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赋役法律研究

汉代赋役法律研究张中秋一般认为，汉代的赋役由田租、算武与口赋、户赋与献赋、更赋（徭役与兵役）以及其他赋税杂役所构成。从理论上讲，所有这些项目的岁入都应属于皇帝个人，这是从君权至上的集权专制主义中引申出来的必然结论。但事实上汉代在财政管理上有一个严格的...     

试论清代人口编审的几个问题

在封建社会里,人口统计和编审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征收赋役。“赋役是政府机器的经济基础”,“编审则丁赋之所出也”。赋役一般采取两种形式:口赋和力役。但不论口赋还是力役,归根结底都是由人来承担的,因此,和历代封建统治者一样,清代也极为重视人口编审。其入口编审制度也日趋完善。入口编审泛频繁,保存的人口统计档案册籍之丰富翔实,都超过任何一个封建朝代。本文拟探讨清代人口的编审制度及其演变。     

魏晋南北朝赋役豁免的对象与条件

从表面上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赋役征发规定,以国家法令的形式出现,似乎在征收对象方面具有无差别性,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赋役制度剥削劳动人民的本质属性,通过其赋役豁免特权的规定充分体现出来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赋役制度主要是剥削劳动人民的手段这一阶级实质,是通过两个方面的措施去实现的:一个是以作为赋税制度主干的田租、户调的丁租化与丁调化过程去实现的,因为田租的丁租化与户调的丁调化,等于否定了田租以私有土地数量为课税的依据的传统;户调的丁调化,也等于改变了户调按家赀高低征收的九品混通法。结果都落脚到了以丁为依据征收,自然对田少丁多的劳动人民不利而对田多丁少、家赀高的世族地主却大有好处。此其一。另一个途径,就是通过赋税的豁免特权的授予去实现的。因为这时赋役豁免特     

明初鱼鳞图册再探讨

赋税和徭役是封建国家剥削和奴役农民的主要手段,是封建国家机器赖以存在并实现其职能的首要前提。马克思说:“赋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基础。”封建统治者深知赋税的重要,“税给郊社宗庙百神之祀,天子奉养,百宫禄食,庶事之费”。他们“强迫农民交纳贡税,并强迫农民从事无偿的劳役,去养活一大群的国家官吏和主要地是为了镇压农民之用的军队。”历代王朝都把赋役视作头等重要的大事,制订了各种严密的制度。明初的鱼鳞图册制度就是为保证赋税的征收而制订的制度之一。     

中国古代的户籍制度与人口税演进

户籍制度和赋役制度关系密切.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统治者长期将户口作为征收赋税、征发徭役的重要依据,户籍制度是否完善,以及人口的多寡和丁口的征税标准,直接关系到国家的财政来源.     

南朝的租调制度

<正> 由魏晋迄唐代两税法的颁布、租和调一直是封建政权对农民进行剥削的两个主要项目。但各个阶段的租调制度,从剥削数量到剥削方式,又都不尽相同。宋、齐的田租征收多少,史书里没有记载。我们知道,东晋孝武帝在太元八年(383)对田租进行过一次调整:“又增税米,口五石”。“口五石”可理解为一丁纳米五石,半丁纳米二百五斗。在梁武帝进行赋税改革时,所规定的田租数量也是这些。这说明,东晋太元八年以后的田租数量和梁的田租数量是相同的。据此,我们有理由推测,介于东晋、萧梁之间的宋齐二代,它们的田租制度应与晋、梁相同。而梁的田租制度,不过是继承东晋、宋、齐的成规罢了。     

明初赋役制度

明初朱元璋从巩固自己统治的观点出发,除实行一些恢复农业生产的经济措施,如移民垦荒、兴修水利、军民屯田等等之外,还建立了一套对农民剥削奴役的赋役制度。朱元璋的赋役制度是逐步建立起来的。他在为吴王时规定:“赋税十取一,役法计田出夫。县上、中、下三等,以赋十万、六万、三万石下为差。府三等,以赋二十万上下、十万石下为差。”(《明史》卷七十八)这可说是为了解决紧迫的战争需要的临时办法。     

秦自商鞅变法后的租赋徭役制度

<正> 一租秦征收租赋的标准是什么?杜佑、马端临皆言“舍地而税人”。有的同志认为秦“田租的征收办法,是以一户(五口之家)有田百亩的假设,而按人户征收的”。其实,秦的赋税制度是既“税人”而又未尝“舍地”。一部分按人户征收,若户赋之类。而田租刍稿则是按四亩征收的。这可从如下事实看出。第一、出土秦律《法律答问》指出:已经向农民收了租,不报,叫做“匿田”:“弗徭使,弗令出户赋”,叫做“匿     

中国古代"平均赋役"的文化考察

平均赋役是中国古代赋役制度和赋役政策的指导思想,以往研究古代赋役、赋税制度或思想的大量论著,对这一指导思想都缺乏研究,有所忽略,更没有从文化的角度考察这一制度、政策和思想的基本特征.从政治文化、思想文化和社会心理的角度,考察"平均赋役"的文化内涵,不论对于认识古代赋役制度、赋役政策和赋役思想的基本特点,还是对于理解中国古代的均平文化,都是必须要做的基础性工作.     

“一条鞭法”对当前农村税费改革的启示

“一条鞭法”是在明朝中期至清朝后期实行的一种赋税制度 ,就是把徭役与田赋合并 ,按地亩纳税 ,将繁杂的赋役项目合编为一条。它对我们当前正在进行的农村税费改革有许多借鉴和参考价值。 1.要把农村税费改革的立足点切实落到减轻农民负担上 ;2 .税费政策的制定 ,关键是要删繁就简 ,易于操作 ;3 .农村税费改革要从根源上作文章     

汉代的田租口赋和繇役

汉代统治政權虽然拥有大量的“官奴婢”和“公田”,但剥削的主要对象则是小农农村的农民,而对农民的剥削主要便是田租口赋和?役。本文即企图整理出汉代统治政權对农民的这几种主要剥削的情况。但是汉代的剥削制度,不管在田租口赋和?役方面,也都还存在着不少的问题。如汉代田租徵收的数量、标准,是实物还是货币或布帛的问题。算赋口钱的用途,?赋、军赋是否是算赋口钱以外的赋收问题,户赋在汉代是否存在的问题。在?役方面的更卒、践更、过更、更赋的问题,正卒是骑士材官楼船,或是卫士,或是包括在郡国的骑士材官楼般和在京师的卫士边境的戍卒的问题,以及徵收算赋口钱的年龄,更卒正卒服役的年龄和期限等问     

明代中叶的赋税改革和社会矛盾——所谓均田、均粮运动的开始和周忱的平米法

中国封建社会的赋役制度是同土地制度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一般地说,土地制度的性质决定赋役制度的性质;因而赋役制度的变革也就常常反映了土地制度的变革。这在明代的赋役制度和土地制度上表现得很明显。所以,贯串于整个明代封建社会中的均田、均粮和均役运动,就是明代土地制度     

楚役制初议

孟子把古代统治者的取民之法,归结为“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孟子·尽心下》)。前二者是指对劳动产品的征敛;后者则是指对劳动力本身的征发。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赋税与徭役。笔者在对楚的赋税制作了初步探求之后(见《楚赋税制初探》一文,载《江汉论坛》1982年第7期),本文再对楚的徭役制略加考析如下。     

关于汉文帝免田租十三年的历史传说

中国赋税史上关于汉文帝连续免田租(税)十三年的传说,很少有人提出异议,真是“汉文皇帝有高台”,其高不可及矣。我们觉得这个高台可能是一座空中楼阁,因为,作为一代封建王朝,连续十三年不征田赋是绝不可能的。下面从史书记载说起。汉初的田租征课,据《汉书·食货志》记载:高帝初期“轻田租,什五税一”,嗣因开支需要,有所增加,至惠帝即位,“减田租,复十五税一”。至文帝即位二年(前178年),“召赐今年田租之半”(即三十税一)。十二年,文帝采纳晁错的建议,募民入粟受爵,随后减免了全国民田的租税。《汉书·食货志》是这样说的:     

“伪朝”与“伪国”语境下的五代十国杂税

五代十国时期杂税暴兴是史学界习惯的印象,但其背后存在伪朝与伪国语境的夸大与渲染。五代十国尽管出现一些极端杂税的事例,但多数时间的杂税处于合理范围内。伪朝与伪国语境将五代十国杂税的出现归结为各僭伪政权的本性所致,由此证明其非法性和非正统性,最终凸显本朝的合法性和正统性,其实质是政权合法性的诉求。实际上,五代十国杂税的凸显是唐宋之际赋役制度变迁的反映,特别是田税定额化的结果;作为国家正税的补充,五代十国杂税的存在亦不乏合理性。     

从“田制不立”到“土地兼并”:民生视角下宋朝土地制度的形塑与演化问题研究

耕者有其田、民众安居乐业是历代统治阶级治国安邦的美好愿景,民生保障和土地制度则是关系到社会稳定甚至王朝兴衰的关键。从民生视角出发,本文通过剖析宋朝土地制度与民生实践的互动演化发现:在“田制不立”政策导向下宋朝土地兼并现象严重,封建地主阶级所有制空前发展,民生状况堪忧;尽管租佃制客观上推动了地权分离,有助于农民租佃土地从事农业生产,然而繁重的地租和徭役赋税进一步恶化了民生问题。两宋期间的土地利用和赋税等制度曾有过阶段性调整,但始终无法缓解地权分配严重失衡所带来的民生状况恶化和社会矛盾冲突。透过民生和土地的内在逻辑发现,民生状况恰是土地制度演化的关键因素,民生保障应是地权结构调整的实践理性。     

清代回疆粮赋制度研究——牛津大学所藏清代库车、沙雅尔署衙档案之探讨

本文利用牛津大学所藏清代回疆档案文献资料和其他文献相互印证，对库车和沙雅尔两地的赋税征收制度中若干问题进行了探讨。清朝康熙、雍正朝，实行固定丁银、摊丁入亩、地丁合一的赋税制度。在边疆地区，由于民族、宗教与社会历史的差异，清朝政府推行的政策不得不与中原地区有极大的不同。以新疆地区为例，东部屯垦区和天山北路新设置的州县就没有地丁银额“输粟为赋，例无丁银”，所以自耕农所纳田赋为单一田赋。天山南路（文献中所称“回疆”）情况又不同于北疆，清代在这一地区采取的经济制度和准噶尔统治该地时的旧有制度有关，其赋税制度自成体系。清政府在回疆地区实行的回赋制度是在准噶尔统治时期旧有制度基础之上而来，有条件地沿用旧制，其目的是为了尽可能减少统治之初因政权更迭而造成的社会不稳定。回疆旧有回赋征收同土地制度密切相关，土地所有制不同，征收的田赋也不同。     

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本区别是在经济形态上,是联合劳动制还是雇佣劳动制

童大林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本区别,不在商品经济上面,也不在计划经济上面。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的,奴隶社会是奴隶制度,被剥削的是剩余劳动;封建社会是徭役制度,被剥削的是剩余产品;资本主义社会是雇佣劳动制度,被剥削的     

唐代两税法时期中央与地对“差役”的分割

唐代建中元年(780年)颁行两税法,是中央政权与地方政府分割赋役权益的斗争的一次总结,又是新的斗争的起点。关于赋税权益的分割,笔者已有几篇文章从不同的角度作了探讨。本文专门论述徭役问题. 封建徭役,作为封建国家财政结构的一项内容,自然也是两税法时期唐中央与地方分割占有的重要对象.这里拟重点讨论两个问题,一是按两税法的改革,中央与地方是如何分割征调徭役的权益的?二是中央实际上又是如何染指地方性“差役”的得益的?错谬之处,盼批评指教。 两税法对徭役旧制的处置 建中元年唐廷推行两税法,不仅仅是改革税制,而且也包含着全面改革徭役制的目的。这从推行两税法的背景以及有关诏文可获说明。     

湖北军政府商税政策前后的演变

一武昌起义爆发后迅速成立的湖北军政府,于1911年10月12日发布文告,猛烈抨击清王朝腐败的赋税政策:“清廷昔创一条鞭法,谓以后永不加赋,乃未几而厘金之制起,杂税之制兴。近更变本加厉,割吾民之膏,吮吾民之血,使吾民死于囹圄,葬于沟壑者,盖不知几千万”。15日,由政务部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