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关系：中国古代人学的本体基础

乔清举在《文史哲》1999年第 4期撰文认为 ,司马迁“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道出了中国哲学的核心。整个中国哲学 ,都是围绕天人关系展开的 ,古今之变只是天人关系的一个侧面。天人关系是中国人学的本体论基础 ,它说明了人的本性和人所当为。古人论述天人关系 ,有三个层次 :一是天人杂糅 ,天即是神 ,人则是部落成员 ,这是讲人与神的关系 ;其次是天人合一 ,天是价值意义的 ,人是单个的人 ,讲的是人与自身的本性的关系 ;再次是天人相分 ,征服自然和人与自然和谐 ,天是自然 ,人则指整个人类 ,讲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天人关系:中国古代人学的…     

玄学三题

<正>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魏晋玄学亦不例外。玄学家们所铸造的一套新的思辩哲学的体系,开辟了一代哲学新风。这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是一次重大的转折和跃进。一、“天人之际”的新义从先秦到两汉,“天人之际”一直是中国哲学的核心问题,被汉武帝“独尊”的新儒学,其天人关系的基本模式便是神秘的“降命”与“受命”。在这里,自然之天丧失殆尽,神灵之天耀武扬威,所谓“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春秋繁露·顺命篇》)毫无疑问,“人”是屈从于“天”的。魏晋玄学所探讨的中心问题,仍然是“天人之际”,然而它对天人关系却赋予了     

儒家天人观与中国传统文化

汉代史学家司马迁述其修史志向时说:“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见,对于天人、古今的认识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要层面。传统儒家的天人观,代表了古代中国人对于天与人亦即人与自然的基本认识,是儒家伦理政治学说的理论基础。本文试图就儒家天人观的内容,结构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等问题提出一些看法,以就教于读者。     

重评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

重评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陈桐生汕头大学中文系此前的《史记》学界普遍认为，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与“究天人之际”是两个互不相干的独立命题，而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是一个与董仲舒“天不变道亦不变”相对立的社会历史进步发展的观点。有的学者从《史记》的编纂...     

张载“天人合一”思想的生态伦理意蕴

“究天人之际”是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天人合一”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基本理念。“天人合一”思想本身蕴涵着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观照,有着丰富而深刻的生态伦理意蕴。张载的“天人合一”思想以生生不息之天道作为万物生存的宇宙本体论基础,由继善成性、以仁体物的道德主体来彰显并实现天道天德,以期实现乾父坤母、民胞物与之万物和谐的人生旨归。张载“天人合一”思想的生态伦理意蕴对于当代环境伦理学的理论建构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儒家对天地自然的德化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实践的一大课题,当人类开始觉醒时,第一个疑问恐怕就是如此“天问”。这是任何人类文化思想所不能不追究的问题。在中国古代,“天人之际”一直是一个根本问题。历代思想家几乎都“欲明天人之际”。 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中国古代是以“天人关系”来表现的。天人相合是中国古代源远流长的思想观念。受这一传统思想影响,儒家以其德性的理论倾向,突出表现为“天人合德”的思想观念。如果说道家的“天人合一”要求人道合于天道的话,那么儒家的主张则是以天道合于人道。     

论王夫之的“天人之学”

王夫之“天人之学”包括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身心的关系,其“人从天治”与人有“功于天之化”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丰富、发展了中国传统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其“理势合一即天”与“君相可以造命”、“一介之士可以造命”的人与社会历史及其规律的关系是对中国传统历史观的突破、具有近代历史观的启蒙意义;其“先天之性,天成也。后天之性,习成之”的人与人之身心关系改造了中国传统的人性学说,突出了“习成”对“天成”的实践作用,但它并未超越中国传统道德价值观的框架。     

略论司马迁的道家思想

司马迁曾将自己的著史宗旨明确概括为“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 ,成一家之言” ,而他在贯彻这一宗旨时 ,又表现出明显的道家思想倾向。在“究天人之际”时 ,司马迁以道家的天道自然观为宗镜 ,主张顺天而动 ,同时突出人在历史活动中的主体地位 ,扬弃了以天命为中心的神秘主义思想。司马迁强调人类社会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 ,志在“通古今之变” ,而这又是对道家辩证法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本于道家的批判精神、人格独立意识和抱朴守真思想 ,秉笔直书的实录精神成为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另外 ,在社会政治观、人生理想以及文章风格等方面 ,司马迁也颇得道家思想之沾溉     

“天人合一”新考

在中国哲学史上，天和人的关系一直是研究的最主要的课题。人们常常用“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天人相分”等用语来概括和表述对天与人关系的不同看法。“天人合一”作为一种哲学思想在先秦时代就形成了，但作为一个哲学用语或命题则最早见于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深察名号》篇：“事各顺改名，名各顺放天，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同而通理，动而相益，顺而相受，谓之道德。”“天人感应”一词也来源于董仲舒的《贤良对策》；“制曰：盖闻‘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故朕（按：指汉武帝）垂问乎天人之应。”至于“天人相…     

礼文化中的人与自然之和谐观

中国礼文化的本质特征是追求人、自然、社会三者关系的和谐有序。其中,人与自然之和谐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之和谐的基础。“天人合一”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质,“礼法自然”是人对自然的领悟与仿效,“立中制节”是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准则,“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则是人与自然和谐的理想目标。     

自然环境:历史制约与制约历史

人与自然,是一切研究历史的人们关心的永恒课题。司马迁提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一代一代的史学家为此作出了巨大的努力,而只有唯物史观才可能对此作出唯一科学的解答。自然界是人类社会的培养基,又是人的行为对象。人无法脱离自然而生存;人的生存又改造着自然。历史地认识自然环境及其发展变化规律,对于更好地认识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诚信:现代市场经济的信用环境建设

诚实守信，是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整体性世界观以及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向人际交往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延伸。正所谓“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①。“人无信而不立”一语，高度概括了“诚信”在人们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这一思想见之于经济活动，就成为中国古代经济伦理的重要内容，并持续不断地在我国经济生活中发挥着影响和规范作用。《管子》中的“诚贾”（指从事正当商业活动的人）总是受到人们的褒扬，所谓的“蓄贾游商”“不轨逐利之民”“兼并豪党之徒”等则常受到人们的谴责；社会经济活动中“其言必信，其行必…     

行动中的如实呈现——孟子哲学中“诚”的意义新探

“诚”是孟子哲学的重要观念,历来都较受关注。以往多解其为道德本体或精神境界,这在深化对孟子思想理解的同时,也容易淡化“诚”的行动意味。“诚”指的是在道德行动中如实呈现的自身德性,孟子通过“诚”观念挺立人的能动性。孟子对“诚”有三个层面的思考。一是天人之际。“诚”首先是对天的活动方式的描述,天的活动实在而无矫饰,此即“诚者,天之道也”;人通过对天道之“诚”的领会和明觉将其转为内在经验,此即“思诚者,人之道也”。二是个体实践。“诚”的实质是道德主体自觉其固有之德性,并通过切实的道德行动将其如实呈现。三是政治领域。“诚”表现为圣王依其道德本心而进行的政治实践。不论是个体实践还是政治领域,“诚”都有“性之”和“身之”两种展开方式。孟子的“诚”观念是对孔子“直”观念和《中庸》“诚”观念的深层发展,是孟子通过对二者的心性论改造而得来的。“诚”观念集中体现着孟子哲学强大的实践力量,是理解孟子哲学与日常生活之关联的一条重要线索。     

司马迁“成一家之言”说

司马迁创作《史记》一书的理论与实践,详见他的《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其中主要是说:他著述《史记》,“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司马迁是懂得天文星历的,曾主持过汉武帝时期修订历法的工作。因此,他所说的“究天人之际”,显然和风靡当时的“阴阳五行,天人感受”等诸凡“多条祥”的说教是绝然不同的。     

冲突与医治:《淮南子》化解危机的哲学

汉初面临种种冲突,其社会文化价值的首务是医治战争创伤.彰显汉初时代哲学思潮的是<淮南子>,它以道家思想统摄各家学说,具有综合先秦诸子之学的意蕴.主张天地万物是"阴阳和合而万物生",一阴一阳之谓道,道是宇宙万物之所以存有的原由和本根.道分天道、地道、人道,天人之际相通相感.天人之际作为汉的时代精神的体现,<淮南子>以究天地之理,接人间之事为其主题而展开论述,若天人之际不和谐,就会给人带来灾难.圣人以至诚的精神,与天相通相感.人的神、形、气相依不离,皆得其宜.人在保养精神中,实现自身价值.<淮南子>依据其对现实社会的体认,采取无为而治的设计方案,作为为政治国的实施原则和政策.它与老子以"天地不仁"异,而认为天道、圣人是讲仁义、行仁义的.     

董仲舒法天思想探本——兼析天的性质

“法天”与“天人感应”、“天人合一”一样，是董仲舒论及天人关系时的一个基本观点。不管以篇幅论、还是以思想观念的重要性而论，它都在董子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天”作为自然之天也好，作为义理之天、主宰之天也好，本质上是人类认识、学习、效法的对象。对天的义理属性、意志属性的认识，导源于对天的自然属性的领悟，而且根本上导源于人以“天”为师法对象的态度。了解这一点，有助于发现董子有关“天”的论述的认识论根源     

契真融美见精神──《吹沙二集》读后,关于美与真之关系问题的思考

哲理、史慧、诗心，具有内在精神相互贯通的特征，无论中西，概莫能外。在中国，“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究性命之原”，乃至“原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的精神追求，贯通于同属人文学科的文史哲诸领域。在西方，柏拉图以“爱”贯通于对不同层次学问的追求，且以爱情的最高境界为哲学的最高境界；歌德则题其自传曰《诗与真》，暗示爱与美的诗情与哲学之慧境的关系而现代的新黑格尔主义者，更大讲：“辩证法是爱情的逻辑”。人文学科内在精神相贯通的特点，使得学者们往往具有哲学家、史学家和诗人（文学家之泛称）等多重身份…     

“以天统人”与“以人统天”——从对《大学》的重解看朱熹、王阳明的天人合一

在天人关系上 ,朱熹、王阳明都主张“天人合一” ,但在具体的路径上却有很大的不同 ,这集中体现在二人对《大学》的重新阐释———《大学章句》和《大学问》中。朱子的“天”、“人”合于外在之“天” ,走的是一条由外 (穷理 )→内 (体理 )→外 (推理 )的功夫径路 ,而阳明的“天”、“人”合于人心之“良知” ,其功夫论则是在知行合一基础上 ,进行“致良知”。朱子的天人合一是“以天统人” ,而阳明的天人合一则是“以人统天”① 。这正是二者在此问题上的根本不同。     

精细密集农业:中国农业的阶段性选择

一、农业经营方式的提出和演变农业生产是人与自然结合的过程.《吕氏春秋·审时》:“夫稼,为之者人,生之者地,养之者天也.” 农业是人地天三方合作的事.“为之者人”,人要根据地和天的情况来确定人地天的合作方式.这种合作方式就是农业的经营方式.     

杜甫诗的儒家解读

儒家之为儒家的根本规定在于天人之际的仁性感通，这与诗之为诗的本质有着本原性的深刻关联。从儒家思想出发重读杜甫，思考何谓“诗史”，可以克服西方诗学加诸中国诗歌传统的“抒情诗”偏见。在杜诗《春夜喜雨》《江亭》《后游》《过津口》等篇中，可以看到喜忧之情都是至性之情，体现了由情溯性、以性化情的中和工夫。这是杜诗内圣的一面。另一面，《望岳》则是以阴阳创生之道与天下之义来望泰山，有古礼望祭山川之遗意，是其外王理想的体现，是泰山的政教意义在一个布衣儒者身心中的重新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