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转型期法治的具体建设路径——“转型期法治与行业法制”全国研讨会综述

法治既是一条宏观的治国方略,也是一种具体的制度建构和治理模式.为了进一步把握中国法治进程的特色和脉动,寻求一条可行的具体法治路径,由中国法理学会副会长孙笑侠教授领衔的国家211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转型期法治的理论、制度与实验"课题组,于2011年11月在杭州主办了一次以"转型期法治和行业法制"为主题的全国研讨会.来自浙江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厦门大学、华南理工大学、中国传媒大学、重庆大学、东南大学、武汉理工大学等高校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着"行业法制"的基础理论、法学教育与行业法制、中国法治进程中的行业法制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交流.     

论法治成本——兼析中国转型期法治的阶段性高成本

法治的建设和维护要受到成本因素的制约.法治成本包括立法成本和实施成本.我国转型期法治的成本较高,主要表现为转型期的立法成本和实施成本相对较高及立法的边际成本大于边际收益.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日渐成熟,法律制度逐步完善,人们的法律意识日渐增加,立法成本和实施成本都将逐渐下降,法治的边际成本将趋向等于其边际收益.为了尽可能地缩短高成本法治的这一阶段性过程,我们必须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前提下,在降低立法成本及实施成本上积极采取各种举措.     

转型期我国公民群体性政治参与良性发展的法治路径探讨

群体性政治参与是当前公民政治参与的主要形式,社会转型期的公民群体性政治参与呈现出膨胀性、分散性、非理性和突发性等问题特征。解决这些问题,实现转型期我国公民群体性政治参与的良性发展,必须选择法治的路径。因为法治能够为群体性政治参与的良性发展提供成熟的理性公民、理性的行为范式、公平的价值理念、有效的制度保障。可以从立法、执法、守法和司法四个环节入手,完善法治机制,推进公民群体性政治参与的良性发展。     

转型期高校法治机制治理模式的运行机理

社会转型期中国高等教育的社会化、全球化、大众化的时代特质和法治观念的深入人心为高校法治机制治理模式的选择提供了契机.学术权威、行政权力和社会力量在高校权力格局中的此消彼长的博弈衍生出三种高校治理模式类型,各自优劣掺半,唯有进行法治机制的规范衡平才是高校在社会转型期的当然选择.     

坚持“法治“与“德治“相结合努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2001年初,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明确提出"以德治国"这一重要思想.把"法治"和"德治"科学地统一起来,是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治国纲领.     

将信访纳入法治的轨道--转型期信访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

持续的"信访洪峰"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信访制度的广泛关注.本文在考察转型期信访的基本特点和制度内在困境的基础上,从文化根源和现实性的视角分析了信访制度存在和改革的依据.总体设想是,根据转型期的时代背景和现实需要,按照党政、人大、司法的机构性质和基本定位,探索信访与法治契合的可能路径,形成三位一体、各司其职的信访新格局.     

社会转型期能动司法的法治意蕴

法治作为一种治国方略已经被纳入宪法和党章,这一点毋庸置疑。社会转型期,国家提出能动司法是一种不得已的折中和屈服。而过分强调能动司法则有违法治理念,挑战着立法机关的权威,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使能动司法成为了政治的奴隶,破坏了法体系的内部价值体系。厘清能动司法的利与弊、破解能动司法的消极谜题、把握能动司法积极的法治意蕴非常重要。而要想准确把握能动司法的法治意蕴,一是要在原则上恪守司法被动裁判的本质属性;二是理清法官能动性的边界,包括明确司法解释边界和避免息诉或拒绝裁判的倾向;三是真正将一切社会矛盾纳入司法的管辖;四是要回归到制定法本身的不断完善的法治应有之义上来。     

发展中国家的思想、经验和法治

通过对世界银行和美国国会等组织鼓励甚至强迫发展中国家创造"法律"的种种企图的剖析,作者对它们的"法治"观提出了质疑.作者认为,它们所谓的"司法不受政治干扰"的法治目标实际上并不存在,拒绝法律的政治特性将导致两个严重后果:其一是将低估法律发展的困难和复杂性;其二是将导致法律是好的而政治是坏的优劣分野.此外,作者还比较了美国和日本的法治经验及其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法治的蕴涵与法治社会模式的构建

缺少法治,是当前困扰中国的社会、经济问题的根源所在.中国要建立法治,最基本最重要的是要在全社会培养一种法治文化.要深刻理解法治的蕴涵、规则及现状,努力构建法治社会的理想模式.     

中西法治观和法治体制比较及意义

现代意义的法治是源于西方的法治观和法治体制,中国传统的法治观和法治体制体现的法治实质上是人治.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陆续提出"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目标,并不断采取具体措施予以落实,但从实际情况看,中国建设法治国家的道路依然任重道远,大有可为.     

转型期我国法治与传统社会的冲突

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社会关系日趋复杂,社会矛盾数量不断增加,矛盾类型也日益多样。在这种背景下,社会对法律的要求逐渐提高。因而,中国社会在转型中,必然伴随着法治的发展进程。然而,法治改革的浪潮,与我国传统社会发生着剧烈的冲突,使得我们不得不正视其影响。因此,通过本文对该问题进行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命题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置于同一体系之中。一体建设可以从逻辑前提、运行机理和路径选择三方面展开,一体建设的逻辑前提是在同一体系下厘清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内涵,一体建设的运行机理需要探求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三者的逻辑关联和重心定位,一体建设的路径选择主要表现为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和全民守法。     

从社会管制、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法治建设的变迁

针对"法是怎么适应社会需求、解决现实问题"的历史命题,以1978年以来的"第三次法律革命"为时代背景,对中国现代法治建设的变迁历程予以回顾,按照理想类型的方法可归纳出"社会管制""社会管理""社会治理"这三种国家治理模式。"拨乱反正"阶段的法治建设属于"社会管制"模式,强调法治的价值启蒙,以"压制型法"为手段、追求政治领域的稳定;"促进经济发展"阶段的法治建设属于"社会管理"模式,强调法治的制度设计,以"自治型法"为手段、追求经济领域的发展;"构建和谐社会"阶段的法治建设属于"社会治理"模式,强调法治的实践关切、以"回应型法"为手段,追求社会领域的共建。中国经历35年的现代法治建设取得了重大的历史成就,但仍没有完全实现现代法治建设所追求的"法治秩序","社会治理"成为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重要理念。     

法治与法治意识

法治意识作为一国公民的理性品质,构成法治国家的精神底蕴。它既是法律规范化的思想动力,又是制度建设的精神支柱。它不仅影响法律规范创制的质量,而且制约着法律规范转化为现实制度的全过程,从而决定制度建设的成败。法治意识作为法治国家的内在灵魂与精神支撑,不惟是一国实现法治的重要条件,而且也是一国实现法治的重要标志。全面认识法治与法治意识,是实现法治国家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     

国家法治与民间自治的调适 --国家与社会范式的阐释

本文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范式入手,对强国家、弱社会,强社会、弱国家情形下的法律命运及中国转型与变迁的实际,对政府主导型的法治与社会自治型的法治优弊进行评析,并从"市民社会"的认知思路思考国家与社会的双向作用,实现国家法治与社会自治,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合理配置与整合进行了阐释性研究.     

法治社会建设的价值选择及主要路径

法治建设包括法治政府建设、法治国家建设、法治社会建设三个层面,法治社会建设主要侧重于对“私权”和社会“公共领域”进行法律规制,通过完善法律体系,促进社会实现全面合法自治.法治社会建设必须注重秩序与权利、公共权力调控与公民社会自治、公民自由保障与行为规制相结合.完善立法,为法治社会建设提供完备的制度规范体系;确认和保护社会权利,充分发挥社会自治功能;细化法律实施细则,实现对公民和社会组织的行为的合理规制;严格实施宪法,引导公民依法参政;完善社会纠纷预防、化解的体系和机制,都是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路径.     

论人民调解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法治价值

妥善处理社会纠纷,是转型期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保障。人民调解作为中国特有的诉讼外纠纷解决制度有其独特的功能。随着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的正式实施,这一制度更是彰显出了其重要的法治价值。人民调解不仅有助于促进社会民主、增进社会和谐,还有助于构建良好而稳定的社会秩序。     

后乡土社会法治秩序的构建

"乡土社会"是对中国旧有的农村社会的特性所作的一种概括,但目前我国农村社会已经并且正在经历一场在速度、深度、广度上都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后乡土社会"的特征正在凸现.后乡土社会下,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乡土的礼治秩序渐趋淡化,传统礼治秩序下的权威和价值体系面临解体或重构,即便如此,现代法治在后乡土社会的秩序重构仍面临着法律信仰与乡土信仰、国家法与民间法以及法律资源需求和缺失等一系列的冲突.在此视角下,笔者探讨了从法律信仰、法律意识、法律资源及法治秩序方面对后乡土社会秩序重构的可行,以期实现法治秩序与乡土的完美整合,谋求更为和谐的农村社会.     

中国与西方法治本土资源的比较

目前国内学界对西方法治文化中具体的法学流派、思想制度以及产生的历史背景分析较多,而对孕育这些先进法律思想、制度的"本土资源"却少有涉及,"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法治本土资源的重要性毋庸置疑,正如英国法学家梅因所说,"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都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而传统的中国社会恰恰是一个讲求等级和身份"伦理型"社会,而非近代西方意义上的"契约型"社会,文中尝试比较中西方文明从诞生起在经济基础、人文精神、社会结构等方面产生的诸多差异,以让读者更清楚认识到在构建社会秩序的方向上——法治本土资源究竟产生了怎样根本性的影响,希望在当今法学界大多数学者都在追求如何有效进行法律移植的学术氛围中,让更多的人能关注到更深层次的法治人文精神层面改造的重要性。     

改革开放以来法治观念的嬗变与启示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法治逐步被中国人所理解并接受,人们的法治观念水平也得到了根本性的提升:从纯粹把法治作为经济增长和改革开放的法制工具到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法治从倒逼式工作到被确定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主动式建设;从法治社会建设到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全面发展。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就必须加强党内法规建设;坚持依宪治国与重大改革于法有据;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着力抓好法治政府建设这个关键;发展民主,夯实法治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