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屈原中期创作特色——屈骚的情思、艺术方式、风格发展轨迹之二

本文是作者研究屈骚情思、艺术方式、风格发展的系列论文之二。是《论屈原早期创作特色》的续篇。对屈原中期创作做了全方位动态考察。汉北“三年”之放是屈原创作高峰。此期屈原传世作品最多、质量最高、最能体现诗人艺术个性。本期创作分四个发展步骤：（一）《九歌》。其写作目的有三个不同层次，产生三种不同效应，是民俗本源、国事寄托、身世感喟隐显有别的立体化主题。较诗人以往作品更多地体现了个性特征。（二）《思美人》、《抽思》。屈原“恋君情结”滥觞于《九歌》，发展于《思美人》、《抽思》。这两篇愈趋成熟地体现了屈骚个性特征。“香草美人”象征体系、两段一“乱”结构、沉郁缠绵风格都基本定型。（三）《离骚》。它最能体现屈骚个性特征。忧愤深广的情思，直陈其事、香草美人象征体系、神话故事化系统虚实相生的三维构思和表现手法，回环往复“三致志”抒情方式，沉郁顿挫、风逸缠绵、刚柔相济风格等等，都达到了屈骚艺术成就的极致。（四）《天问》。它是哲理抒情诗。情韵淡化、思理深化，显示出屈骚艺术风格变化的新趋势     

伤逝惜原,抒愤托骚——贾谊《惜誓》综论

汉世即已流传天下的骚体诗作《惜誓》,可以认定为贾谊之作。东汉以来怀疑和否定《惜誓》为贾谊之作的三条主要理由,实际上难以成立。《惜誓》当作于贾谊被疏之后、任长沙王太傅之前,亦即文帝二年(前178)年末。《惜誓》的题意,乃悲哀远去。贾谊作《惜誓》,旨在代屈原立辞,抒写屈原被放逐而离别国都的悲愤和欲高蹈远游却牵念故乡的情怀,同时寄寓了自己被疏离而将远去的愤慨。《惜誓》在思想内容上,主要体现为爱国情感、愤世心绪和见疏哀怨;在艺术表现上,主要体现为骚体诗风、瑰玮境界和奔放气势。《惜誓》反映了贾谊早先模仿屈骚创作骚体辞赋的风貌,虽然难与屈骚的成就伦比,却也深得屈骚遗风;还反映了汉人早先模仿屈骚创作骚体辞赋的风貌,开创了汉人拟骚诗的传统。     

论《九章》

《九章》九篇,除《桔颂》内容形式独异,当自为一类外,其余八篇可分为二组: 甲《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 乙《思美人》、《惜往日》、《悲回风》。以形式论,甲组题名皆两字(仅《惜诵》二字系摘自篇首),篇末皆有乱辞。乙组题名三字,     

汉代拟骚诗产生与兴盛的原因

屈原作品(简称屈骚)问世以后,影响所至,不仅同时代的宋玉、唐勒、景差等相率模仿,创作出一批骚体诗,使其与屈骚一起被后世统称为“楚辞”,而且这种影响波及两汉,使两汉文坛辞赋风靡。这里,在追溯和探讨屈骚对汉代文学影响时,人们往往比较注意赋的产生与兴盛,却忽略了汉代诗坛上曾经一度兴盛的文人诗——极度模拟屈骚而生的拟骚诗。一方面,两汉文坛上诗歌创作是不景气的,除了乐府民歌外,文人诗无论数量与质量均不甚高,这同文人们由于社会因素影响而大量创制赋有密切关系;另方面,我们必须看到,拟骚诗的创作并不寂寞,至少从现存资料可知,当时一批较有影响的文人大多都有作品问世,计如:贾谊《惜誓》、淮南子山《招隐士》、东方朔《七谏》、严忌《哀时命》王褒《九怀》、刘向《九叹》、王逸《九思》(王     

屈原是中华文化精神最杰出的代表之一——毛庆楚辞研究述评

毛庆是中国屈原学会发起人之一,现兼任该学会名誉会长。他研究屈原与楚辞三十余年,撰写出版了《屈骚艺术新研》、《诗祖涅槃——屈原和他的诗》、《屈骚艺术研究》、《屈原与中华文化和民族精神》等专著,发表楚辞研究论文数十篇,思维独到,观点新颖。他将多学科知识融入楚辞研究之中,成果丰硕,自成体系,是当代卓有成就的代表性楚辞学者之一。     

《橘颂》的传承与突破——兼论屈原创作《橘颂》之缘因与胜处

《橘颂》是《楚辞·九章》中之一篇,是后世托物言志诗赋的典范,被誉为“咏物之祖”。屈原创作《橘颂》之缘因,有外缘,还有内因。自然生态之引发,巫风盛行之诱导,神话典故之感悟,艺术氛围之冲激,是屈原创作《橘颂》的外缘;表达愤懑之诉求,博览群籍之启示,展现才德之自信,流露参政之志向,则是屈原创作《橘颂》的内因。楚辞乃为《诗经》之变,《橘颂》之标题、体制、主旨、写法乃因袭《诗经》之《野有蔓草》、《鸱鹗》等诗作而来。更可贵者,是屈原创作《橘颂》之突破,如主题之新创、体制之改造、比兴之错综、比拟之巧用、语言之精炼、形象之塑造等。而屈原创作《橘颂》之高明处,则在体物得神,不即不离;因小见大,寄托深远;生命投入,物质升华;民族思想,寓意无穷。从《橘颂》可以看出,屈原确为一位奇才,亦确具伟大之创造才华。     

《九章·惜诵》究竟作于何时?

对于《惜诵》的写作年代,学术界的意见颇不一致。最早的王逸,是将它和《九章》诸篇一起,定为再放江南后的作品的。清人林云铭则明确提出,《惜诵》当为怀王时“屈子失位之后,又因事进言得罪而作”。从此以后,除少数研究者还坚持王逸的意见外,《惜诵》为屈原早期被疏时作品的意见,就几乎为学术界所公认了。 我的看法是,将《惜诵》定为“早期被疏时的作品”,证据似嫌不足。因为《惜     

唐人祖述屈骚探微

明代李梦阳出于复古心态反思唐代赋学而提出"唐无赋"之说,实则忽略了有唐一代辞赋的发展.宋本《文苑荚华》的《杂文·骚》类辑录骚体赋四十二篇,又《杂文·问答》亦辑录九首骚体作品.数量虽不是最多,但骚情意绪,愁思郁结,正是唐人对楚辞骚体形式的再创与延续.其中更不乏对屈原的惋惜与追念,如柳宗元作《吊屈原》、刘蜕作《吊屈原辞》均是对屈原其人的直接伤悼与追惜.     

屈原学专用名词术语汇释(楚、屈)

一、楚、楚辞、楚辞体、《楚辞章句》、《楚辞补注》、《楚辞集注》。二、屈、屈原、屈子、屈骚、屈赋、屈宋、屈原学     

夜宿茅坪——我们在品味安居者的甜梦

茅坪——百万大移民的第一道起跑线。《九歌》、《天问》、《桔颂》——屈原，与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一直地在历史的长河中航行。岂知到了二十世纪与二十一世纪的交汇处，屈原的子孙们就放弃了秭归城，捧着屈原的精神财富移师茅坪。以一种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打造出一座新秭归！船行峡江，但见屈原仍坚定地立于山上注视远方——隔江之下的茅坪，在三峡大坝建设工地的灯火辉映下让《九歌》入云，《天问》入江，《桔颂》成吟。让安居茅坪的生灵从甜梦中体验现实生活的幸福。     

体异而神髓通——屈原之与司马迁论略(之二)

本文是作者研究屈原与司马迁文学传承关系的系列论文之二。文章认为，在中国文学史上，司马迁第一个继承和发扬了屈子的真精神。屈原是中国第一个个性化诗人，是中国抒情诗人之祖，司马迁则是中国第一个独特风格的史传文学家，是叙事文学这宗。他们二人的理想、情感相通，悲剧命运相近，浪漫气质相似。屈骚、《史记》，体制有别，精神骨子却一脉相承     

《辨骚》四辨

古代文论巨著《文心雕龙》为主“依经解骚”。尽管刘勰内心激赏屈骚的巨大艺术成就 ,但由于遵循“原道”、“宗经”的宗旨 ,他无法对楚辞的思想价值、审美价值、屈原的行为价值、人格魅力乃至楚辞文化的整体价值 ,作出公允的评判 ;刘勰以“雅颂”的准绳 ,试图清理屈骚中“异乎经典”的“荒诞”成份和“楚文化”因子 ,而这恰是楚辞最具光彩的东西。结果由“辨骚”滑向了“废骚”边缘。刘勰的尴尬并非孤立现象 ,传统中国楚辞学历两千年而缺乏创意、成果单薄 ,愧对高耸入云的楚辞文化 ,盖在于历代学者都囿于正统儒学价值观而管窥楚辞的缘故     

宣寄情志 联类已身──两汉骚体赋与文人不遇心态

宣寄情志联类已身──两汉骚体赋与文人不遇心态马正学关于两汉骚体赋，古今论者已多有研究，本文试就两汉骚体赋予屈骚言志精神之承沿及其所折射的两汉文人的心态作一粗浅考察。王逸在《楚辞章句·九思序》中说：自屈原终没之后，忠臣介士游览学者读《离骚》、《九章》之...     

《橘颂》作者为伯庸考

《桔颂》与《九章》“其余的八篇气象和格调都迥然不同”。从内容来看,“这里面找不出任何悲愤的情绪”;从形式来看,“大体上是遵守着四字句的古调”。于是有人说《桔颂》是屈原早期的作品,也有人说是晚期的作品。至于《桔颂》所颂者也说各有异,或曰自颂,或曰颂人,或日“所颂者不知究系何人”。凡此说明还需对《桔颂》作更深入的探讨。     

《九歌》新论(三)

《桔颂》的写作时地《桔颂》为四言诗，共三十六旬，百四十四字。为咏桔明志之作，写作时地，迄无信说。我们以为，该诗写作地点在洞庭湖，为第二次放流时所作。屈原首次放逐为疏（见《史记》本传），待郊三年（参时居》）。二次为放流，地点为洞庭湖，末为迁逐至泪罗江（见黄震云《要正确评价屈原》，刊《湘四大学学报》1995年2期）。从《桔颂）“闭心自填，终不失过兮。秉德无私，参天地兮—…·行比伯夷，置以为象兮”看，当时屈原已被放流，但未入绝境，故时间应在放流时，地点当是洞庭湖畔。江南产桔，地理使然。从《核领／绿叶素荣，…     

孤愤心态与《聊斋志异》的创作

孤愤心态与《聊斋志异》的创作杨广敏小说是以虚拟叙述表现生活的，在小说创作中，作家的主观情思起着决定性作用。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许多经典作品都是发愤著书的结果，只是由于时代及作者个性、遭遇的不同，发愤著书的内涵、表现、风格各不相类。而文言小说的顶峰之作...     

朱彝尊山水诗初探

清初顺康诗人朱彝尊的山水诗创作以追求“醇雅”为主要艺术特征。但其内容与风格却是不断嬗变的：抗清时期以山水寄寓民族兴亡之感，游幕时期借山水抒发个人情思，归田时期咏山水反映闲适心境；诗风早期学王孟之冲谈，中岁学杜甫之遒壮，晚年则兼学苏轼等宋诗。从朱彝尊的山水诗创作可窥探清初诗坛创作逐渐远离政治功利性与由学唐向学宋转化的轨迹     

论屈骚中的巫文化语言密码

楚国“信巫而好祀”，研究屈骚及屈原其人，在那个巫史并峙于朝的历史区间，实在不应该谈巫色变，排斥那个时代的巫文化的渗透与影响。巫、巫官有其特定的语言，巫文化有其恒绵的内蕴和广袤的氛围。当我们穿过两千多年的历史隧道，再审读屈骚的瑰丽伟辞时，就会发现在屈骚中缀满了巫文化的语言密码，就会产生一种清醒的理念：屈骚是屈原在南楚巫文化基础上进行的天才艺术的再创造。     

近五年来楚辞研究论文总目(1986年～1990年)

小引一、本索引按年代为经,以内容为纬。每年的具体排列顺序为:楚辞、屈原(屈赋)、离骚、九章、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桔颂、悲回风、九歌、东皇太一、东君、云中君、二湘、二司命、河伯、山鬼、国殇、礼魂、天问、招魂、卜居、渔父、远游、大招、宋玉、九辩、风赋、其他。二、目录体例:论文目录/作者//刊名.年.     

两汉的文学观与两汉文学

①汉儒认为诗的主要价值是讽谕,这种观念禁锢了两汉诗歌的发展。②汉骚赋虽模仿屈骚,但因无屈原的“悲世”激情与批判精神,加之以理性思辨代替抒情,故缺乏屈骚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③汉大赋追求大美与形式美,标志着赋家文学自觉意识的增强。但铺陈与讽谕存在矛盾,使大赋成为病态艺术;赋中缺乏作家的真情,使大赋成为“为文造情”之作。④因司马迁的悲剧遭遇及“发愤著书”的意识都与屈原相通,故在汉代文学中,真正继承并发扬屈骚传统的是《史记》。⑤乐府诗虽对现实生活的再现与诗人主观情志的表现交融并重,但作家的主体意识却得到更大的张扬。⑥东汉后期,人们逐渐摆脱政教伦理文学观念的束缚,重视文学的抒情特征,而《古诗十九首》的出现,则标志着“缘情”文学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