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与船山心性论

本文认为 ,船山对“气”范畴的新规定并使之上升到本体地位 ,对他重新诠释儒家心性之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成为其关于心性问题讨论的基石 ,“气”的理念贯穿船山对心性论的理解 ,也是我们理解船山心性论的关键。     

王船山对张载“太虚即气”的诠释及其意义

王船山在《张子正蒙注》中明确指出,"太虚即气"即是指太虚就是气,而非气之外的另一个存在。但太虚之气并非只是一实然的物质之气,而是理气充凝、理气浑然为一的,故可以为道德实践活动的形上本体。船山的这种诠释即不同于牟宗三讲的"太虚神体",也不同于现在一般意义上的"气本论"。船山并以"太虚即气"来驳斥佛老之虚无以及修正朱子理气二分的观点,以贞定和保存孔孟以来的儒家传统历史文化。     

程颢“识仁”思想及其与陆王心学的关系

陆王心学之所以自宋明理学中产生，有着历史的和逻辑的必然性。但就思想根源上看，程颢的“识仁”思想，直开心学一派源流。他从天人一体的人生境界及心理合一的道德修养工夫上体认“理”，开辟了理学中心性合一的本休论和直觉体认方法论的先河。它依据孔子之“仁”，上承先秦《易传》的“生生之化”，及《中庸》的性理合一思想，吸收了张载《西铭》万物一体的伦理本体意境，与“大心”说为学方法的直觉倾向，将理学之“理”看作人性与物性、知觉与性理贯通的伦理本体，并由本体而推及方法，论述了伦理本体与实践道德的统一关系。而这正是陆王心学所始终要解决的问题。     

王船山人本主义哲学思想之形上学批判

从哲学本体论角度阐释船山学的人文精神主要涵盖如下几个层次:万物一府说明了人与万物产生的共同本原,似乎并未能说明船山人本主义哲学的理论依据,但仔细发掘船山哲学本体层面的气可知其有三个层次:即太虚之气、絪緼之气、阴阳二气(含二气之良能);人禀赋的是二气之良能,恰恰能说明船山人本主义哲学的理论依据和理论前提,而人物之生莫不受命于天说明了人所禀赋的二气之良能是当然之则,是实现船山人本主义哲学的逻辑过程;良能之气是分殊人与其他宇宙万物的"关节",是船山人本主义哲学形成的形上基础。     

心学式船山——曾昭旭之船山学

船山学发展至今,蕴含不同诠释向度,早期是唯心、唯物之异,后来则有心学、理学之别。曾昭旭作为台湾船山学第二期代表人物,即是以心学模式来诠释船山。然其见解有所见,亦有所不见,透过心学视角,虽彰显了个体自觉的能动性,却也使船山气学与阳明心学间的分际被模糊,使人之有限被轻忽,乾坤并建之实存被刊落,弱化了船山'道大而善小,善大而性小'之意义,而这恰好是船山学对阳明学之反省所在。不仅如此,一元论、一本论的偏重,也难以把握船山两端而一致之辩证性思维,使船山易学之要旨,皆统归为乾元,而难以开展众卦不同情境之要义。     

树形改造人性论及其思想史意义

无论从对传统进行彻底清算并重新评估定位,还是从其对中国思想走出传统所做出的创造性贡献来看,最能体现船山之历史地位和作用的,就是他的人性论。它是船山心性哲学的基石。这一方面是因为心性哲学一直是中国传统思想甚至传统文化的核心、精髓和内在生命精神的最集中的表现。一切重要的问题如天人关系、知行关系等等均是通过心性哲学来体现并依靠心性哲学去实现的;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心性之学正是船山哲学思想的难点和重点,它是船山学的关键所在,也是船山作     

船山人性论及其思想史意义

无论从对传统进行彻底清算并重新评估定位,还是从其对中国思想走出传统所做出的创造性贡献来看,最能体现船山之历史地位和作用的,就是他的人性论。它是船山心性哲学的基石。这一方面是因为心性哲学一直是中国传统思想甚至传统文化的核心、精髓和内在生命精神的最集中的表现,一切重要的问题如天人关系、知行关系等等均是通过心性哲学来体现并依靠心性哲学去实现的;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心性之学正是船山哲学思想的难点和重点,它是船山学的关键所在,也是船山作为理学家并结束理学使之向近代转型的最集中最明确的体现。船山对人生、对社会生…     

王夫之气论哲学的逻辑结构与定位

理气关系是王夫之哲学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船山批评朱子学把＂理＂看作是气之外的另一物,指出＂气＂才是宇宙中唯一的实体,理只是气之理。虽然理气为一体,但船山并没有放弃或取消理的超越性、本体义,而是在一＂气＂之中作了形上与形下、体与用的区分,体现了其一体二分、＂两端而一致＂的辩证思维方式。最后,船山提出理气相涵、互为体用,认为理气的本然状态即是＂太和＂。基于以上认识,船山气论哲学应属于＂理气合一＂论,而非气本论。     

王船山的理气论

在宋明理学研究领域,气学、理学（道学）、心学三分构架,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一个基本预设。张载作为宋代道学的奠基者之一,开创了所谓“气学”传统,王船山的思想以重建道学传统为根本旨趣,丰富和推进了气学理论。船山理气论呈现的思想样态表明,船山是广义道学史上的人物,而非单纯的所谓“气学家”。船山学在本体论域,接受周敦颐的太极说及朱子的本体论诠释方法,以太极释张载的“太和”,肯定太极即本体。在理气问题上,船山学在“天地之理气”的预设下,坚持理气不离、理气一体的立场,同时对朱子学的理气不杂说亦有肯定,提出“气不损益,理亦不杂”说,并承认相对于气而言,理有“秩序”义,因而在工夫上主张“以理御气”,呈现出与理学工夫论相符的一面。船山学一方面坚持“理是气之理”的气本论立场,甚至认为心、性、天、理都必须“在气上说”,另一方面又引出“诚”的观念,认为诚是气的本然之体,又是天之实理,而且诚是“极顶字”,是不可用其他字“代释”的最高概念。船山学在宇宙论本体论问题上略显复杂的观点论述表明,其理气论在实质上仍属于气学形态。总之,船山学是对濂溪学、横渠学以及朱子学的继承和创新。     

儒家“心”的层次

现象学在精神上与儒家心性之学是有相通之处的,故以现象学的态度分析儒家的心性之学,既是现象学的发展,也是儒家心性之学的发展。"心"的建立与完成,经历了经验之心、先验之心、先天本心、与实践本体这四个阶段。实践本体的确立是真正意义上儒学的开始。     

基于禅宗心性论与宋明理学心性论关系所作的思考——以分灯禅、朱熹、陆九渊心性思想为例

中国佛教各宗派中,禅宗的心性思想整体性特别强。尽管如此,作为分灯禅中的重要两支,洪州派与石头派还是表现出相互区别的心性思想。笔者试将洪州派、石头派心性论与陆王心学、程朱理学的代表人物陆九渊、朱熹的心性思想作相关比较,以期对探究禅宗心性论与心学、理学心性本体思想间的借鉴、吸收关系,以及宋明时期儒家心性思想为何由人生、伦理转向心性本体层面提供有益的参考。     

朱舜水的实功实用思想及对待程朱陆王的态度

对朱舜水学术思想的认识,学术界尚不统一。其基本特点实为提倡实功实用之学。朱舜水既不可简单地称为反对程朱,也不可简单地称为属于程朱一派,而应认定其对程朱相当尊重,与之又具有不可忽视的重大区别。其对陆王,亦是肯定与否定兼而有之,而在其心目中,陆王地位远不如程朱,基本上未将之视为应予尊重的对象。其对程朱、陆王两派的态度,反映了实事求是的特征,这种特征应是其提倡实功实用之学在学术实践上的体现和应用。     

船山易学的本体诠释

我的易学与船山的易学联系与差异并存,而此种差异与联系在本体诠释思想上的整合更应予以关注。本文首先回顾了船山的生平及其易学的基本时代背景,阐述了"观"卦的哲学方法与本体含义(对此我曾有专文论述)——我认识"观"卦是基于哲学方法学的认识为易学这个体系如何形成、如何建立找一个经验的、现象学的基础,找一个易学内在的,自觉的方法来说明。其次,对船山易学从整体到部分的本体诠释——船山先写《周易外传》再写《周易内传》,显示出的方法论的观点,就是由大体及于细节。《周易》透露的这个大的宇宙框架怎么建立、如何充实,是从外而内,从大而小的。如此才能够去了解六十四卦每一卦的内涵。再次,在本体易学的层面,本文详细阐述了船山哲学中诸如"道器"、"理气"等一些重要范畴的本质内涵及其在整个体系中的重要作用。最后,船山讲,"道之枢,德之牖也",人的本质、本性彰显宇宙的"动",于是,从"动静"、"常变"出发,我讨论了船山怎么从本体易学过渡到本体伦理学。综上,我的基本结论是——船山易学承先启后,继承了宋明理气范畴,重视张载,注重"气",但没有减少对"理"的尊重,与朱子的理学仍然有深刻的内在关联。这是一个本体诠释的认识,也是一个方法论上的评价。     

从《张子正蒙注》管窥船山"气"的层次

船山在《张子正蒙注》中的气论思想,一方面继承了张载的"气"思想;一方面又有自身的一些特性,如他对"太虚"的理解以及由此形成的气的层次结构.船山取消了"太虚"的超越性意义,以"气"作为终极根据,所以说船山坚持了彻底的"气本论".船山明确地将气区分出层次结构,即"太和之气"与"成形之气",并由此来说明至善的根据、恶的原因等.然而,由于船山混淆了 自然的善恶与道德的善恶,其理论内部表现出一定的模糊与矛盾,也因此带有一些理论困境.     

论王船山“观解的形上学”体系及其对儒学宗教性的消解

一个具有启蒙作用的圆满的哲学体系必须是'体证的形上学'与'观解的形上学'并建,但船山的生命形态之于'体证的形上学'根本隔膜,故他只建立了'观解的形上学'体系。这样的哲学体系必然导致对儒学宗教性的消解,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船山'观解的形上学'体系的唯一本体是'气',由此而重建儒家天人性命之道德系统,必导致以知识的方式论道德,从而消解儒家天人之学的宗教性。其二,以'知几审位'为工夫,必导致以知能之优越论圣人,从而消解圣人的道德宗教性位格。由于对宗教性的消解,船山哲学有肤浅的事务主义之嫌,且有滑入价值虚无主义的可能。要避免这种嫌疑及可能性,必须补上'体证的形上学',使之成为一个圆满的哲学体系。由此,方可言真正的事功与启蒙。     

王船山遵礼之理的逻辑显达与度越

王船山礼学思想在学术界多有关注,但其遵礼实践的逻辑展开在学术界缺乏探讨。船山遵礼之道的逻辑开显表现为如下几个层次:即作为遵礼之礼的"礼"彰显为人道而为人之独;作为遵礼之理的"理"贯通于气、礼之间,并与人息息相关;"礼"与"理"贯通:彰显了遵礼的必要理由而最终得以逻辑展开。船山遵礼之理的逻辑展开,实质上彰显了礼、气、理之间的相互贯通与度越,背后实质上凸显了船山遵礼实践的必要理由。     

萧捷父先生船山学方法论述要

追随萧捷父先生问学30年,对萧先生的船山学方法论略有所窥。值此纪念《船山学刊》创刊90周年之际,我想谈谈对萧先生的船山学方法论的理解。有理解不对的地方,还请师友和同仁们赐教。第一,萧先生治船山之学,首重文本诠释,以此为治船山学之第一要紧事。或曰:此乃海内外船山学界之共识,不足奇。予曰:唯唯,否否。世间固未有不通文义而能治船山之学者,亦未有不精研《船山全书》而能全面准确理解船山者:然而,先生所云之文本诠释,自有其尤重史识和逻辑之特色。其中之重之尤重者,乃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必须区分船山“对旧说之沿袭”与“别开生面之创…     

二程礼论的性理基础

二程继承了儒家重视秩序的礼学传统,并创新性地从心性义理角度释礼。义理上认为礼依据天地万物差异一体的天理之序而设;心性上,纯善无恶的天命之性即性理是礼的形而上依据,自然存在的气禀之性即生性以及由此生发的人情,是礼的形而下依据。心性义理构成了礼的本体,性理是礼的本体,礼是性理的发用。理体礼用,理本礼末,理不变,礼因时而变。圣人掌握了礼的要义因此能够做到与理合一,因时变礼,乐在其中;常人通过克己复礼、礼乐教化达到安身立命的效果;背礼的人日践危地,难得安生。二程从心性义理高度谈礼,注重礼的要义,对礼进行抽象化内在化,提升了传统礼学的理论水平。     

船山礼学的哲学基础与文化价值取向

王船山礼学与先秦两汉儒学、宋明理学的渊源甚深,特别是与张载的礼学关系密切。船山认为礼是天理的体现,合礼者是天理,不合礼者是人欲;礼与天理相关,亦与人情相系,礼甚至由心而生。船山认为情可能过或不及,而礼可矫正,使其合乎中道。礼是"五常"的范畴之一,而船山将礼从"五常"中抽离出来,并视其为"三纲五常"的大体。在船山的礼学思想体系中,夷夏之辨、人禽之别的根据就是礼治的有无。船山从礼学的角度彰显文化主体意识,还体现在他对佛老和阳明心学的批判态度上。     

论王船山《孟子》学的"情""才"观

船山借训释《孟子》发挥其"主横渠、兼朱子、反陆王"的思想.在船山诠释视域中,"性""情""才"是不同的概念,"情"的概念并非朱子所理解的仅为情感之展现;船山为避免陷溺情证性善之理论困难,强调情虽有负面意义,然亦有正面功效.船山严格划分性体与才之不同,指出人之才虽会因质不同而有所分别,然不影响人道德实践成圣之可能,强调了儒家义理中下学上达之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