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广西土官与土民、家奴、土兵的宗法封建关系

探讨广西土官制度中的宗法形态,是民族研究、土官制度研究中的一个新课题。宗法形态在广西土官制度中的表现,主要反映在官族内部、土官与土民、家奴、士兵之间几个方面。本文拟对广西土官与土民、家奴、士兵的宗法封建关系进行研究。     

论青海土官、土司制度的历史变迁

研究青海地区土官、土司制度的变迁 ,对了解元明清时期西北地区少数民族政治制度史具有典型解剖的意义。青海土官制度创始于元代 ,明代得到普遍推行 ,清代演变为土司制度。清代土司制度与明代土官制度大同小异 ,随着时代的进步 ,土司制度日益不合时宜 ,终于走向消亡。     

广西岑氏土官族属辨析

广西岑氏土官族属辨析谈琪广西岑氏土官的族属，民族学界、史学界历来存在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广亚冲氏土官是来自浙江的汉人；有人则主张最广西土著壮族。笔者主张后说，从为广的十氏士官是广西土著的壮族。如何认识岑氏土官族属，是如何认识Ｉ～西各民族源流发展进程...     

《土官底簿》广西部分订误

明无名氏《土官底簿》一书,为研究明代土司制度的史料之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是书备载明正德以前诸土司官爵世系,承袭削除。观其命名与缮写之式,疑当时案牍之文,而好事者录存之也。”故“是编调虽俚浅,而建置原委,一一可征存之,亦足资考证焉。”作者曾将书中所载广西诸土官的袭职年代与《明实录》中土官朝贡时间相参证,知是书所记大多确实可信。因此,此书对研究明代土官的传袭,具有十分重要之价值。然该书流传已久,传抄错误难免。作者搜集《明实录》、诸本省志、府志及县志材材,对书中年代、     

明代州县官的施政及障碍

明代州县官地位不高,但其施政良否,却关系国计民生之根本。因此州县官施政障碍之大小,也就直按关系到明代政治的清明与稳定。明代州县官的施政障碍主要来自于日益强化的君权、朝廷政策法令、上级官僚以及势力强大的乡绅士大夫等。这种多方面的牵制,使州县官既要在照顾到各种关系的基础上达到抚治一方的目的,又不得不考虑自身的利益。因而处于“两难”的境地之中。同时,州县官个人的气质、性格等心理因素在各种矛盾冲突中的反映与作用．使州县官的施政亦呈现出多棱多彩的特征。     

蒙元政府推行土官制度的原因和特点

本文论述了蒙元政府推行土官制度的原因和特点。笔者认为，土官制度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它与蒙元时代西北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相适应。其特点主要有：重用土官，土流参治，土官民族成份复杂，中央政府对土官有任命权与处置权。蒙元政府通过土官加强了对西北民族地区的统治     

略论蒙元时期的西北土官

土官是世袭其职的少数民族首领。本文简要地叙述了西北地区土官设置的历史过程,并着重分析了土官的历史作用。其主要历史作用是西征东伐, 为蒙古统一全国立下汗马功劳; 平定叛乱, 维护统一; 屯田垦种, 赈饥扶贫, 为恢复和发展西北地区的社会经济作出一定的贡献。     

土官与土司考辩

土官和土司,是元、明、清封建王朝为巩固在边疆民族地区的统治,而采取的不同于内地的特殊统治措施,即在西南少数民族中任用世袭的地方官。他们世守其土,世长其民,世袭其职,曾给民族地区的历史发展以深远的影响。然而,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其释义等基本问题颇有争议,《辞海》在“土司”条释文后说:“土官,见‘土司’”;一九七九年出版的《辞源》在“土官”条释文中也有“统称土官,也叫土司”之语,此为“土官即土司说”。杜玉亭先生不同意此说,他在《土官与     

明代广西民族关系发展过程中的人地关系背景分析——以桂中地区为例

以大藤峡为中心的桂中地区,是明代广西民族矛盾与民族冲突最为激烈之地。该地区紧张的人地关系是造成明代广西民族关系长期紧张的重要根源之一。     

明代广西土官设置新探——兼评日本学者研究广西土官所得的结论

日本学者谷口房男教授所撰《论明代广西的土巡检司》一文，提出了明代桂西几乎不是汉族居住的地区，也不是明朝的统治势力所能直接到达的地区。本文则以为明代始自洪武即已全方位管理了广西，明代在广西的改土归流和流地设土是明朝强化管理广西的举措，这两种举措的结果是广西东、中、西的地区管理差异越来越小，广西各族对明朝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大大加强     

明代藏族僧官不属于土官考

"僧职土官"或"僧职土司"是20世纪末提出的概念,此后"僧职土官"或"僧职土司"的称谓被广泛使用。通过对明代藏族僧官与土官体系、运行机制、职能等方面的分析,阐述僧官和土官为两个不同的概念,二者隶属于不同的体系,享有不同的权力,担负不同的责任,具有不同的机构建置,虽然在某些方面具有兼顾性,但这不能说明僧官就是土官。僧官和土官是两个不容混淆的实体概念。僧职土官是一个不存在的实体称谓。     

海疆经济分量加重与设县中的官、私较量———以明晋江安海新县设置失败为例

明代中叶以后,晋江安海以其便利的海洋贸易条件,顺利跻身于经济急剧上升的排行榜中,朝廷派来的官员、地方部分宗族势力均积极进言设置新县,体现出王朝对海洋区域治理的重视。但一方面官方与若干私家的利益或发生冲突,另一方面不同宗族因相互间的矛盾亦时常表现出政治态度的不一致,导致晋江安海新县设置失败,其背后充满着官与私、私与私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与斗争。?更多还原     

黎族土官纵说

明代以来,前人多对黎族土官持否定态度。笔者以为,要对黎族土官的得失利弊作出恰当评价,必须对其发展过程作一番较为全面的历史考察。黎族土官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大致可分为这样几个历史发展时期:从汉至唐为形成时期,宋、元为发展时期,明为鼎盛时期,清为延续时期。     

元代武陵山区土官行政建制研究

元代在武陵山区的土官行政建制，是一种将民族与地域混合为一体的特殊行政区划管理模式。安抚司行政建制的象征性控制、地方蛮夷官的实质性自治、溪洞社会组织的完整性延续，成为元代武陵山区土官行政建制的基本构架。这种管理模式侧重于“溪洞”群落单位的基层组织管理，忽略于“溪洞”群落所属人口的管理，导致了所谓的“诸部蛮夷”始终没有成为国家的编户之民。为防止溪洞蛮夷的反抗，军政一体的安抚司只能长期保留，从而使国家规范的行政建制无法在武陵山区设置，以至使这里成为规范行政建制的空白。     

王府官与明代宗室犯罪关系探论

明代王府官的设立,是朱元璋在"分封建国"的政治背景下,倚重王官管理王国、辅导宗藩、藩屏帝室的重要举措.有明一代,王官的作用与宗藩地位休戚相关,大体说来,朝廷对王官有一个从倚重到歧视的变化过程,正统以后,伴随藩禁制度的形成,王官的升选转降被限制在王府内,王官老死王国,不仅造成王官队伍的庸劣、老病问题,而且使得不少王官不安于位和自甘堕落,甚至与非法宗室同流合污,成为宗藩犯罪的教唆人与参与者.     

明代永顺土兵军事征调述论

明代的土家族土兵制度作为中央王朝军事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明代特殊的社会背景和本身特殊的地理位置的双重影响下飞速发展。永顺土司区作为明代最大的土司区之一,其土兵的发展表现得尤为明显。其发展的直接表现就是明代永顺土兵频繁受到中央王朝的军事征调来维护明朝地方社会稳定。而永顺土兵受到频繁征调的原因也与明代的社会背景密不可分。     

明初河湟土官身份调适与建构——以李氏土官为例

为适应元明革鼎之际剧烈的政治变迁,河湟各族土官不断进行身份重构,在政治取向、宗教信仰、民族认同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调试和建构,从最初的“土流参治”、“土流参设”到“土流参任”的变迁过程中,其自身身份的建构呈现出明显的内向性、宗法性和多元性等特点.本文以李氏土官为例,通过其达成明初“招番拒蒙”、“封土司民”土官职责的事迹,结合田野调查,探讨明初西北土官群体身份调试、建构上的若干特点.     

王夫之的唯物主义哲学和辩证法思想

明清之际的社会矛盾是复杂的;斗争是尖锐的。从明朝中叶以来积累下来的社会矛盾,在这个时期,都激化了。几种矛盾交互错综成为复杂的情况。李自成所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在山海关失败以后,满族贵族于1644年入关建立了清王朝,以后又经历了二十年的时期;用武力逐渐统一了全中国。汉族人民对于清朝的武力,进行英勇不屈的反抗。民族矛盾激化了,成为当时的主要矛盾。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没有得到最后的成     

冉氏土官土司移民与酉阳民族关系

酉阳土司从冉守忠于宋建炎三年(1129年)因军功封军民宣慰使,并加封安燕侯后,世代世袭,执掌酉阳.冉氏土官、土司一脉并非当地土著,而是由中原迁至夔万,再军事移民至酉阳,其族属亦非现今之土家族,实为南迁汉人.冉氏土官土司在执掌酉阳期间,与境内大姓家族的纷争、参与"赶苗拓业"、应征调课贡赋、兴学等,使酉阳的民族关系在纷乱离合中入历史的印痕.     

论明清时期土目的来源——土目研究系列之一

“土司无等可降”并非是土目的唯一来源,土目主要来源至少有七个,其形成既处于非官非民又亦官亦民的游离状态又多因多元,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土司区各个层面各种势力消长,即使在土司降授为土目的过程中,朝廷对降授的地域空间均具有极大选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