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的婚姻

我们小区里住着一对十分恩爱的老夫妻,男的83岁,女的87岁,两个人加起来正好170岁.我常常看到他们形影不离的身影.他们一起买菜,一起散步,一起做力所能及的事情,一起走过70年的婚姻. 她是他家的童养媳.她说:“那时候家里穷,女孩子养不起,就去别人家做童养媳.记得我刚到他家那会儿,他还是个孩子.     

说出你的爱

周六休息,我去菜市场买了白菜、韭菜和五花肉。回到家,切白菜,择韭菜,当当当地剁肉馅。干吗呀?做馅饼。馅饼还没出锅,儿子就吸着鼻子夸张地叫了起来:“真香呀,谢谢妈妈！”儿子这一句话,使我腰也不酸了,胳膊也不疼了,两个小时的忙碌似乎得到了最高的回报。 周日我又去菜市场,买排骨、买芋头,回到家用沙     

视域互动模式——论电影美学的一种路径

电影包含着许多“不确定点”、“空白”和“隐形的联结环节”,正是它们激发了观者创造性的理解力,使电影产生一种活力性或张力,召唤观者介入到电影所叙述的故事中去,去发挥自己阐释和想象的自由。视域互动模式的核心范畴是“游移视域”。电影的理想路径应该是一种视域互动模式。     

不如不计较

去菜市场买菜,为了买到物美价廉的西红柿,我花了半个多小时货比三家,最后选定一家。经过讨价还价,又便宜了一毛钱。我买了五个西红柿,回家做炒鸡蛋用去两个。一个礼拜后,剩下的那三个全都烂掉了。我甩甩手,把它们丢进垃圾桶。真是不如不计较。单位评模范班主任,我和小张条件相当,他是我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娱乐性重构：消费社会与电影文化——从张艺谋《千里走单骑》说起

正当中国电影步入百年华诞之时,张艺谋《千里走单骑》的“营销文艺片”的矛盾修辞再度将市场经济条件下电影艺术的生存之道的问题提了出来。我们应该超越过去“文艺片”与“商业片”的二元对立思维,从娱乐性重构的角度出发,实现从娱乐电影向电影娱乐的观念转变。而电影的娱乐性问题的关键在于将电影视为娱乐性资源,在于对电影资源进行娱乐性开发。     

笑话林

收拾谁 女儿7岁了,还是改不掉早晨赖床的习惯。 星期天早上,我让老公出去买菜,准备一个人好好“收拾”女儿。结果任凭我怎么叫,女儿躺在被窝里看书,就是不起床。     

“少数民族电影”命题及建构

“少数民族电影”命题包含了世界电影、民族电影及少数民族电影的自我定位,也隐含了少数民族电影在当今电影产业结构中的边缘存在,及其自我表述的立足点,它是电影研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维度.“少数民族电影”的发展,须借助“深描”式的电影作品和不断积淀、创新的理论分析系统来持续建构,以获得世界和社会的普遍认同,从而彰显出其揭示具象的、多样的人类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青春镜像、成长修复与叙事的“缝合术”--以《那些年》和《致青春》为中心的考察

近年来，青春电影已成为中国商业电影的主要类型之一。从2012年的《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到2013年的《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青春系列电影创作在大力追求票房盈利与赢得口碑的同时，更在努力实现一种叙事风格的突破。一方面，两部电影依旧沿袭了“青春”系列电影的商业策略，以讲述恋爱故事和重构青春镜像来保证票房；另一方面，又试图借助青春怀旧的植入完成修复成长迷惘之目的。但是这种转型在获得新意的同时却造成一定缺憾，尤其反映了青春叙事的商业电影正面临需要依靠“缝合术”得以弥补表现力不足的困境。     

发怒是一种内心的脆弱

上小学时,邻居家有个孩子叫元元,他很喜欢来我家玩。我们是同班同学,放学后我们就一起写作业,我有时也去他们家。     

郑正秋与中国早期儿童电影

郑正秋以丰富的儿童电影活动,为中国儿童电影做出了筚路蓝缕的历史贡献.其儿童电影创作,与明星影片公司的“童星策略”、郑正秋对儿童问题的高度关注以及现代进步的儿童观之间有着密切联系.郑正秋在他独特的儿童电影世界里,歌咏“亲子之爱”,塑造理想儿童形象,表达现代进步的儿童教育观念,并且展示童真童趣,这一切构成了他对儿童/童年的文化想象.研讨郑正秋作为中国早期儿童电影拓荒者的历史功绩,不仅有助于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认识郑正秋的电影活动与创作观念,同时有助于恢复中国早期儿童电影丰富而又复杂的本来面目,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中国早期儿童电影的文化形象.     

中国电影:要国际化视野,不要全球化模式——《金陵十三钗》与《别离》的比较研究

以2001年的《英雄》为标志,张艺谋“代表”中国电影“冲奥”已过10年,但仍然“奥梦”不圆.从对张艺谋2011年的《金陵十三钗》和伊朗导演Asghar Farhadi的《别离》比较研究,我们可以知道,张艺谋电影的误区在于对全球化语境下的电影理念错误:追求影像唯美主义和电影全球化.走出张艺谋电影误区的途径是:电影家要培养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国际文化视野,以切入现实和揭示人生问题的诚意创新电影.     

全球化、后殖民性与中国当代电影的文化自觉

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当代电影面对好莱坞及外片涌进的巨大冲击 ,还有来自实用主义与商业主义的双重压力 ,如何既能立足于国内电影市场 ,又能跻身于国际电影市场 ?以“主流片”去打主流市场 ,应是一种“以攻为守”的文化战略。娱乐片理应成为中国电影生产的主体 ,也应担负起主流意识形态再生产的职责 ,以应对所谓的“后殖民时代”的到来。为此 ,中国当代电影应有的文化自觉 ,将是至关重要的。     

再论1930年代“软性电影”与“硬性电影”之争

1933-1935年,中国电影界出现了一场引人注目的“软”、“硬”电影之争。这次论争在左翼电影批评家与软性电影论者之间展开,涉及到电影艺术的本质、内容与形式、艺术性与倾向性、批评的基准等问题,其产生的根源在于双方政治立场、文学与艺术观念以及电影观念等方面的巨大差异。这场论争对于我们全面了解左翼电影理论与批评、软性电影理论与批评、左翼文艺理论及新感觉派的文艺观都提供了有力的参照和依据。     

三黑、四黑

我在“文革”中赢得了“三黑”的称号。一是造反者制造了许多黑帽子给我戴,谁知一个也戴不上,他们气火了,说那么就叫“黑五类”吧。可是又太笼统,究属那一类也说不好。一是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的“黑帮”,实际我和匡校长平日的关系并不密切,只是他调任去南大时,做了三首诗送他,被人揭发,说是匡的“黑帮”。一是我在吉林大学时,星期天和一些人在一起谈天说地,说的是历史掌故,甚至戏剧词曲,有些人脑袋特别灵敏,说我们是“反党集团”,要不得。于是派人到     

漂流、意义矩阵与叙事神话——《Life of Pi》的文本分析

通过对《少年派》的电影文本分析,我们发现,《少年派》的电影语言并不单纯与“漂流”或者“成长”有关,更内在的是多重叙事之间的往复穿梭.影片最终将“真实”与“真相”完美地缝合在了一起,既完成了视觉体验意义上的一次光影历险,又成为将“故事”转译为“奇观”的一次成功催眠.     

《端午的鸭蛋》课堂实录

一、导入新课
　　师：著名作家汪曾祺先生曾说,“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生活抒情诗”。今天,我们一起跟随汪先生走进高邮,去品尝“端午的鸭蛋”,感受生活的诗意。     

新世纪以来美国太平洋战争电影的意识形态策略新变

美国太平洋战争题材电影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新世纪以来,为了适应新的世界形势,美国的电影意识形态策略发生了重大改变:一方面明显地体现为由国家主义向“世界主义”的转向;另一方面,美国太平洋战争电影所标榜的美国英雄史观和个人主义英雄传统渐趋式微,转喻为更具隐秘性的所谓“美国精神”.这些变化都说明美国已在悄然改变其传统的强势文化姿态,以更为隐蔽扎实的艺术虚构来传布其意识形态话语.究其实质,这是一种政治一艺术学的操弄,知识—权力机制的扮演,是值得我们高度警惕的历史虚构.     

一辈子的良心债

爸妈在外地打工,10岁的诺诺和奶奶一起生活。她会干家务活,经常帮奶奶买菜。那天,诺诺买了些蘑菇,姑姑正好来了,她大声问：“哪儿来的蘑菇？”诺诺吓了一跳：“我买的。”姑姑没再说什么。第二天,诺诺却在门口看到了被姑姑扔掉的蘑菇。她拎着蘑菇,找到卖蘑菇的女人说：“阿姨,始姑不让吃蘑菇,您还是卖给别人吧。”卖蘑菇的女人正要退钱时,诺诺却跑远了。     

向前看，还是向后看？——再谈电影《阿凡达》

关于电影《阿凡达》，看的人多，说的人少，大家只是欣赏，似乎没有多少话可说。自我的《“地球人”到底有多坏？》（载《艺术世界》2010年第3期）发表后，有人转发给我一篇海外评论，指出《阿凡达》是一部“烂电影”，因为它攻击现代文明；而攻击者自己却并不想过原始人的生活，     

轮椅上的家

往往在世人坐而攀家比巢时,我都要远远躲着,独守一只轮椅。轮椅颠簸,车轮“吱呀”,无富贵也无辉煌,但家的概念与意蕴,总也在“颠簸”、“吱呀”中悄然泛起,悠悠地在心中荡漾开去…… 每日清晨,家便是这样拉开了帷幕:轮椅上坐瘫痪的丈夫,丈夫托起幼小的儿子,儿子一路“妈味”一路歌地唱着出门,叫我款款推着,推着,推向早点摊,披着一身朝晖吃馄饨;推过菜市棚,夹着一路风尘买菜什;推到幼儿园卸掉心爱的儿子;再推到残联把丈夫连同轮椅一起交给他心爱的事业。在一阵匆忙而繁累的“装卸”后,总算把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