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先秦文化特点看《墨辩》的“故、理、类”

我国先秦时期后期墨家建立了辩学,“故、理、类”是墨家辩学的重要范畴。它们是为谈说论辩服务的,有别于亚里士多德逻辑学理论的三段论的前提,有其独特的内涵。这是先秦文化特点决定的,东西文化的差异,决定着“故、理、类”仅仅是立“辞”的准则、依据,立“辞”是为辩论服务的,辩的作用在于为社会政治服务,在于辩论取胜。     

庄子“辩无胜”思想的真理观解读

先秦时期是辩学发展的高峰时期,其中尤以后期墨家的“辩有胜”为主要代表。但庄子却以其“辩无胜”的反调,弹出了一组反对名辩思潮的不谐之音。庄子与后期墨家关于“辨无胜”与“辩有胜”的争论,具有多重理论内涵。文章试图运用西方实用主义、传统符合论的真理观为框架,阐述争论双方在理论上的所见所蔽,以期能从新的角度来重新认识和评价庄子“辩无胜”的深层蕴含。     

谬误研究对传统逻辑的意义

逻辑意义上的谬误(fallacy)是不正确的论证。在古汉语中意义相近的词有“誖”、“谬”、“乱”、“妄”、“狂举”等。严复译耶方斯《名学浅说》中称作“眢词”(“目无睛者曰眢,井无水者曰眢井,凡皆徒有形似而误人者。故辩而无实,名曰眢词”)。王国维所译《辩学》(1959,三联书店)称之为“虚妄”(“所谓虚妄者,谓吾人因不守辩学之规则而陷入谬误之推理者”)。谬误研究自亚里士多德以来,一直是传统逻辑的主题之一。但遗憾的是,章士钊《逻辑指要》(1961,三联书店)之     

名家的论辩实践与中国古代辩学

辩学作为用以指导人们论辩的系统学说，首先是在广泛和深入的论辩实践基础上才得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先秦，名家学派是论辩是积极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他们在促成辩的兴起，推动辩的发展，拓宽辩的领域，丰富辩的技巧等方面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他们在论辩中有时不免带有诡辩因素，这从另一方面对刺激中国古代辩学的形成和发展同样是必不可少的。     

侔式推论新解

侔,是《墨经》中关于说和辩的一种方式。《墨经·小取》:“侔也者,比辞而俱行也。”孙诒让认为侔是“谓词义齐等,比而同之。”伍非百说:“何谓比辞俱行,谓取形式同一之辞,或增之,或减之,以观其结论之是否同一也。”又说;“侔当今直接推理之附性法,用两辞相比而行,以求其另一辞之是非。”     

从墨家辩学的生成原因看逻辑的文化依赖性

探讨墨家辩学得以生成的文化背景,对于理解逻辑的文化依赖性而言不无裨益。墨家辩学所内蕴的墨家逻辑思想的生成,缘于先秦时期“礼崩乐坏”和“名实相怨”的社会现实以及“百家争鸣”的思想处境,更取决于墨家学派趋近理性的学术特质。墨家辩学对“真”概念以及“名”“辞”“说”的研究,说明逻辑概念和逻辑规律能够独立于文化形态而得以萌芽和发展,但对逻辑概念和逻辑规律的具体表述却受制于其所在的文化形态。     

《墨经》的逻辑与认知范畴

本文讨论《墨经》辩、名、辞、说、知等逻辑与认知范畴,解释墨家的逻辑学和认知理论。     

论名家的论辩实践对辩学的意义

辩学作为用以指导人们论瓣的系统学说,首先是在广泛和深人的论瓣实践基础上才得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先秦，名家学派是论瓣最积极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他们在促成瓣的兴起，推动辩的发展。拓宽瓣的领域，丰富瓣的技巧等方面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他们在辩中有时不免带有诡辩因素，这从另一方面对刺激中国古代辩学的形成和发展同样是必不可少的．     

“名学”辨析

“名学”是我国名辩理论研究和中国逻辑史研究中的一个关键性术语 ,它是指以名为研究对象、以规范名实关系为核心内容的一种独特的学术思想理论。名学和辩学虽都兴于先秦 ,但二者存在着根本性差异 ,不能将名学混同于辩学 ,也不能把名学归结为“名家之学”、“先秦名学”。至于“名辩学”则是不存在的。     

中国逻辑史研究“五范畴”--崔清田先生口述史片段

“崔清田先生口述史片段”记录着崔清田先生中国逻辑史研究历程,反映出其中国逻辑思想,即,研究中国逻辑史理应以“历史分析”、“文化诠释”的方法还中国逻辑本来面目,中国逻辑本来面目为“名学”、“辩学”、中国逻辑推理类型为“推类”。“历史分析”、“文化诠释”、“名学”、“辩学”和“推类”这五范畴构成了崔先生的整个中国逻辑史研究。     

辩说与治辨：论荀子之“辩”

“辩”是荀子正名思想的重要环节，具有沟通“名”与“事”的作用，然荀子之“辩”无意于构建逻辑体系，展现为“辩说”与“治辨”的统一，是以维护儒家伦理道德与政治理想为目的，具有非常强烈的针对性与现实精神。为了使“辩”更为有序有效，“仁”“礼”“义”等儒家价值规范就成为“辩”必须坚持的原则。荀子之“辩”还呈现为“君子必辩”与“小人勿辩”两个层面，在这种“辩”与“不辩”的两难抉择中，荀子希望通过“辩”诸子之学为“邪说”,儒家思想为正道，从而说服世人摒弃诸子遵从儒家规范，但政治权力作为决定因素的参与，又使荀子之“辩”蒙上独断论色彩。     

战国竹简《民之父母》中的“才辩”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 (二 )》著录的《民之父母》9号简 ,有“其才A也”之语 ,释文A所代表的字 ,原文左旁作“言” ,右旁作“午”下“又”。学术界的人多认为此字是“许” ,把“其才许也”读为“其在语也”。本文不同意这种释读 ,认为A所从右旁是古文“鞭”的另一种写法 ,此字与郭店楚墓竹简《五行》3 3—3 4号“中心辩然而正行之”之“辩”是同一个字的异体。“其才辩也”之“才” ,当读如本字。“才辩”常见于古书 ,是才智辞辩的意思 ,在简文中指孔子的言论。     

郑玄《三礼注》中的汉史资料(续)

《周礼·秋官·士师》:“凡以财狱讼者,正之以傅别约剂。” 郑注:郑司农云:“傅或为付,辩(按原文为辨,据《校勘记》改)读为风别之别,若今时市买为券书以别之,各得其一,讼则案券以正之。” 《周礼·秋官·乡士》:“辨(按原文为辩,据《校勘记》改)其狱讼,异其死刑之罪而要之,旬而职听于朝。” 郑注:要之,为其罪法之要辞,如今劾矣。 贾疏:云“要之,为其罪法之要辞,如今劾矣”者,劾,实也。正谓弃     

先秦诸子散文写作理论初探

在先秦诸子的写作理论中,有关写作方法的总结,成就突出。本文主要论述了诸子提出的“假物取譬”、“持之有故”、“以名举实”、“类取类予”,“辞达言文”、“无端崖之辞”、“修改润色”等7种写法及其意义。     

《墨经》中的符号学思想

《墨经》包含着丰富的符号学思想。这体现在《墨经》对于“言”与“名”的理论，《墨经》的定义方法，《墨经》对“辩”与“说”的论述等方面。《墨经》认为，“言”是口的一种功能。“执所言而意得见”。“名”是用以“举实”的。《墨经》中的“正名”学说超出了儒家的政治、伦理的正名理论，而真正成为“名辩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墨经》中运用了多种的定义方法。《墨经》认为“辩”的特征是“争（反）”，其目的是为了“明是非之分”，“察名之理”。“辩”的准则是要“当”与“宜”。《墨经》的“说”运用的是语用推理。     

“辩无胜负”的哲理缘由——评介老庄的一种言语观

言语活动的重要性是自古以来就为人们所充分认识的。孔子指出他的学生中“言语宰我、子贡”(《论语·先进篇》)。《诗经·大雅·板》里说:“辞之辑矣;民之洽矣;辞之怿矣,民之莫矣。”一部《论语》就是一部孔子的语录。孔门四科中的“言语”正是指出使于四方,为本国利益进行策辩的外交活动。     

唐前“辞（词）”名义源流考

唐前“辞（词）”名义源流考周延良“辞（词）”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有着突出的多义性和明显的复杂性。大而观之。可以类分为三个范畴：一是词汇学范畴的内容；一是语义学范畴的内容；一是文体学范畴的内容。“辞（词）”在词汇学范畴的内容，主要指“...     

皎然《诗式》诗学融承儒释道三教思想研究

皎然周游三教而终归于释,其《诗式》融承儒释道而自铸伟辞。《诗式》尤重儒家诗教,以“体”之角度确立儒家诗教的“诗体”论和儒家德化的“诗德”论。《诗式》亦缘采道家逍遥自然之旨。“高”“逸”两体既融通逍遥也挈领于辩体一十九字。“自然”观突破习惯思维,是精思锻造后的“至丽而自然”。《诗式》之“取境”与“作用”乃得佛教润染。“取境”最尚“高”“逸”,依托佛教之境无所依傍,且与佛教思想中的“绝对真实的精神本体”相通。“作用”则汲取佛教内心缘虑取境之功而极重创作之心理内容。     

“辩学”——颜元哲学思想体系内在理路的开端

颜元哲学是一个有着内在理路的思想体系。这个内在理路始于“辩学”对问题的提出与辩驳,经由“明道”之论证,最后落实于“致用”。其中,“辩学”是颜元循着“东林”以来理学批判的余绪,在“经世致用”时代精神的导引下,反思晚明以来“反王尊朱”的学术趋向而根本否定理学,倡导复兴周、孔“习行六艺”之学、教,从而展开其全部学术批判与建构的逻辑起点,这是其哲学思想体系构建的内在理路的开端。     

历史解释

历史解释不应认为是以前事解释后事的因果关系,因为这种解释模式,不仅可应用于历史解释,而且可应用于其他科学解释。“解释”是诸陈述的集合。一种科学解释,是由各项有关所说科学真实的陈述构成。所以,历史解释是取决于它是否包含专属历史的名辞。在历史陈述里,有的是专属历史的名辞,其他是从历史预先假定的科学移来的名辞。前者是专属历史的名辞;后者是非专属历史的名辞。历史陈述包含大批来自其他科学的名辞。但专属历史陈述必要地包含专属历史名辞。历史解释是包含专属历史陈述作为组成部分的解释。从逻辑观点看,历史解释基本上和社会学解释相同,因为专属历史名辞和社会学名辞没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