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昌商会与辛亥革命在宜昌的“有序失败＂

在辛亥革命高潮时期曾给予了宜昌光复革命以极大支持的宜昌商会,在辛亥革命走向低潮过程中,逐渐转变为反对革命,进而通过其社团组织力量及潜在的社会影响力,促使宜昌商人有序脱离革命队伍,辅助袁世凯政权权威在宜昌地方有序链接,赞助宜昌军政当局有序防范“二次革命”。在这一过程中,袁世凯政权统治权威平稳有序地植入了宜昌地方社会,辛亥宜昌光复革命也平稳有序地步入了通向失败的轨道。在民初政治变局中,宜昌商会政治向背变化的轨迹及其所产生的社会政治效能,透露出宜昌商人时社会稳定与工商实业发展的渴望及对“强有力”政府的需求,也反映出宜昌商会作为“民间权势集团”对政治集团行政权威在地方社会建立和存续的一定约束、干预能力。     

我国社团组织理论研究的几个主要问题

社团组织理论是社会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组织结构状况既受社会转型的影响,同时又是社会转型过程当中的重要部分。社团组织是社会组织结构中的一个重要组织环节,在我国它由原来依附在单位制组织身上,变成为与政府、企业相并列的第三大社会组织,这一变化冲击了中国特有的单位制体系,必然引起社会结构由封闭到开放的变革,促使社会组织管理体系和管理制度的全面创新。正如专家所言：目前社团正进行一场革命,其社会意义、政治意义可与１９世纪的民族国家的崛起相媲美。因此对正在变革中的新的社团等非政府组织的理论…     

民间商会与地方治理:功能及其限度——温州异地商会的个案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全国各地经商办企业的温州商人纷纷在经商所在地组建起自己的组织——温州异地商会。由于其利益诉求与地方政府的发展目标相契合,异地商会遂以其强大的经济效应和独特的组织优势,运用各种政治策略,公开地介入社会公共事物的治理之中,对社会治理和公共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异地商会在拓展温州商人经济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负效应,如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等。因此,执政党必须加快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的转变,在法律和制度层面明确界定好政府与社会组织的治理边界,促进民间商会及其他社会中介组织的健康发展和社会自主治理的形成。     

民间商会参与地方治理——温州个案研究

温州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构成了民间商会兴起的基础,温州商会参与地方治理的显著绩效使其获得广泛的代表性与合法性。在推进区域经济发展的进程中,温州地方政府不断地赋权于民间商会,而民间商会在承接政府职能过程中持续地提高自主治理能力,从而形成地方政府与民间商会良性互动的局面。温州商会的经验表明,＂在参与中成长＂是发展社会组织和构...     

辛亥光复时期的地方政局与权力重组——以《萍乡光复始末记》为中心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也是影响最复杂的事件之一.形成于民国初年的《萍乡光复始末记》,详细记录了萍乡在辛亥光复时期的地方政局变动,从中可窥见辛亥革命的复杂影响.萍乡在光复时期,一度形成地方绅商群体主导的保安会与外来军人势力主导的军政分府之间的严重对峙,双方的剧烈冲突极大地影响了地方政局的发展和权力结构的重组.     

读易三则

释革命“革命”一词,始见于《易》。《易》之《彖下传·革》云：“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义大矣哉！”尔后,数千年间,人们都很少用它,直到上世纪辛亥革命时期,它才又常常出现于人们的口头与笔端。章太炎写过一篇颇著名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他说：“同族相代,谓之革命;异族攘窃,谓之灭亡。”“改制同族,谓之革命;驱除异族,谓之光复。”在他看来,只有同一民族内部的政权替换和制度的改变,才能叫做革命。所以他在辛亥革命时期参加的组织叫做光复会,而不是孙中山的革命党。章太炎对革命的解释,基…     

转型期民间商会组织的角色与功能——从合作主义的理论视角分析

转型期民间商会组织的兴起,是多元社会力量相互角力,社会结构重新分化组合的结果。如何在有序的状态下顺利完成转型,形成政府与民间组织构建和谐社会的合力,合作主义作为一种主张政府权威和社会团体进行制度性合作,实现双方受益的结构变迁理论体系,为我们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塑造民间商会组织的重要角色,发挥民间商会组织的功能提供了独特的视野。     

广州“正式政府”述论

<正> 根据中华革命党“革命方略”的政治构想,建立本党执政的资产阶级革命政权,是孙中山为首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者在护法运动中确立的实质性目标.1921—1922年“二次护法”期间,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国民党仿照辛亥革命时期创立南京临时政府的先例,在广州组建“中华民国政府”.为了表明推翻北洋政府、夺取全国胜利的决心,孙中山等人将自己组建的新政权称为“正式政府”.广州“正式政府”的政策和成就,充分显示出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以后,旧民主主义革命在反对列强、反对封建势力、争取民主政治的进程中所可能达到的最高政治水平,并为日后国民党走上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新路铺垫前进的基石,也为后人评估五四运动以后复苏延续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实际能量与局限留下了典型分折的素材.     

市民社会视角下的民间商会及其政治参与

本文以民间商会的发展及其政治参与活动为研究范例,试图透视中国市民社会发育的路径、状况及其对于政治发展的可能影响.在经济市场化和社会多元化的背景下,民间商会以一系列的市场条件为基础而兴起,同时又借助于政府对各类社团区别对待的政策立场,成为中国市民社会发展较快、引人注目的领域.在有组织的自主性政治参与活动缺乏正式制度渠道的政治结构中,民间商会以非政治化和低度制度化的方式参与公共政策过程,促进了民营企业家群体与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但要进一步形成国家与市民社会在总体上的良性互动局面,还需要对更广泛的社会利益进行有效整合.     

社团工作也要讲政治

江泽民同志指出领导干部要讲政治。做为党政部门领导干部要讲政治这是理所当然的。那么做为群众组织的社团其工作是否也需要讲政治呢?回答是肯定的。社团工作的领导也应当讲政治。这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中,保证社团工作坚持正确方向,更好地为国家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的有力武器。 社团组织是群众性组织,群众性社团及活动有它的特点,一是门类专业很多,但都有一定的专业性;二是它的结构很复杂。有的社团组织本身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学术性组织,与政治较接近。有的是纯粹经济性组织,有的是技术和自然科学领域的学术性群众组织,有的则是社会文化活动组织。三是社团组织及其活动都具有松散性特点和自主性特点。社团组织一般没有严格的纪律约束,活动靠积极分子和爱好者自觉参与。四是我国的社团组织受党和政府的领导管理和指导,一些社团组织是党和政府一些工作的助手和学术权威性组织。承担着政府和社会的一些必要的政策和非政策性工作、咨询工作、资政工作等。五是有些社团也建立一些经济和服务实体,进行经营工作。社团组织中那些属于自然科学、技术经济领域的结构部分与意识形态和政治的距离较远,还有一些文化活动社团,似乎都可以不讲政治。这也是一种误会。社团工作在实际上是离不开政治的。社团工作     

清末社团与兵营异动

"兵"在传统社会结构中处于"另类群体"的边缘地位,与四民社会鲜有互动.清末兵营与四民社会的双向对流开放,以及社团向军界的广泛渗透,乃近世社会变迁之重要标识.新陈代谢的政治制度变革需要军队的支持,清末社团与军界互动,是深化社会政治动员和转型社会突破"瓶颈"的必然要求.非正式组织网络化的社会互动,扩大了军人与民间社会的沟通,对正统的军事科层控制构成严重挑战.以湖北新军社团活动为代表的兵营异动,反映出军人政治参与意识和社会主体意识的强化,并使异军突起的"武化"社团成为清末最具影响力的政治资源.同盟会及其外围社团组织所实行的"抬营主义",通过非正式系统的运作而获得成功.激进的军人则通过社团而拥有参与政治和实施社会动员的手段.以社团网络为纽带,推进了兵与民的契合,并为近代军人社会角色的重新定位创造了条件.     

论清末民初直隶商会的政治参与

清末民初(1903-1920)的直隶商会是在清末新政国家与社会关系调整背景下成立的,以天津商会为首遍布直隶地区的新式商人组织网络.商会虽为保商而设,但在时代大潮影响下它们利用国家提供的政治活动空间积极参与政治,试图影响国家和地方的政治进程,因而也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自1903年天津商会成立后,直隶商会组织直隶绅商参加和发起地区性乃至全国性的政治活动,在清末民初的直隶社会中扮演了积极活跃的角色.     

从中华革命党看孙中山“以党建国”思想的形成

二次革命失败后,为扫除专制,重建民国,孙中山在日本创建了中华革命党。为了增强该党战斗力,孙中山将凝聚其精英治国理念的五权宪法引入了中华革命党的组织架构,希望以此提高党员素质,增加党员实行五权政治的经验。进而,通过修改革命程序论,孙中山以党权取代军权,并将其作为统领民众进行民主建设的主导力量写进党章。与辛亥革命前的有关思想相比,孙中山此时初步形成了以党建国的民主建设思路。     

近代中国民间社会对辛亥革命的认知与纪念

在近代不同历史时期纪念辛亥革命的"双十节"仪式与"辛亥"记忆不断再建构的过程中,民间社会都扮演了不可忽视的重要角色,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近代民间社会对辛亥革命的认知、纪念、诠释以及相关方面的思想与活动,与政府、政党、政派相比较既有某些相似之处,但也有明显的不同。社会各界虽然也从政治上对革命的意义与作用加以阐释,但更多的是紧密结合自身的利益需求,表达其各方面的感受与认知。     

清末民初留美学生社团组织分析

留美学生认为国家建设取代政治革命是历史赋予他们的使命 ,建设需要掌握建设之知识 ,培养建设之技能与精神。美国作为他们建设祖国的模本 ,其无处不有的社团组织使他们认识到 ,组织近代社团是富国强兵、争取民族独立的国家建设方案之一。他们广泛组织学生会和学术性社团等 ,锻炼民主经验与演说辩论能力 ,培养公平竞争心理 ;团结专门同志砥砺学问 ,以发展中国学术 ,为祖国建设进行知识积累。留美学界社团组织的发展及其特征 ,是美国社会与中国社会联姻的产儿 ,是一代中国知识精英社团建国方案的尝试与实践 ,切合了当时国内文化建设与文化革命的需要 ,为“德先生”、“赛先生”的吁求提供了基础 ,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先导     

辛亥革命在湖南研究述评

辛亥革命时期,湖南风起云涌的反清斗争,是当时全国革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武昌起义使湖北成为“首义”之区,那么,湖南光复则使本省成为“首应”之省。在湖南当时的政治舞台上,各阶级阶层及其政治代表,诸如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立宪派,会党,满清官吏,地方绅士,下层民众等,都表现得十分活跃,在全国具有典型的意义。早在50年代史学界就开始了对这一课题的研究。杨世骥的《辛亥革命前后湖南史事》和李时岳的《辛亥革命时期两湖地区的革命运动》就是最早的研究成果。80年代后,随着史学研究领域贯彻“实事求是”和     

革命的“时段性”:辛亥革命与王朝遗产

在传统社会与新民国的交替中,历史遗产的传承与演化,构成了民初的基本社会架构,昭示着社会变迁的契机与不确定性的方向。革命党发起辛亥革命,建立了过渡性的南京临时政府,但遇到无法掌控时局以继续推进革命的"瓶颈"性难题。革命党如果不能明辨并理顺自身与政府、国家之间的利益,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继续革命"的斗争哲学。革命党人有必要放弃已取得的权力,将党的权力与意志让位于国家的重建,让位于能主导国家重建的强人及其政府。由此而论,革命有其"时段性"。当然,强调革命的"时段性",并非"告别"革命,更非否定革命。社会变革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革命不过是其中一个又一个承上启下、有始更有终的环节,革命及其革命者注定是历史的"过客",而既能启导革命、又能终结革命的领袖才称得上成熟的政治家。     

中华革命党时期陈其美的再评价

陈其美对中国民主革命的贡献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期：一是辛亥革命的准备与发动，他是上海武装起义的主要领导者，上海光复，被推为都督；二是在孙中山领导下，参加二次革命，二次革命失败，支持孙中山重整革命组织，出任中华革命党总务部长，成为孙中山最忠实的助手，实际领导了中华革命党在国内的讨袁斗争，终遭袁世凯暗杀。然而对这样一位将最后一滴鲜血贡献给中国民主革命事业的革命志士，某些亲历者和后世评论家对他的事功总有这样那样的说法，１９８６年湖州召开的“纪念陈英士先生殉难７０周年学术讨论会”对此已作了澄清，同年广东召…     

商人团体与政府债务:以1927—1937年公债为中心

国民政府时期的商会组织对公债问题尤为关注。不仅与政府协商公债发行,谋求政府做出示信承诺,围绕公债还努力搭建政商沟通渠道。作为民间商人团体一直"在场"参与政府公债整理。商会在参与公债运行之中还积极进行制度创新,不仅加入公债基金组织发挥协调作用,而且联络银钱业共谋建立债权管理机构。通过国债基金管理委员会等组织与政府就整理本息、基金保管展开了互动与博弈以求达到维系商人团体债权利益、构建债信秩序进而规避风险目的。透过公债运行以及整理,商会对推进国家信用构建亦发挥着一定的促进作用。     

近代胶东商人与地方公共领域——以商会为主体的考察

近代胶东是山东商业活动最为繁盛的地区之一。随着商会的纷纷设立,近代胶东商人通过商会组织,积极参与工商管理、市政管理、社会公益等地方公共事务,在地方公共领域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促进了地方社会的进步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