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评费尔巴哈的宗教观

费尔巴哈是十九世纪德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家 ,是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费尔巴哈是在批判宗教、唯心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他的人本学唯物主义的。费尔巴哈对宗教的批判主要是通过分析自然宗教和基督教 ,揭示了宗教的本质是人的本质的异化。同时他认为宗教和封建专制是当时社会一切罪恶的根源 ,而封建神学又是封建专制的精神支柱。本文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上从三个方面对费尔巴哈的宗教观作简要评述。     

意识形态的缘起：启蒙运动、现代性与观念学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孕育与扩张必然引发思想领域内的冲突和革新,启蒙运动与理性主义的兴起构成对封建专制与宗教传统的强烈冲击。秉持进化立场,思想先驱们坚信人类社会发展的现代性。即从宗教和受传统束缚的原初阶段趋向理性主义和科学化。作为法国启蒙运动的回声,特拉西借助“观念学”谱写了理性社会建构的浪漫之曲,勾画了意识形态概念复杂谱系的首张面孔。     

启蒙运动——思想文化上的一次资产阶级大革命

启蒙运动是欧洲近代史上,资产阶级最伟大的思想文化革命运动。它以理性的利剑刺向封建制度的心脏——专制制度和宗教神学,它以理性的法官审视过去的一切,它以理性的画笔,绘制了资产阶级的理想蓝图。它影响了思想文化,也影响了政治制度;它影响了欧洲,     

秦汉礼制中渗透的神学观念——以河北地区为例

秦汉时期,是宗教与封建专制融合的时代,以方术、巫术为基础的宗天神学和谶纬神学得到统治者推崇,对秦汉政治、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甚至秦汉时期许多封建礼制和典章制度,都源于方术及其相关的宗教信仰。而河北地区的燕赵故地,正是神学宗教盛行的地区。以大量史实为基础,研究秦汉礼制中蕴含的神学宗教,可剖析封建礼制与宗教的关系和相互作用。     

论朦胧诗的批判主题及启蒙价值

朦胧诗的批判主题及生成的"意义模式"在多个层面上都具有启蒙性.对这些意义模式的解读,便于我们发掘和总结朦胧诗留下的"自由精神文化"这份遗产,这包括:在封建愚昧/灵魂救赎二元对立模式中,植入"科学"与"民主"主题;在宗教神学/个性解放的二元对立模式中,注入"自由精神文化"主题;在封建专制文化/现代文明意识的二元模式对立中,切入"启蒙的现代性"主题.     

从“基督之爱”到“理性之爱”--论黑格尔“理性”思想之宗教起源

爱是基督教思想的核心与灵魂,然而在黑格尔看来,基督教在发展的过程中却违背了耶稣之爱的初衷,而走向对立的“实证宗教”。康德“道德神学”的目的就在于批判基督教所造成的上帝、世界、人之间的对立。黑格尔起初赞成康德理性思想的批判,但是随着对“实证性”理解的深入,黑格尔发现康德的“道德神学”也是“实证”的。因此,黑格尔要求重新回归“基督之爱”,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理性之爱”。“理性之爱”即黑格尔理性思想的起源,从基督之爱向理性之爱的过渡,即黑格尔理性思想从宗教向哲学的过渡。     

革命的悲剧和人道的赞歌——《双城记》与《九三年》人物评析

西方文学中的“人道主义”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跟资产阶级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当资产阶级在文艺复兴时提出一系列有关人道主义的最初口号时,它是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和宗教神学的武器,在启蒙运动中,它又被用来反对君主制度和教会的思想束缚,是直接引发资产阶级革命的催化剂。法国大革命之后,它又为资产阶级的私有制和剥削辩护,成了资产阶级统治人民的理论基础。此后,它被渗入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改良主义的思想中,成了资产阶级人性论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但当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加剧,资产阶级     

评董仲舒的唯心主义美学观

董仲舒是先秦时代儒家思想的继承者,同时又是汉代神学思想的创建者。他为了适应汉武帝刘彻实行“大一统”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需要,而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并把孔孟之道和阴阳五行之说融合起来,炮制了一套“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等等的神学目的论思想体系。汉代的封建统治阶级由推崇黄老思想而转变为“独尊儒术”,甚至提倡谶纬神学,就是从董仲舒开始的;他曾被称“为儒者宗”(《汉书·五行志》),足见其影响之大。董仲舒的这种神学唯心主义思想也贯彻在他的美学观中。他把先秦儒家的美学思想完全加以神学化,而成为汉代神学唯心主义美学思想的首创者。这似乎从未引起学者的注意和研究,现在我试从上述两个方面加以评述。     

论爱尔维修的无神论思想

爱尔维修是十八世纪法国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和战斗的无神论者。他在反击封建专制和宗教神学、捍卫无神论思想方面曾经作过积极的贡献。在他的《论精神》和《论人及其智力和教育》这两部著作中,处处都闪耀着无神论的战斗精神。恩格斯对包括爱尔维修在内的十八世纪老无神论者曾给予高度的评价,他说:“这些文献迄今为止不仅按形式,而且按内容来说,都是法兰西精神的最高成就,……就是在今天看来它们的内容仍有极高的价值,它们的形式仍然是不可企及的典范。”     

论霍布斯并非资产阶级思想家

国内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的专家历来把霍布斯判定为代表英国资产阶级与新贵族利益的思想家。作者认为,霍布斯坚决反对英国革命,支持和歌颂封建专制王权,因此他决非代表资产阶级与新贵族的思想家。他之反对和批判天主教,不过是要以国王的文化专制主义取代教皇的文化专制主义,他要建立的是一个宗教与政治合一的集权专制主义国家,这决不是英国资产阶级和新贵族所期望的。     

欧洲中世纪基督教神学文化形成的原因

关于基督教神学如何成为欧洲中世纪初期占主导地位文化的原因问题,以往的学者均看到希腊罗马和希伯来文化(二希)的影响。但是,二者究竟怎样从分属不同的上古文化形态造就了欧洲中世纪文化的独特构成,本文提出,人类从神话思维到宗教思维是造成原始宗教向神学宗教转变的根本原因。同时,还有希腊罗马文化被理性总结时的神学价值取向、基督教与当时人们的历史需求的契合、基督教学说与西方远古文化精神某些内在的一致性以及基督教自身巨大的文化包容性等原因。正是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造成了“二希”文化的中世纪化     

演进的诗化人学——14至18世纪欧洲文学对神学体系的三重否定

从文艺复兴运动开始至启蒙运动终结,欧洲进步文学是在对封建神学体系的不断否定中,显示出和不断完善着其人学精神内涵的。这一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相对独立的发展阶段:一是14至17世纪,其文学基本精神主要是从厌恶神性排拒人性、神权否定人权等感性角度,展示了神学观念的不合理,从而用讴歌人的本能欲望和巨人风采与之抗衡。二是18世纪中叶前后,从理性角度弘扬人的聪慧与劳动创造能力,否定上帝创造一切的荒谬理论。三是18世纪末前后,以德国作家歌德为代表,开始从思想体系高度对神学体系进行彻底清算。他在《浮士德》中,通过精湛的艺术构思,表现了与神学体系完全不同的对世界本原、运动规律以及发展过程的全新理解,从而建立了进步资产阶级较为完备的“人学体系”。     

论青年黑格尔的“实证性”概念

青年黑格尔从神学的论域出发批判实证宗教对现实主体精神自由的侵犯。通过对卢梭等启蒙思想家与康德、费希特、谢林等德国古典哲学家思想精髓的批判继承,青年黑格尔构建了带有强烈启蒙色彩的"实证性"批判体系。他认为,"实证性"是神秘主义与宗教神权相互拱卫的精神产物,并藉由宗教、国家等现实形式反过来压制主体的意识自由。在黑格尔的整个思想历程中,对于"实证性"概念的批判构成了其"异化"思想的重要来源,为其精神哲学体系构建了初步的理论雏形,明确了其历史与政治经济学阐释的哲学逻辑。     

论赵树理小说中的权力-文化关系

赵树理的小说是对20世纪30、40年代封建宗法制度下乡村生活的文化表现,其中隐喻着一直伴随着中国现代化里程的,尤在乡村社会显现深刻的权力—文化关系。这种权力—文化关系在“敲钟”与“上供”的宗教仲裁、“捉奸”与“名声”的道德指任,以及“老槐树文化”与“神仙文化”的自足性补偿等三个方面展开,精警地揭示了专制与权力怎样以世俗宗教的形式框囿了农民的物质生存形态与精神生存样式,并转而以文化和传统的名义让他们对之默认与遵从。在“三农问题”日益引起世人关注的今天,60年前赵树理小说对乡村生活的惊人体察,仍让人佩叹不已,这是赵树理小说的当代意义。     

反对宗教神学的康德

康德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是德国新兴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因此,德国资产阶级既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协性的一面的两重性,反映到康德的哲学中,使康德的哲学具有折中、调和的特征,使康德的哲学充满了矛盾,因而人们对康德哲学的评价,便出现了不同的说法。其中有的人认为“康德的整个思想归根到底是为宗教、神学作论证的”,“康德哲学是僧侣主义的哲学”。这种全盘否定康德哲学中的积极的、革命的成分,把康德哲学的保守性夸大成为反动性,把康德哲学和宗教神学划等号是错误的。我认为,康德哲学从本质上看,不但不是为宗教、神学作论证,而且是对宗教、神学进行了批判的。当然,这种批判基本上是站在唯心主义立场上,借助于辩证法和唯物主义因素,在保留神学的形式下批判神学。尽管如此,在康德哲学中,主流方面、本质方面是反对宗教神学的。     

《智者纳旦》与莱辛的后期神学思想

莱辛是德国18世纪著名剧作家、文学史家和哲学家。《智者纳旦》是他一生中最后的一个剧本,也是他的神学思想的集大成之作。剧本写于莱辛与葛茨的神学论战之后,莱辛借剧中人物之口说出了自己的宗教宽容和人道主义思想。在启蒙运动高举"反基督教"的大旗时,作为德国启蒙运动大将的莱辛却通过自己的世界观理解了基督教教义,强调基督教的重要性,宣扬宗教宽容和人道主义。     

青年黑格尔派宗教批判原则演进的思想史逻辑及路径

青年黑格尔派思想活动的主要内容是宗教批判。这作为一条主线贯穿其思想演绎和历史发展的始终。像之前欧洲启蒙运动的先驱一样，他们试图通过宗教批判，将异化为天国的“神圣世界”还原为人间的“世俗世界”，把“神性”还原为“人性”，以彰举“世俗生活”的基础性地位和价值。在此过程中，青年黑格尔派的宗教批判原则也历经演化，呈现出由“宗教是团体无意识的神话表达”到“宗教是个体自我意识的主观虚构”，再向“宗教是‘类’本质的自我异化”演进的逻辑特征。青年黑格尔派宗教批判逻辑所展现出来的“滤洗”基督教教条中的超自然成分、否定基督教历史的一般合法性和颠覆神圣世界的理性支柱，亦即把“人的世界还给人”的激进历程，不仅为青年马克思走向科学的宗教批判开辟了道路，而且为青年马克思由“宗教批判”经“社会-政治批判”走向“政治经济学批判”，进而发现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迪。     

要实事求是地评价“文艺复兴”

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对欧洲文艺复兴,发表了不少很有见地的论著.他们详细论述了文艺复兴的成就与历史意义,批判“四人帮”散布的历史虚无主义,不但有利于继承人类文化遗产,而且赞扬了文艺复兴活动家们冲击封建神学网罗,勇于探索创新的精神,     

名不从实的迷昧大戏——释歌德喜剧《大科夫塔》

歌德喜剧《大科夫塔》是对法国大革命时期欧洲“卡廖斯特罗事件”的诗学回应,但喜剧本身已超出“政治剧”范畴,实则是对18世纪末欧洲思想文化领域迷昧现象的反思,“名不从实”是其关键表征。剧中意大利假伯爵搬演“道成肉身”的神学经典,借古埃及智者“大科夫塔”之名,施虚名诈伪之术。歌德喜剧以此揭示出欧洲晚期人本—启蒙理性文化的危机：从语词概念获取认识的进路并不能通达事物的本质,反而容易落入宗教幻景与政治权谋的陷阱。     

周作人与非宗教运动

众所周知,五四时期的周作人对宗教是相当热心的,但1922年春天爆发的声势浩大的“非基督教运动”却使他从这种宗教的兴奋中清醒过来。在非宗教运动中,周作人对现代知识分子掩藏在无神论外衣下的准宗教情绪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和批判,他所强调的“理性的反抗才是一切革命的精神的本源”以及“专制的狂信”是东方文化中最大的毒害等,对我们今天研究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宗教情绪以及革命与宗教意识形态的关系等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