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部民族地区贫困问题研究

西部民族地区的贫困严重制约着西部地区的快速发展 ,减少贫困已经成为启动西部开发的首要动力 ,从根本上消除贫困则将成为检验和衡量西部开发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西部民族地区是我国贫困人口的密集分布区 ,贫困面大 ,贫困度深 ,脱贫难度大 ,返贫率高。针对我国西部民族地区贫困的特殊性 ,在反贫困的战略选择上 ,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强区域发展援助 ,即加快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开发进程 ,实现民族地区整体经济实力的增长和自我发展能力的提高。另一方面 ,反贫困战略的目标要瞄准西部民族地区的贫困人口 ,使贫困人口成为反贫困的直接受益者     

中国门巴族未来人口预测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研究

根据“五普”数据显示,我国少数民族人口为106430000人,占全国总人口的8.41%。虽然少数民族整体人数相对较少,但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本文采用因素法模型对我国人口数量较少的门巴族未来人口进行预测,分析未来50年门巴族人口的发展状况以及对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对少数民族人口可持续发展,以及对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为国家制定少数民族尤其是人口数量较少的少数民族人口发展规划提供政策依据,也有利于少数民族地区人口、社会与经济的和谐发展。     

中国西部民族地区的人口生育与死亡状况浅析

西部民族地区包括中国少数民族人口最集中的8个省区,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的63.41%。受到这些地区本身历史的、自然的、民族的、以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多种因素影响,其人口状况也表现为与中国中、东部很大的不同,具有自身显著的独特性。本文通过对历次人口普查资料和有关统计数据的分析,对中国西部民族地区的人口变动以及自然增长状况进行了系统地分析,得出了一些有意义的结论。     

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及分布的新态势——基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解析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并结合历次人口普查民族人口资料，研究了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数量以及人口分布的变化趋势、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在人口总量方面，2010—2020年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增加了1335.08万人，增长了11.92%,是同期全国大陆人口增幅(5.77%)的2.07倍，这个比值仅低于大量更改民族身份的1982—1990年。主要原因是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少数民族登记人口低于真实值。2020年人口普查采用了身份证登记措施，加上国家开展精准脱贫工程的原因，使得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获得了比较准确的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另外，当前逐步增长的各民族族际通婚率使得近年来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出现了较高的增长。在人口分布方面，东部地区少数民族快速增长，2020年已经成为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数量第二多的地区，全国少数民族人口分布格局发生了显著改变。2010年全国有5个县级行政区划没有少数民族人口分布，2020年达到全部县级行政区划均有少数民族人口分布。2020年55个少数民族中有49个民族县级行政区划数量比2010年有了显著提高，6个民族有所减少。研究构造了人口分布相对均匀度指标，2020年我国少数民族省级人口...     

西北地区贫困人口问题研究

长期以来,西北地区贫困人口呈现出总量比例高、生态贫困问题严重、贫困人口与少数民族人口重合性高等几大特点。生态环境恶劣、人口数量超过自然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生产经营方式落后、教育滞后、城镇辐射能力不足等因素是造成西北地区贫困人口问题的重要原因。因此,应加大扶贫力度,扩大扶贫资金来源渠道,建立农业可持续发展模式,转变贫困人口生育观念,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根据贫困程度进行适当的生态移民是缓解西北地区贫困问题的基本思路。     

黔东南州出生人口性别比状况分析及对策研究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位于贵州省东南部,辖16个县市,面积3万余平方公里,聚居着苗、侗、汉、布依、土家、水、瑶等30多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州总人口的81%,其中苗族、侗族人口占全州总人口的61.5%,是我国著名苗、侗民族聚居区和苗侗原生态文化中心区,也是我国贫困面积大、贫困人口多的欠发达少数民族自治州之一。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该     

西藏自治区人口较少民族发展问题研究

人口较少民族因其居民较少、大多居住在边境区或者偏远区域、以农业生产为主等原因,导致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滞后,与其他少数民族相比,有更大的特殊性。论文以西藏自治区人口较少民族为例,分析了这一区域人口较少民族社会经济现状,认为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尤其是教育文化事业发展缓慢是限制区域发展的主要因素,另一方面,人口较少民族人口增长较快又加剧了社会事业发展的困难,人口较少民族聚居区发展中面临财政、人才等方面的困难。基于此,文章从社会事业发展、人才引进、财政补贴等方面探讨西藏人口较少民族发展对策,为西藏边境地区发展及＂兴边富民＂政策的落实提供依据。     

西部民族地区反贫困：绩效评估与未来取向

西部民族地区是我国贫困人口聚焦程度最高、贫困发生率最高、贫困强度指数最高、返贫率最高的地区。经过三十多年的反贫困实践,西部民族地区已经形成多元化的反贫困模式,并取得了良好的成效。新形势下,西部民族地区反贫困实战要在提高人口素质,强化反贫困能力;加快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确保经济效益均衡分配;提高反贫困效率,保证反贫困成果;加快改革创新,寻求发展动力等几个方面寻找突破口。     

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发展分析:2000～2010

本文根据2000年和2010年人口普查汇总资料数据,借鉴经济学科中的区位商方法,从文化程度、健康状况、就业分布三个方面分析中国主要少数民族人口与汉族人口的差异及其在十年间的变动。同时,采用每万人大学生数、新生儿存活状况、第三产业就业分布三个指标构建少数民族人口素质发展指数。分析发现,少数民族人口素质发展指数在十年间有不同程度的变化,其中,蒙古族、藏族和壮族人口的素质发展指数略有提高,而回族和维吾尔族则有所下降。研究认为以提高少数民族人口高等教育水平为突破口,可以逐步改善少数民族人口就业的职业阶层分布,提高少数民族人口整体健康状况,最终促进中国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共同繁荣。     

少数民族地区妇女生育状况简析

少数民族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少数民族地区人口发展状况,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密切相关,研究和分析少数民族地区妇女生育的变化情况及变化特点,对了解和掌握今后人口发展趋势,并通过哪些社会经济因素来调节育龄妇女生育率预期的方面发展等问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     

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下西藏农牧区贫困人口生计状况分析

生计概念为研究者提供了一种观察和研究农村扶贫、环境保护等农村发展问题的视角。本文借助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对西藏农牧区贫困人口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农牧区贫困人口生计资本整体呈现脆弱性,生计资本之间互为因果,呈非线性关系。由于生计资本的限制,农牧民所能选择的生计策略有限,进而导致贫困与生态环境问题加剧。研究认为,政府在西藏农牧区扶贫开发过程中,要从影响农牧民生计资本出发,提高对农牧民可行能力的培养,加大基础公共设施与生态移民并重,同时,通过产业、科技等构建农牧区生态文明,促进农牧民脱贫致富。     

我国贫困人口标准再探讨

近几年,通过对我国10余个贫困县的考察,笔者认为:农村贫困人口标准过低,仅相当于国际贫困线确定的最低贫困人口标准的1/5,相当其贫困标准的1/10;相当于我国监狱囚犯生活标准的1/4,相当于美国贫困人口标准的1/50。贫困人口难以完成在当时社会一般的、正常状况下劳动力的再生产。农村贫困人口从2亿多减少到2000多万,主要不是扶贫工作所致,而是到城镇打工。依据马克思劳动力价值学说的基本原理,抓紧调整提高农村贫困人口标准,改进扶贫工作机制,对我国的长治久安和建设和谐社会的大局有利。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女性人力资源开发的突出问题及对策研究

本文论述了西部民族地区女性人力资源开发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对西部民族地区女性人力资源开发中的制约因素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并研究提出了西部民族地区女性人力资源开发的对策。     

Child Poverty Among Hong Kong Ethnic Minoriti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ata from the Population Census of 2011 to identif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oor ethnic minority groups in Hong Kong and the factors that are associated with child poverty among these ethnic minoriti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hild poverty level varies between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and that ethnic minorities from developing nations are likely to have a higher poverty level. In particular, Pakistani children have the highest poverty rate among all ethnic groups. The results also show that Pakistani, Nepalese, and Mixed (Chinese and Asian) nationalities have a higher child poverty rate than that of Chinese individuals who constitute the majority of the Hong Kong population. The main reason for this is that, unlike their Chinese counterparts, some of these ethnic minority households have not benefited from their own human capital or their length of exposure in the local society in Hong Kong. And even if they have benefited, the positive impact of these factors on ethnic minority households was much weaker compared to that of Chinese households.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ethnic minorities need to be categorized as a separate group in order to assess their specific needs, and assimilation policies, especially support on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 need to be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government’s poverty reduction strategy to reduce child poverty among ethnic minorities.     

贫困地区劳动力迁移、农户收入与贫困的缓解——基于新疆农户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新疆30个贫困县、3000个农户、2008-2010年的微观面板数据,在控制了家庭规模、劳动力数量等家庭特征变量和粮食播种面积等村庄特征变量的前提下．运用固定效应法与工具变量法分别考察了劳动力迁移规模、迁移方式与迁移区位对家庭收入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劳动力迁移对贫困的缓解效应。回归结果表明：劳动力迁移规模虽然对农户农业收入有负向影响．但显著提高了农户人均收入与利他性收入：自发性迁移与政府组织性迁移方式均能显著提高农户收入,且自发性迁移的作用更强;省内县外迁移对农户收入的提高最为显著,其次为县内乡外迁移．省外迁移不影响农户收入：劳动力迁移规模提高了中等收入农户的收入水平。但对贫困户的贫困无缓解效应．也不影响富裕户的收入水平。     

Multidimensionl Poverty and The Role of Social Capital in Poverty Alleviation Among Ethnic Groups in Rural Vietnam: A Multilevel Analysis

This paper empirically examines the disparities over time across six dimensions of poverty (monetary, education, health, housing, basic services, and durable assets) between ethnic minority and majority households in rural Vietnam. Using the five-wave panel data of the Vietnam Access to Resources Household Survey (VARHS) 2008–2016, we observe improvements in most non-monetary dimensions of poverty for both ethnic groups, while the monetary dimension shows the highest degrees of deprivation and the lowest rate of decrease during the studied period. Health is the only dimension in which ethnic minority households are not only better off than those of majority households during the studied period, but also report improvement. We further explore the role of social capital in ethnic minorities and non-minorities at household and community levels in multiple dimensions of poverty by employing multilevel models. Our study reports the significant effects social capital have at the community level on reducing poverty in the monetary, education, housing, and basic services dimensions for ethnic minorities, while social capital at the household level shows significant effects on monetary, basic services, and durable assets. Thes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policy makers ought to consider the role of social capital when designing poverty alleviation strategies for the country.

     

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的人力资本替代效应及影响分析

人口迁移流动是改变人口数量和人力资本空间分布格局的重要因素,人口迁移流动造成的人口数量和人力资本空间分布变化是否一致及其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是一个需要更加深入研究的问题。本文针对我国人口流动过程中形成的人口素质结构转变进行理论思考和实证研究,探讨其形成的经济原因和造成的经济影响。相关数据显示我国高等教育群体和中等教育及以下群体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净流向相同的状态,而2013-2015年以来各省陆续出现净流向相反的现象,形成了人口数量和人口素质的替代效应。高等教育人才的净流入地区是经济发达省份、地理条件优越省份以及少数民族自治区,北京、天津、上海、浙江、江苏以及广东省等三大都市圈内的六个省市的高等教育净流入人才占跨省高等教育净流入总人口的绝大多数。人口替代对当地的经济影响表现为三点:第一,改变当地劳动力资源禀赋结构,使高等教育群体及中等教育群体人数的比较优势发生变化;第二,改变地区平均受教育年限,影响地区科技创新能力;第三,拉大地区劳动力收入差距。据此提出两点政策建议:首先,地方省市可以通过市场化的产业结构调整手段控制相应的流动人口群体规模,而不必依靠限制人口流动的政策以及硬性提出人口调控目标来管理流动人口规模。其次,地方政府要做好地区经济规划以及定位,充分认识现在的人口替代对于未来地区创新能力以及劳动力收入差距的影响。     

少数民族人口分布及其变动分析

本文基于2005年全国1％抽样调查数据,并结合历次人口普查资料,综合分析了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分布及其变动趋势。一方面,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分布的基本特点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各民族人口的分布格局有着非凡的稳定性,即少数民族主要分布于西部内陆地区、居住相对集中、大多生活在农村。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的巨大发展,民族政策的变化,交通工具的日益发达,民族人口的再分布渐趋活跃。少数民族人口分布呈现向东部沿海地区扩散的态势,人口分布趋于分散,城市化进程加速。     

西北民族地区扶贫开发实践的调查与浅析--以甘南藏族自治州为例

近些年,西北民族地区的扶贫开发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但扶贫工作仍然任重道远。甘南藏族自治州是西北少数民族聚居区的一个典型代表。通过对甘南州进行了实地调研,首先将甘南州进行区域划分,分为农区、半农半牧区、牧区三个大区,然后对每个区域扶贫开发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并针对性地提出对策和建议,以期有效地解决甘南州贫困人口的脱贫问题,同时为其他民族地区的扶贫开发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