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商业行会对华洋商事纠纷的参预:一个商事习惯法的视角

中国传统商业行会作为晚清重要的商人组织,在排解华洋商事纠纷方面,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当时商业行会一方面积极预防和调处华洋商事纠纷,并在华洋商事诉讼中极力维护行内华商权益;另一方面为谋求纠纷之妥善解决,亦频频倡导对洋商的"停交"抵制活动。这种以不合作形式存在的联合抵制,在特定历史背景下成为商业行会主导的华洋商事纠纷另类解决模式。综观商业行会参与解决华洋商事纠纷的实践活动,可以发现其实际上是中国固有的商事习惯法在晚清中西经济交往过程中的承袭和延伸。     

清末民初商会在商标纠纷调处中的居间作用——以苏州总商会为样本

清末民初随着相关法律法规的建立,各地商会在商事纠纷的解决中发挥了一定的居间作用,对于当时中国商标法制的发展和商标纠纷的解决有积极意义。但社会商标意识的淡薄限制了商会调处作用的发挥,商会成员的绅商属性削弱了商会对商标纠纷的调处效果。     

华洋商事纠纷与晚清商事习惯法嬗变

晚清时期,由于西商东渐,华洋商事纠纷因之迭起,而由此导致的中西方商事习惯法冲突也日益凸显.因为各种原因,在中西方司法机构裁决华洋商事纠纷的过程中,西方的商事习惯法在无形中取得了某种适用的"优越性".中国固有的商事习惯法因之倍受冲击,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开始了嬗递.而这一切又在一定意义上彰显着中国近代商事法律在早期形塑过程中的一种独特趋向.     

明清商事纠纷与商业诉讼

南京大学范金民教授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明清商事纠纷与商业诉讼”(项目号:99BZS003)2005年7月结项,项目成果鉴定等级为优秀。项目最终成果是专著《明清商事纠纷与商业诉讼》。《明清商事纠纷与商业诉讼》正文八章,第一至第三章论述商会产生之前的商事纠纷与商业诉讼,依次     

控制与依赖: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商会商事仲裁制度述论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随着政府结构及司法体系的日趋完善,商会商事仲裁制度受到很大影响.从法律规范上看,作为商会商事仲裁职能的重要表现,商事公断处的合法性一直备受争议,直到1936年才明确其法定地位.具体商事纠纷过程中,受限于党政及司法机关职能的扩展,商会的商事仲裁空间及权威一定程度上萎缩,但由于抗战前党政、司法职能扩展囿于一定范围,尤其是社会经济活动仍不得不依赖商会的力量,才能维持执政的稳定.在这种背景下,商会与政府之间呈现出既被控制又被依赖的双重特性.     

扩张与限制：“华洋合股”在近代中国的境遇

五口通商以后，“华洋合股”的经贸形式在上海等地涌现。不过此种经贸形式缺乏法律约束，导致华洋商事纠纷频繁出现。此类纠纷不仅引起合股双方的诉讼，更引发了国家层面的外交交涉。在中外修订商约的过程中，各国不仅要求“合股”合法化，更企图通过“合股”形式扩大行业和地域限制，包括内河航运、开采矿产、内地设厂等方面的要求。而中国则力图通过与各国交涉以及创建法律体系等方式，对合股的形式、资本、范围加以限制。“华洋合股”既影响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也对民族工业的发展形成了一定障碍。     

“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国际商事调解和解问题研究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情不同,采用传统纠纷解决方式解决国际商事争议面临司法管辖、法律适用等方面难题。调解制度具有独特的文化优势,是一种高效、便利的纠纷解决方式。然而,通过调解达成的和解协议,其执行力具有不确定性。在我国,经由商事调解机构的调解程序形成的和解协议并不具有执行力,其执行主要依靠诉讼程序或仲裁程序来保障,这不利于调解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我国需要制定统一的"商事调解法",对包括民间调解组织在内的商事调解机构制作的和解协议的效力给予明确的法律保障。同时,要严格实施信用惩戒制度,实现商事调解制度与信用惩戒制度的有机结合,推动有关各方对失信被执行人进行联合惩戒。     

会审公廨司法审判权的"攫取"与"让渡"——会审公廨移交上海总商会调处民商事纠纷的分析

会审公廨是中国社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的一种特殊司法现象,传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会审公廨在不同的时期对中国司法权的"攫取",但现有的史料表明,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将一些商事纠纷移交给上海总商会处理,这种司法权的"让渡"与"攫取"的冲突,需要合理的历史解释.会审公廨司法权的"攫取"是租界寻求司法保障以维护其秩序,司法审判权的"让渡"是租界对商会这一优质的社会司法资源的有效利用,以求及时解决商事纠纷以维护租界秩序,司法审判权的"攫取"与"让渡"在维护租界秩序上实现了价值目标的统一.     

清末民初商会的商事仲裁制度建设

商会这一现代性的商人组织在1904年出现以后,对近代中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各方面都有重要的影响,产生于清末民初的现代性商事仲裁制度,是商会所带来的重要影响之一,这一制度的形成,经过了无专职机构,到商会自设专职机构,再到依法设立专职机构的三个阶段,不仅使商事仲裁制度从自由化走向法制化和规范化,使商会的商事仲裁效力和权威性逐渐提高,而且反映了商会与政府的互动关系,以及清末民初中国司法制度的现代性变革。     

清《商部奏定商会简明章程》中的商会职能及其启示

《商部奏定商会简明章程》,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清政府为推动并规范商会的产生与发展,以实现奖励工商、振兴实业目的的所谓新政举措之一。《章程》中对商会职能的规范可概述为:保护商人利益,推动商业振兴;宏观管理中的下情上达;互通商情,处置意外;仲裁国内商事,调处涉外纠纷;代办商业注册,担当信用公正;印制规范帐簿,负责推广施行;动用商会公积金,扶持保护地方商业大户;打击不法商贩,维护商业秩序;代为申报专利,保护“知识产权”。《章程》的出台无疑推动了当时商会的规范与发展,而有关商会职能的规范,对我们今天培育和发展行业性社团等民间组织,仍然具有积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晚清涉外商事纠纷与近代中国法观念嬗替

近代中国的涉外商事纠纷,作为一种法律范畴内的社会关系,对转型期中国的法律变迁,产生了不容低估的影响。从观念层面来看,它推动了近代中国民商立法观念的萌动,促进了中国民间私法观念的培塑和诉讼观念的激扬。总之, 它潜移默化地推进了中国传统法观念的更新,并为中国的法制近代化提供了另类形式的思想源。     

贸易保护壁垒与对外直接投资关系的最新研究进展

贸易保护壁垒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是目前理论界非常关注的一个国际经济问题。本文对理论界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进展和最新发展动向进行了综合评述。全文依次考察了三个问题:外生性的贸易保护壁垒对外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外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威胁对进口国国内企业的贸易保护需求的影响;贸易保护壁垒与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     

著作权保护中的法律适用问题

著作权保护的法律适用涉及国际立法与国内立法两个层面。中国法院在处理涉外著作权纠纷中应采用的法律适用原则是:在适用国内法律的同时必须确保其结果符合中国缔结或加入的知识产权国际条约所规定的原则。中国法院在处理此类案件中并不直接适用TRIPs协议,而是适用我国著作权法中的有关规定。但对于伯尔尼公约与世界版权公约的适用则采用不同于TRIPs协议的适用方式,其基本原则是国际条约优先适用,条件是只有国内立法与国际条约相抵触时才优先适用,而两者相符时仍适用著作权法。此外,中国著作权法与上述两公约还存在着相互反致适用关系,此乃两者的条文具体规定所致。     

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词汇教法问题

从注重提高汉语词汇解释技巧和表达手段的多样性、注重词语的扩展与联想归纳以及注重汉字教学、通过讲解汉字字形讲清词的本义三个角度探析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词汇教法问题,从而更好地促进对外汉语的教学工作。     

评东南社会变迁与上海小刀会起义

上海小刀会的各种不同于传统秘密会党的特色,都源于东南社会变迁。五口通商后受洋货直接冲击,传统农业、手工业破产;传统秘密结社天地会支派随移民进入沪地,成为上海小刀会起义的关键性因素。此时的商贸环境使小刀会重视商贸,“洋人”环境使小刀会面临复杂的外交关系。     

后股改时代资本市场安全问题研究

尽管阻碍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最大障碍——股权分置问题已基本解决,但股改的结束并不代表就此解决了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中存在的所有问题,一方面供给型制度安排与市场内在发展规律间的矛盾并不因股改得到根本所改变,另一方面股改后资本市场传统安全问题——公权私利、内幕交易、大股东滥用权力正以更为隐蔽、更具破坏性的形式存在。尤其是开放条件下政府面临着掌控金融安全工具的影响力趋于弱化,使市场高度繁荣与系统风险加速聚集同时并存。因此,必须从宏观和微观层面,从提升管理部门的监管责任,加大对违规者的处罚力度,尤其是财产利益上对大股东的行为进行有效的钳制,这样才能使资本市场安全稳定的发展!     

论高校图书馆读者维权

图书馆在服务的过程中难免出现与读者之间的摩擦,加之我国有关图书馆方面的法律体系极不健全,常常无“章”可循,会出现一定的权利纠纷,缺乏现实法律依据来保障读者的合法权益。一方面要加快推进图书馆系统的法治建设,规范图书馆对读者的管理行为：另一方面还要通过加强对读者的入馆前教育、加强对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培训和法治意识、形成教育手段长效机制,以此完善读者违规的预防举措,构建图书馆与读者的和谐关系,从而推动图书馆与读者的和谐相处,真正实现依法治馆。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哲学性质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过程中,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就其哲学的性质,中外哲学界存在着许多不同的看法,这些不同的看法,直接影响着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的理解。我们认为,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所表现出的哲学立场,一方面表明他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根本转变,另一方面也表明,恩格斯此时的哲学世界观还停留在"费尔巴哈派"的阶段。     

论公共设施致害赔偿责任的性质——公私法关系的视角

随着国家公共服务职能日益扩展,单纯适用《民法通则》第126条规定的建筑物责任条款解决公共设施致害纠纷的弊端日益为学界所诟病。从公私法二元对立并不断走向融合的关系看,未来我国公共设施致害责任的立法取向应当包括以下两个方面:其一,设置和管理公共设施是政府的重要职责,由此给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造成损害的,国家有义务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其二,民事赔偿和国家赔偿之间并非对立冲突、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可以共生共存、优势互补的,应赋予受害人对民事赔偿或国家赔偿的选择权。     

浙江排污权交易及其制度构建对策研究

浙江排污权交易试点已进入全面推进阶段,但在试点过程中还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本文通过对排污权交易的理论基础、性质及内涵的分析,在借鉴国内外排污权交易实践经验基础上,针对浙江排污权交易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完善浙江省排污权交易制度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