定.许敬宗篡改实录、国史之所以特别引人注目,与唐朝的政治现实、尤其与唐高宗关系至密.     

唐代佛寺杂考

唐代佛教兴盛,佛寺众多为其显著标识。但因朝代更迭及战乱兵燹等原因,其兴废变迁、榜额改易等极为寻常,而后世史籍、志乘所载,或以讹致误,或疏漏简略,或抵牾多歧,常滋淆乱。文章结合相关文史文献及佛教僧传相关之材料,围绕创建、沿革、处所等要素,对唐代二十余寺作了辑述与考辨,纠正了一些文献记载的讹误,补充了一些文献记载的阙失。     

日人圆仁视野中的唐代乡村社会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是日本僧人圆仁入唐求取佛法的旅行日记。此书涉及到唐代农村社会的许多方面,其中包括乡村交通与旅行生活、社会组织、饮食、宗教信仰、道德风尚、种植养殖、交往礼节、节日、绿化等。通过对《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乡村社会史料全面系统的整理研究可以大大丰富我们对唐代乡村社会的认识。     

《正谊堂丛书》与《正谊堂全书》考论

世人对于康熙末《正谊堂丛书》和同光间《正谊堂全书》(尤其是前者)的子目多所不知,甚至还存在张冠李戴的情况。因据《张清恪公年谱》、《正谊堂文集》和《续集》、《正谊堂全书》第一册以及《中国古籍总目》等的相关记载,对康熙末《正谊堂丛书》的编纂和刊刻,以及同光间的重刻情况予以考证,并对二者的部类和子目变化加以比较分析,从而否定《中国古籍总目》等贻误他人的著录。二者的刊刻,对于清代正统理学的传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唐代篆书书迹及书法家综述

唐代篆书力扫汉魏晋等的颓靡,勃然中兴,笔者通过对传统典籍文献与近代以来出土的碑志的发掘整理,初步统计唐代篆书家有160余人,篆书书迹有1400余通（件）,大大丰富了唐篆面貌,其书家之众,书迹之多非前朝可以比肩。     

唐代陕西进士考述

唐代陕西进士历来受学者关注，依据《陕西通志》、新旧《唐书》等史籍对陕西唐代进士进行考证，以此为基础，分析进士地理分布状况，并从统治者、进士个人，以及官僚主义方面阐释各种因素的作用。     

新发现的两条研杜资料

“诗圣”一词首出于杨慎,见其《词品·序》,而非王嗣奭;杜诗有两处记录安史叛军焚烧唐室宗庙,古今杜诗注本均失注,而两唐书皆有相关记载。     

唐朝初年重修《晋书》原因新探

重修《晋书》,是唐朝官方于贞观20年(646年)组织的一次大规模修史活动,关于这次活动出现的原因,陈寅恪认为是唐廷企图通过篡改晋史,“尊扬皇室,证明先世之渊源”,李培栋认为是“由于一系列政治事件对太宗的刺激”,太宗要借修史为自己辩解、向大臣发出劝诫和获得内心慰解.实际上,这两种解释均难成立.唐朝之所以重修《晋书》,是因为此前诸家“晋书”在内容、体裁、史学观、史料采择等方面存在各种缺陷,不能适应唐初的政治形势和时代要求.正是因此,据唐人李延寿记载,早在贞观十五年(641年),唐朝可能已经出现过《晋书》的修撰活动.     

唐刘干夫妻墓志考略

洛阳出土晚唐刘干墓志记载了志主的家世生平、科第宦历及其著述等情况。刘干曾于大中年间修订《切韵》12卷及《通纂》、《通例》共10卷,可为研究唐五代《切韵》系韵书演变、补两唐书《经籍》、《艺文》二志之阙提供原始文献线索。其妻太原王氏墓志为当世仅见刘干之著述。     

《韩诗外传》版本流变的三个阶段

《韩诗外传》是汉初儒生韩婴编写的经学著作, 但今天见到的《韩诗外传》已非汉时旧貌。结合文献记载与征引情况, 可知在版本流变中, 至少经历过三个较为明确可考的阶段, 即汉代六卷本、隋至宋时十卷本、元代以来十卷本。这三个阶段, 使得《韩诗外传》在卷帙与篇章方面均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对《韩诗外传》进行研究之时, 须将这三阶段的变化考虑在内, 才能获得更加严谨可靠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