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方法论看抽象法学理论的发展

抽象的法学理论在19世纪之前是由法学外的思考者们来推进发展的,法律家与专业外的法律思考者之区别在于他们始终不能完全游离于各个时代发生效力的实在法.面对实在法,抽象法学理论的姿态有时是极为尴尬的.二战以后,法学家们有关"疑难案件"所引发的理论论争为抽象法学理论续造生命活力做出了贡献.建立在现代逻辑、语言哲学、语用学和对话理论基础上的法律论证理论在哲学和法哲学领域悄然兴起.尽管这个理论本身在解决复杂的法律问题(特别是有关法律的道德评价之类的实质哲学问题)方面还存在着应用的局限性和具体方案上的缺陷,但它代表着一种在实在法之实践问题上寻求多知识进路、多学科方法之研究论证的努力方向.     

法律解释的难题——关于形式合理性与实质正义的取舍

法治背景下的法官是保守主义的法官,其忠于职责,维护法律之形式合理性;同时,法官代表正义之剑,亦是实质正义的捍卫者。司法过程中,当遭遇疑难案件,形式合理性与实质正义会发生激烈冲突,此时法官的法律解释将如何做出,并做何取舍——这常常成为法律解释的一个难题。本文就此展开论述并试图以解答之;进而以此揭示疑难案件中法律解释和判决的特殊关联。     

疑难案件的道德解读

疑难案件是指不能被法律规则有效规范的案件.疑难案件的存在表明法律规则和法律生活之间存在缝隙,法律规则在疑难案件中对道德作出了错误的回应.疑难案件展现了"法律是什么"而非"是否有这样的法律"的"理论性争论",法律是由规则和原则组成的,原则保证了法律的开放性、包容性和正确性,提供了法官依法判决的依据,阻止了自由裁量权对法治的破坏.法律原则的背后是道德,疑难案件表明在法律形式化的今天,法律和道德依然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规则差异：司法裁量与法律原则

关于法本质的传统争论之一关涉到法的客观性和确定性问题。而有关法律的确定性或客观性和法律与道德的关系能够在关于法律解释所具有特性的论争语境下得到更好地理解和评述。因此,从规则模式,法律实证主义和规则怀疑论者,疑难案件的不确定性和司法裁量权,规则和原则等方面论述了有关法律的确定性或客观性和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是可欲的。     

论疑难案件的界定标准

围绕疑难案件在哈特与德沃金之间引起过争论,并导致疑难案件的界定标准也成为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本文整理了有关这一标准的当前共识:法律规则的四种局限与法律的不确定性.并在此基础上重新阐发了法律的不确定性应当具备的三个相互关联的内容:法律的未完成性、法律的可论辩-证成性和法律的决断.     

法律人类学研究述评

文章从梳理中外法律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入手 ,对该学科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纲领性的论述。作者认为法律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应包括两个层面 :一是法律与社会的层面 ,二是民刑法各部分法律本身的层面 ;在法律人类学的发展中 ,结构—功能主义、进化论、文化传播以及解释人类学等理论方法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进入现代社会以后 ,法律人类学又提出了新法律多元理论。     

法理念的文化冲突与中国法律的多元属性

法律内部的文化冲突与变迁,特别是多元法律理念之间的差异性导致了法律制度的多重属性.中国法同时包含了中国传统、社会主义性质和西方现代法律精神的三重因素.中华法律传统是“有等差的社会和谐”,社会主义法律特点是“政治权力之下的社会秩序”,西方法律传统是“个人权利和经济的繁荣”.中国法的三重属性之间,既有相互统一的一面,又有相互冲突的一面.中华法系传统与社会主义法律都基于社群主义,不同于西方现代法律中的个人主义;社会主义法律与现代西方法律都体现了现代法律精神,不同于中华法系的古代性;从中华法系传统到现代西方法律代表了人类法律从古代到现代的一般发展模式,不同于法律史中特例的社会主义法律.虽然西方现代法律在20世纪初期和中期曾两度侵入,但是法律的社会主义和中华法系传统仍然是中国现行法中的主体因素.     

法律文化与法治秩序:碰撞、融合与重构

法律体系承载并折射出与之相符的法律文化和社会价值,因此,对法律现象与法律文化的关系进行认知是研究法律价值与法治秩序的一种进路。这种认知能在虚实之间展开对法律本身的审视与反思,并展示出法律文化与法治秩序的碰撞、融合与重构。中国法律文化中蕴含"天道""情理"等伦理观念,而西方法律文化受宗教传统影响,其中包含法律与生命、伦理、宗教之关系的追问。中西方法律文化在伦理与宗教之维上的分野以及二者在证成法律的正当性上的殊途同归,为研究法律文化对法治秩序建构的意义提供了一个良好视角。中国的法治秩序建构既要关注西方法律文化的根源问题,又要关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合理内核;要立足中国国情,建设法治国家。     

回到亚当·斯密:法律经济学的古典起源

本文对亚当·斯密及其先辈对法律制度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构建进行思想史的追溯,从而得到如下的启示:古典经济学家理解法律以及司法制度的演化和作用,是着眼于商业社会的性质与发展来落笔的。在这种演化的过程中,商业社会的法律以及司法制度是由对商业和制造业的发展之维护而逐渐被需要出来的,然后通过在城乡之间的劳动分工,而逐渐由城市扩及到农村地区,实现普遍的良好的政府治理秩序。反观当代法律经济学的定义与发展,我们可以看出当代法律经济学的主要着眼点,在于从科学的立场、乃至实证的角度,寻找最优的法律体系建立,或者检验既有法律的效率高低。这当然是值得肯定的科学方法的应用与推广,但是,却也使得法律经济学在思考的深度以及对复杂的社会经济生活之穿透力上尚且有所欠缺。因此,当代法律经济学亟需从启蒙运动以来的诸位先哲中汲取更多思想的力量,为一个更为深远的基于生产的制度框架下的法律研究提供持续发展的动力。     

法律全球化冲突的解决路径

全球化是当今世界法律发展的基本态势。尽管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范式在全球化过程中占尽先机,但法律的文化属性决定了其全球化并不应当是西方化。本文力图从冲突的角度来思考法律全球化,即从法律规则、制度层面上本国法与别国法的冲突,法律文化层面上本土法与外来法的冲突,以及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冲突三类冲突中寻求冲突的可能解决路径,以实现全球法律的和谐。     

走出法律认识的误区--法律的道德批判

对整个社会来讲,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增强有其积极性。但伴随着法律意识增强的是人们在法律认识上存在的一些误区:立法就等于法律;以为法律之外什么都可为,而且有可为的权利;法律是万能的,是解决社会问题之匙;有法律意识就等于会告状。本文认为必须从理论上认识和澄清这些法律认识的误区,才能形成和谐社会所需要的法律意识和法律文化,也才能为法治社会营造必要的社会心理与文化环境。     

从法学角度看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

非政府组织是介于政府与企业的不以营利为目的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组织,主要体现为组织性、民间性、非营利性等特点;中国非政府组织起步较晚发展较快,但存在着现有的非政府组织自身能力不高,难以为社会提供高质量服务的问题。针对这一问题,本文从经济、政治、文化方面总结其成因,并大胆设想了一条完善我国非政府组织发展的法律规制之路。     

从纸上的法律到社会的法律

使从纸上的法律走向社会的法律,使纸面上的死的规则变成人们行动中的活的规则,使理想的法治迈入现实的法治,必须认识到法律本质在于法律之利益,法律效力在于法律之意识,法律至上在于法律之信仰,法律生命在于法律之实践。     

法律全球化视野下我国法律教育的定位与目标

自1895年天津中西学堂首设律例科,延请美国教育家丁家立博士为总教习,仿效哈佛、耶鲁法学院教学模式,开启了中国近代正规高等法律教育之先河。屈指算来,中国新式高等法律教育,在先学美国,次又随德、日,及至后来模仿前苏联的不断拜师换师中,走过了风雨百年。直至今天,随着法律全球化的进程的加快,我们的法律教育应该抓住这个机遇,迎接时代的挑战,实现法律教育的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本文将在法律全球化视野下对我国法律教育的定位以及法律教育的目标展开论述。     

区域性社会发展中的法律资源配置及其意义

法律作为资源的理论以及法律资源配置在区域性社会发展中的意义的分析 ,可以从新的视角探讨当下西部开发中建立法律资源合理配置的重要性、可行性以及资源配置中的侧重面等问题。在西部开发中建立法律资源的合理配置 ,实现从政策调整向法律调整的转变 ,是西部别于东部沿海地区开发的重要标志 ;而这种转变不是社会资源配置的形式需要 ,而是社会发展的质的规定     

当前中国的法律信任及其养成

法治的内在要素要求人们对法普遍尊重、信任和信仰。民众对法律的不信任必将减损他们对法律的信仰。无法律信任,就无法律信仰。法律信任是社会信任的重要基础。对于当前中国来说,法律信任比法律信仰是一个更现实的社会问题。传统中国的生活和社会治理方式烙有强烈的人治色彩;而中国在社会转型中产生的部分问题,也影响了人们的法律信任。培养国民树立法律信任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应通过法律制度设计、法律实施、法律宣传推动法律信任的养成。     

法律原则的结构与功能——基于窗户隐喻的阐释

从隐喻学思维出发,将法律比做建筑物,那么,法律原则就是介于法律空间与外部世界之间的"窗户",它同时发挥着联系与隔离这两种相反相成功能的作用。法律原则具有强大的联系功能,可根据社会形势的变化,针对各种具体情况,有效地解决法律规则的模糊、疏漏、滞后、不合理等问题,为社会伦理原则进入法律规范体系开启通道,实现法律与社会基本价值观的有效沟通与紧密衔接。同时,法律原则通过严格的法律程序、法律机制的筛选,有限度地将法外价值纳入法律之中,将不当的法外因素阻挡于法律体系之外,使法律成为相对独立但并非自我封闭的体系,为人类社会生活营造惬意的法律世界。     

型塑法律思维是法学专业人才培养的重要目标

法学专业以实践性强为其专业特色,因此,它应当以对人才的从业技能,至少是依法行为以及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之培养为不可或缺的重要目标。然而,我国法学教育长期以来缺乏对学生法律思维养成的自觉,导致法学教育型塑法律思维功能的失却。由之,我们必须努力变革现有的法学教育模式,实现法学本科教育教学观念由偏重知识传授向注重学生职业法律思维养成的转型。这种转型虽难度较大,但必须为之努力。     

法律伦理的逻辑

法律伦理及法律伦理学是否可能取决于从法律伦理行为事实能否推导出法律伦理行为应该.然而,单纯从行为事实是推不出行为应该的,只有通过法律目的判断以及法律伦理行为事实和法律目的之关系判断,才能从法律伦理行为事实如何推导出法律伦理行为应该如何.法律伦理行为之应该经由人们的法律实践活动可以变为现实,其具体保障在于法律伦理良心、法律伦理名誉、法律伦理教育及底线法律伦理的法律化.     

法律多元与法律多元主义问题探析

近半个世纪以来,社会多元与文化多元已经成为社会科学日益关注的问题。不同领域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法律多元现象进行了广泛、细致的分析,成果卓著。相对而言,对法律多元的概念、法律多元的形成与分类、法律移植与法律多元、多元论法学思潮与法律多元、研究法律多元应该注意的问题以及如何评价法律多元等诸多问题上还缺乏仔细的研究,对于国外的研究成果也没有进行认真的梳理,因此,有必要从宏观的角度对上述法律多元领域进行综述与分析,以便我们对法律多元问题有一个整体的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