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政改革四论——以湖北为视角

对比湖北乡改的预设目标,县政成为乡政改革成功的关节点,建立防止农民负担反弹的长效机制和构建基层服务型政府,都有赖于县政的转型.乡改所导致的某种程度的"虚乡"和"实县",既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连续性的体现,也暗合了中国乡村治理结构转型的当然轨迹,即国家权力下沉乡村和乡村自组织生长双向趋势.对乡政改革的疑问,实质是对乡村治理体制转换的疑虑,而乡村治理体制转换的核心是国家与农民的关系调整.单一的乡政改革,不与县政转型互动难以成功,必须建立面向乡村社会的职能异构的县政体制.     

中国农村发展的前景与村庄建设的意义——县乡村体制设计的远虑

本文认为 ,中国农村发展将是一个长期而缓慢的过程 ,在农村发展的过程中 ,区域非均衡的状况将更加严重 ,发达地区农村生产和生活方式的现代化为现代的以专业化分工为基础的县乡村体制的建立提供了基础 ,中西部农村则因为长期处于“温饱有余、小康不足”的状况 ,需要国家重视为农民生产、生活、娱乐提供三位一体场所的村庄的建设。文章认为 ,国家今后的发展战略应是“实村弱乡” ,“实村弱乡”成为县乡村体制设计的基本前提。     

县政、乡派、村治：乡村治理的结构性转换

在中国社会转型中,最深刻的莫过于乡村社会转变。中国乡村社会经历和正在经历着从“散”、“统”、“分”到“合”的不同社会阶段。乡土社会变迁必然伴随,并需要乡村治理结构的转变。从以“统”为特点的人民公社,到以“分”为主要特点的农村改革时期,乡村治理结构表现为“乡村政治”,即在乡一级恢复建立乡政府,在乡以下的村建立村民委员会,实行村民自治。随着市场化现代化的发展,这一治理结构应该加以创造性转换,建立“县政、乡派、村治”的治理结构,即:县具有更多的治理自主性;乡只是县政府的派出机构,专事政务和指导村民自治;村民委员会主要从事村民自治工作,由此使其治理合理化。     

探索县级行政改革的理论依据——“县政学”刍议

按照管辖范围,国家行政管理区分为中央和地方两个级别.在我国,地方行政管理又分为省、县、乡三个层次.县级处于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当前,县级行政面临着改革的新形势,为了搞好县政改革,应该加强“县政学”的研究,探索县政改革的理论依据.本文就建立“县政学”的有关问题谈点看法.     

精乡扩镇、乡派镇治:乡级治理体制的结构性改革

农村税费改革后,现行的乡级治理体制也需要进行相应的结构性改革,以走出"黄宗羲定律"的怪圈.本文认为下一步乡镇体制改革应按照工农分业和乡镇分治的原则,精乡扩镇,将现有的乡级政权改为县派出的基层行政组织;同时,扩展镇的自主权,将镇政权改为基层地方自治组织,实行乡派镇治,建立纵向集权,横向分权的现代乡镇治理体制.     

家支在当前凉山彝族乡村治理中的功能研究——基于社会资本理论的分析视角

在推行"乡政村治"的基层行政体制改革之后,彝族家支观念迅速复兴于凉山彝族社会中,家支活动频繁,对凉山彝族地区的乡村治理产生了深刻的正负面影响.因此,应建构现代性与内生性相统一的凉山彝族乡村治理模式,为促进基层民主、提升管理效能提供有益的启发.     

技术赋能下“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构建——基于苏北F县的个案研究

构建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既是乡村振兴的内在要求,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当前,自治主体的常态化缺席、两委监管的滞后、乡村认同的淡化以及行政体制的条块分割等问题制约着“三治融合”效能的整体跃升。基于苏北F县“钉治”模式的个案审视发现,技术赋能所具备的实现异地村民的“虚拟在场”、推动两委透明运转、强化村民乡村认同、整合碎片化治理资源等特质有效推动了“三治”的有机结合乃至深度融合。从“技术-制度-价值”三维视角出发,提出技术赋能“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构建的可为路径在于：平台孵化与布局、系统性制度设计和数字理念嵌入等,旨在通过数字治理平台搭建来创新基层社会治理。     

乡村社会体制吸纳与协同治理的现实之辨

体制吸纳是行政权力吸引社会组织或个体精英进入公权领域运作的社会过程。它的产生与发展是多方因素作用的结果,同时也是乡村社会协同治理发展的历史必然。但是这种行政权力介入乡村治理的行为,会对刚刚获得认同的多元共治的协同治理理念产生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从而消蚀乡村社会治理主体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因此,在乡村社会一定要合理界定基层政府的角色,实现适度规模的体制吸纳,继而最大程度避免体制吸纳的消极影响,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实现协同治理的美好远景。     

中国农村治理模式的历史演变及未来走向——从"乡政村治"到"县政乡社"

现有的"乡政村治"模式面临行政化、权力二元化、城市化等十大挑战.从"乡政村治"向"县政乡社"模式转换是一种必然趋势.乡镇直选、村庄合并、费税改革及乡镇机构改革等实践使"县政乡社"模式从构想一步步变成现实.     

略论清代北方乡约行政组织化的消极影响

清代北方乡约行政组织化后,乡约首事逐渐官役化,这不仅导致乡约教化职能的弱化,而且使乡约的乡村自治地位开始动摇,乡约逐渐沦为听命于官府的基层行政组织.所有这些反映了清代北方乡约性质的变化,也说明清代北方乡约行政组织化并不能使清代的乡村政治真正得到改善.     

乡村组织的运作逻辑与村庄民主建设的治理方向

在国家行政体制和乡村社会变迁的共同作用下,乡村组织呈现出"策略维控—能人治村"和"发展主义—富人治村"两种运作逻辑。这种"能人"、"富人"治村的现象有其合理性,但也存在导致村庄寡头政治,从而对村庄民主建设产生消极影响甚至形成阻碍的隐患。为纠偏并更好地完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应逐步推动乡村组织治理转型和村庄民主治理规则的重塑。     

近30年中国县政研究综述

近30年来,学界对中国县政的研究自20世纪三四十年代形成第一批成果之后,又进入了一个新的研究阶段.学者们从历史学、政治学等学科出发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县政、民国时期的县政和建国后的县政作了逐步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果,但也存在一些不足,有待我们继续深化、拓展和提高.     

中国乡镇政府体制改革的方向、目标与重点

目前学术界提出了“撤销乡镇”、“乡镇自治”、“乡公所制”、“县政乡派村治”、“削弱乡镇”或“加强乡镇”等政策主张,这不仅表明了人们对乡镇一级政府是“弱化”还是“强化”、是“自治化”还是“行政化”存在着严重分歧,也显示出了人们对乡镇的基本功能和地位认识不清。因此,从建设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现代国家的角度,从中国的国情特点出发,探索如何建设现代的乡镇行政管理体制,使中央自上而下的行政系统与乡村治理结构实现有效对接,就成为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重大现实课题。     

从"控制"到"治理"--解读"县政乡治"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以“控制”为标志的“乡政村治”模式不仅不能有效抑制政府公共权力的异化,而且也不能有效推动乡村社会全面进步和协调发展。因此,建立以“治理”为标志的“县政乡治”模式不仅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而且是一种适合于当代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环境和治理规律的理想模式。该模式不仅具有一系列重要特征,还具有一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价值。     

“后农业税时代”农村治理结构的制度变革

农业税取消后，中国农村步入了“后农业税时代”。在农民彻底减负之后，农村治理也陷入了迷茫期。目前县、乡、村三级管理职能都面临着巨大变化，如何适应这种变化，如何通过职能的调整适应现实的需要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主要通过分析当前乡村治理结构的不合理之处以及农业税取消后这种治理结构遭遇的挑战，探索农村新的治理模式，变县政——乡治——村办的治理模式为县治——乡协——村辅的新结构。     

当前我国县级政区归属问题探究

县级政区的归属问题是当前行政区划体纠研究的热点与难点问题.目前,县级政区在形式上大多属于地级市管辖,基于此,笔者根据发生学原理把地级市领导的市县划分为旧有延续、地市合并、老市新带县、新市带县、地改市领县A、地改市领县B、地改市领县C等7种设置类型,并逐一简要评述,进而对市领导县体制下的县级政区的处境给以剖析.从省、市、县纵向行政区划层级体制改革角度解读"强县扩权"和财政省直管县改革,由省直接管辖县级政区是行政体制改革的大势所趋.关于县级政区归属变迁问题,应坚持以下四项原则:县级政区是省管还是市管应当因地制宜,避免一刀切;县级政区归属改革应尊重历史、区别对待;依据省情,分步骤地综合推进;与深层次改革相配套.     

行政区划调整视角下寄治县发展的路径选择

寄治是一种行政治所和行政区域相分离的行政区划现象。目前,我国在辽宁省、河北省、河南省和新疆自治区等地仍然存在数量不多的寄治县。然而,随着县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寄治县这种行政治所与行政辖区相分离的情况产生了诸多矛盾和问题,严重影响了县区经济社会的全面可持续发展。因此,在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大背景下,亟需厘清寄治县发展面临的困境和问题,通过行政区划调整,促进寄治县的经济社会各方面健康可持续发展。     

重塑善治：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建构与实现

乡村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神经末梢”,乡村治理在国家治理中处于极其重要的地位。乡村治、国家兴,能否实现善治既关乎乡村自身稳定发展,更关乎国家长治久安。新时代,重塑善治构成了乡村治理的主要逻辑,而要推动乡村治理走向善治关键在于乡村治理现代化,从顶层设计到具体实施需要以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为标的,不断提升治理效能。在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建构与实现的过程中围绕治理体制、治理制度、治理人才、治理文化和治理模式却存在着实然与应然之间的矛盾,已成为阻碍乡村治理现代化实现的瓶颈。消解矛盾、突破瓶颈需要;优化责权配置,强化乡村治理整体效能;提升共治能力,构建多元主体协调治理格局;培育治理人才,加大乡村治理人才供给力度;拓展文化空间,加快新时代乡村文明建设;简化治理层级,建设数字乡村实现精准治理——从而真正建构起新的善治格局,全面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视野下乡村旅游模式构建研究

本文拟以构建"乡村旅游"模式为切入点,将构建"乡存旅游"模式与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研究,从理念、行为、视觉三方面设计乡村旅游形象,从农业产业、休闲产业、民俗文化、商务贸易等方面研究乡村旅游模式,并提出乡村旅游开发对策.     

抗战时期的贵州县政建设

抗战时期,为配合国民政府的县政建设运动,贵州省建立了县政人员训练所、县政研究会、县行政人员训练委员会等县政建设的相关机构,采取了一系列具体的措施,不仅教育、卫生、农林、交通、财政、金融和工商矿业等通常县政建设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同时包括兵役、工役、粮食、捐募等临时县政建设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不仅促进了贵州的发展,也为抗战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但这一时期贵州的县政建设仍然存在着明显昀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