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忏悔欠缺”观点的实质辨析

本文通过对学术史的回顾，详细勾勒出有关“中国文化欠缺忏悔精神”这一观点的由来、表现和发展过程。结合相应文化语境的分析指出，所谓“中国人缺乏忏悔意识”，“中国文化少见忏悔精神”，究其实质只不过意谓中国人乃至中国文化欠缺西方文化下的那种忏悔意识或精神，并且是在以西方中心主义为背景的全球化语境下，国人将相应价值观念作为通则贯穿于“忏悔”的理解之中，进而演化为一种普遍性结论的置换表达。     

从人与世界的关系看中西文化─—认识论的互补与融合

以中西文化和认识论的主流特征而言，西方文化和认识论属于科学文化和自然认识论，中国文化和认识论则属于伦理文化和道德认识论。中西方文化——认识论的不同，和中西方人与世界的不同关系紧密相关且相互作用，从而决定了中西方人们对待世界的不同文化——认知态度。这种不同态度表现在人与世界关系的各个方面，即表现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自身的关系中。在中西方特定的文化——认识活动背景下，人与世界的关系以及人对世界的态度是不同的。在西方，人与世界的关系表现为二分和对立，因而人对自然的态度是“改造自然”、“征服自然”…     

从耻感文化视角分析日本社会秩序现象

现代日本社会民众在日常生活以及应对突发自然灾害的过程中，表现出非常有秩序的现象。日本社会的良好秩序现象和日本社会长期以来深受“耻感文化”的影响、“耻感文化”在民众意识深处扎根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耻感文化”在日本社会有着深厚的社会文化基础，“耻”作为一种不知不觉的潜意识蕴藏于日本人的道德体系之中，制约着各种行为，贯穿于日常生活的全部。日本的“耻感文化”是中国儒家文化中解析出的一个文化元素，但又不同于中国社会的耻文化。日本“耻感文化”社会的形成是通过吸收外来文化并逐渐与本土的制度规范等相适应，外力作用导致了本土文化习俗与传统的突变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传入、日本人的共同体意识、等级意识、各种宗教对日本人的影响等是日本“耻感文化”社会形成的主要原因。“耻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对日本社会影响巨大。     

论台湾散文的传统文化情结

台湾散文是我国散文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思乡愁、故园情”的散文里，能感悟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故国怀旧，实是现代都市精神寂寥者的一种寄托和追求。故人依恋，实乃不同生存形态中的同一文化意旨。怀人思归，还委婉倾吐了寂寞高手们的心音：渴望“小家”与“大家”合二为一。在“自然景、山水魂”的散文中，表现了懵懂时代先觉者的锐敏。这既是自然山水的人化，又是人向自然山水探究的延伸。流淌于字里行间的是一种生命意识的觉醒和深沉的哲理思考，表现出一种宁静的物我为一的审美心理。     

散文作家的文化意识

散文，民族文化之骄子。艾煌随着八十年代中期以来“文化热”的持续升温，我国当代散文作家的文化意识得以普遍强化。这种强化的鲜明标志，就是在整个华夏大地铺展的文化座标上的重峦叠嶂中，凸现出巴金的《随想录》和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两座高峰。《随想录》是作家“大梦初醒”后，用“今天的”目光、文化人格和真话建立起的那场“革”文化之“命”运动的“博物馆”；《文化苦旅》被人称为“文化散文”，其实称什么散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家将强烈的文化意识注入作品，借山水风物、人情世事，浑饨地融汇了人、历史与自然，抒写自己对各…     

伤春与悲秋——从中西方诗歌的比较看中国诗人的春、秋情结

中国传统诗人大多以春和秋及其相关意象为象征,抒发因时光流逝而引发对生命的悲剧意识。而西方诗人面对自然的生命轮回常常表现出的乐观精神甚至抗争意志在中国诗人这里却是难得一见的。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有二:其一是“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使诗人情感的抒发表现为有节制的悲情。深受古希腊文化及基督教文化影响的西方人则滋生了充满血性与各种欲望的浪漫主义精神,其诗歌以炙热如烈焰的刚性动态美与中国诗词委婉如小溪的柔性静态美形成强烈的对比。其次,中国传统诗人具备“外儒家而内释老”的文化特性,讲究“天人合一”,表现在文学创作上就是情景交融。西方诗人往往只是借景抒情,情与景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     

从文化层面认识中国证券市场的“不成熟”

中国证券市场长期存在浓厚投机气氛下的宽幅波动现象,金融证券界在认识这种现象时形成了 “赌场”论和“不成熟”说。这两种观点都没有揭示出造成这种非理性现象的深层次原因。要揭示出其现象背后的本质,应从文化层面去认识中国的证券市场,探究形成中国文化模式中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要素对中国人思想和行为的影响,尤其应剖析中国人在证券市场上表现出的思想和行为的文化背景,这样我们才能正确理解中国证券市场的现状。     

论“五四”创作的文化意识与文化气质

本文认为文化气质较之文化意识，对作家自身的影响更深刻更本质。“五四”作家的文化意识集中表现为对传统的彻底否定，而其文化气质则更多地表现为与传统的紧密联系。“五四”作家及其创作反传统的全部深刻性和特色，正是上述矛盾相互制约运动的结果。     

天人和谐与中国古代环境道德

环境道德是调整人与环境的关系、规范人对自然的行为．的道德。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萌生和蕴含了丰富而深刻的环境道德思想；我国“天人合一”学说认为自然万物之问具有和谐统一的关系，应该说这种关系的本身就是生态学上的概念，因而早在古代就已形成朴素生态学和重视生态和谐的思想，这是中国传统环境道德的根本观点和理论基础。我们应当继承和发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使之与具有时代特征的现代内容相整合，提高环境意识，以利于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环境保护基本国策，加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建21世纪的绿色文明。     

原始模拟行为中的审美设计思想——中国原始审美设计意识(一)

人作为文化创造的主体,不纯粹是自然进化的 结果,而是经历了漫长的从猿到人的历史演变而成 的,即经历了由文化主体前形态向文化主体的历史 生成而形成。 原始社会作为“前形态”向文化主体生成的交接 期,此间原始人类的行为,必然表现出动物本能与人 的心理意识浑沌一体的状态,同时也表现出谋生意 识与乐生意识、蒙昧神秘观念与亲族血缘观念交织 混合的状态。     

道家文化对现代旅游企业经营管理实践的启示

分析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要组成部分的道家文化对现代旅游企业经营管理实践的启示,阐述道家思想体系中可适用于旅游企业管理的“无为”、“道法自然”、“上善若水”等道家文化精髓。结果表明,这些体现了现代管理的辩证谋略、适可管理、首重“治人”等思想,对旅游企业经营管理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人与天调——《管子》的生态哲学思想

早在二千七百年前，《管子》书中就前瞻性地提出了“人与天调”的生态哲学思想。阐述了“天”是自然之天，天地有“则”；又指出“人”是自然的产物，可贵之处在于能“务”也能“虑”；提倡人与自然（人与天）的和与合，促进人类发展和自然界的发展良性互动。     

论旅游活动就是体现、丰富、发展和完善自由生命的审美活动

“旅游”概念发展、演变、运动的历史轨迹指向美学、归于美学．从美学角度看，所谓旅游活动，准确地说应叫”旅游审美活动”．这是因为：旅游活动与审美活动构成的要素，旅游心理活动与审美心理活动，旅游需求与审美需求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同质性．美、审美与旅游审美活动具有本质的一致性，均为自由生命的表现．不同的是，与单一的或以自然美、或以社会美、或以艺术美为审美对象的审美活动相较，旅游审美活动的突出特点就在子；其功能、本质、作用皆可全面地、综合地、多侧面、多层次地体现、丰富、发展和完善人的自由生命．     

论中国实学范畴内涵的历史演变

“实学”本义为切实有用之学。中国实学可溯诸汉代儒学以经学兴起之时，然作为概括一种学术本质特色的特指范畴，则始于北宋。宋儒视先秦孔孟儒学为崇实黜虚，修己以治人的实学。程、朱宣称“惟理为实”，学者泛观博览，格、致、正、诚，穷理、尽性，进而修、齐、治、平的功夫，就是圣门实学；陆王则宣称“心即理”，心学即实学。明清之际，实学表现为一股具有忧患意识、经世意识、批判意识、启蒙和改良意识、实证科学意识和哲学唯物论意识的批判现实主义思潮。近代实学表现出了重振儒学经世传统、救亡图存、中体西用和趋时更新等新的理论特色。     

对我国传统美学观的思考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为古老的民族之一。漫长的宗法社会,使中国形成了独具特质的古代文化传统。在古文化——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交互作用下,中国人民逐渐形成了一种带有倾向性的艺术趣味和审美观念。概括起来,其突出特征是“封闭型的沉郁”,“朦胧式的含蓄”。这一特征,实际是我民族天人相与、顺应自然的封闭的宇宙意识的反映。所以,对中国人民来说,它不仅仅表现在文化艺术和审美领域,已作为一种传统习惯意识,浸入国人灵魂,渗透整个上层建筑。毫不夸张地说,它已成了我民族特有的“精神     

中国当代乡村旅游根性诉求及其表达的异化

乡村旅游的本质实是乡土–人性结构的回归与重建。乡村旅游根性诉求的历史基础为人的亲土习性与心理结构、人对乡土的心理认同与回归诉求、乡村审美的历史传统与中国人的田园精神;其社会背景则包括现代生产与人性异化、全球化文化冲突与民族社会身份认同危机、城市化进程中的新农村建设与时空危机紧张。但是,多媒体“伪乡村”的旅游形象建构导致了乡村从生产性到消费性的转换、乡村旅游根性诉求的异化与“伪乡村旅游”意识形态的形成。然而人们对乡村根性价值仍表现出极为珍视的信念,乡村旅游需要在传统回归中逐步实现乡村与人性的文化救赎。     

旅游表演何以可能——黄河乾坤湾转九曲的主客互动与地方感知

民俗文化表演作为重要的旅游吸引物,在乡村/乡愁旅游中的作用愈益凸显。转九曲从娱人与娱神合二为一的传统年俗活动,随着乾坤湾旅游的不断发展,表现出传统与现代的双重文化属性,既是乾坤湾人展现“地方性”的表演的“前台”,也是承载“现代性”生活的“后台”。研究发现,东道主作为民俗表演的“主人”,为了更好地展示在地文化,往往通过对“原生态”文化符号的选取、抽离、改造等方式,使传统文化富于表演性以增强游客的旅游体验。游客作为民俗表演的“客人”,已不再满足于单纯的视觉感官体验,而是通过身体化的实践和表演性的参与,追求“在场感”与“介入性”的多感官体验。     

传统儒家人—物役用关系的多元诠释及其现代价值——以“络马首，穿牛鼻”问题为中心

“络马首，穿牛鼻”是《庄子》表达其天人之思的基础问题。在儒家系统中，这一问题被转换为“服牛乘马”问题，其诠释过程呈现出思想发展的内在互动和多元演化。先秦两汉，儒家“圣人说”与“受命说”奠定了人—物关系的权威秩序，赋予人与马、牛役用关系的现实合理性。宋明时期，儒家“天理自合如此说”“用物之道说”建构出人—物役用关系的新论述，背后则是本体论、工夫论和价值论互嵌交织的深层结构。近代以来，随着中西文明交汇碰撞，儒家开始从社会发展的宏观视域重新审视自然与技术关系，“络马穿牛”问题背后的人—物役用关系亦被纳入其中进行反思与新诠。“络马穿牛”以及“服牛乘马”问题既是观察儒学及中国传统思想发展的重要视角，也是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态智慧的人文窗口。     

重庆都市圈旅游景区空间集聚特征研究

运用最邻近点指数、集聚分形维数、基尼系数、地理集中指数这四种集聚特征模型,对重庆都市圈旅游景区系统的空间集聚特征进行研究.研究表明:重庆都市圈旅游景区系统在空间上表现出内密外疏的状态,都市核心区是人文景点的集聚区,自然景点则主要分布在城市边缘,以森林公园、温泉等为主.提出了“疏通文化景区脉络,打造环城观景走廊”,实行“藤结瓜”型旅游景区集聚发展格局的优化策略.     

境界之界分-冯友兰人生境界说之探析

冯友兰先生在20世纪30、40年代依据自己的形而上学体系建构了“新理学”的哲学体系。而作为冯友兰先生“新理学”体系构成的“贞元六书”则涵盖了自然、社会、人生等多个方面的文化哲学。新理学的哲学体系最终仍要指向人生的问题，从冯友兰先生的《人生哲学》到贞元六书之一的《新原人》，冯先生通过对已有的文化哲学的分析对人的本质，人生价值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进而构化出关于人生境界的体系界分，也最终将对文化哲学的探讨落实到对人主体本身的追问和思考上，这也表现出冯友兰先生对于复兴中国传统哲学精神和人主体价值的终极关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