侗族“款约”习惯法浅论

侗族“款约”习惯法带有原始契约制色彩,其内容、运作和特点具有典型的民族性和地方特色,对推进侗族地区当代法制社会的建设有一定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补王政所穷”：范氏义庄与宗法制帝国修复机制

家国同构的宗法一体化结构是中国古代王朝修复机制的核心机理,而唐宋之际宗法家族制却面临倾颓之虞,以范氏义庄为代表的新型宗族,以共有族产整合族人,兴办义学培养官员,克服了科举制下官僚身份的一次性和家产均分制下财富日益稀薄化的难题,成功实现了官僚士大夫的累世再生产和宗法家族的长存不堕,修复并强化了作为中华帝国根基的宗法一体化机制,使得宗族稳固地成为帝国秩序生产的载体和社会整合的基本单元,并最终型塑了古代中国超稳定的社会结构。     

从社会发展历程中深刻领会四个“坚定不移”

6月25日胡锦涛同志在中央党校发表题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的重要讲话，可以说这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庄严的政治宣示，为党和国家的工作全局和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讲话中强调的四个坚定不移，可以说是科学总结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的重要成果，做到这四个坚定不移，对保持党和国家事业顺利发展的大局至关重要。本人就此谈些粗浅认识。     

“社会美”范畴创构六十年之反思

社会美是中国现代美学独创的范畴,也是中国美学对世界美学的重要贡献,首次出现在蔡仪美学中,至今已有六十年的历史。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初步繁荣之后,这个范畴逐渐被冷落,甚至被遗忘。社会美理论的确存在许多有待澄清的问题,但其生活指向和现实关注却显示出中国美学的基本特色,当今文论界所推崇的西方审美化理论,完全可以纳入社会美的框架之中。社会美有古代和现代两种历史形态,当前的审美化理论不过以一种后现代的方式强化了社会美的古代特点,实际上是向古代美学的倒退。从美善混同的功利性转变为美真结合的认知性,从漂亮炫目的形式美转变为生活原生态的现象化,这是社会美范畴走出困境的关键;这个问题的提出和解决,也将切实地推动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     

“社会连带主义”之谬

"社会连带主义"的名称始于法国,但中国不是从法国直接引入,而是借自日本。该词作为汉语,因为不能充分表达法文的法学原意以及未能在中日两种文字之间进行必要恰当的转换(翻译者硬生生地直接把日文汉字照搬进来),导致"社会连带主义"这一纯粹日文法律术语在中国本土使用长达一个多世纪,且不止有一个叫法,对学人们造成理解困难、误导和混淆,所以笔者从相关各国语言出发,结合该词的法学原意,提出将"社会连带主义"的名称修正为"社会协作主义",统一称谓,以使名称和内涵更好地对应。     

白孝文：从宗族的“样板”到投机“革命”的阴谋家——《白鹿原》人物论之四

白孝文是长篇小说<白鹿原>中又一个命运大起大落的人物.这一形象中包含着相当丰富而深刻的民族文化内容和社会历史内容.白孝文由封建宗族的"样板"演变为投机"革命"的阴谋家的历程,凝聚着许许多多具有典型意义的文化一政治内涵.这一人物灵魂的异化也是具有深刻的历史悲剧性的.     

狄尔泰的“社会-历史实在”理论刍议

狄尔泰一生努力的目标就是为包括历史学在内的“精神科学”奠定方法论基础。他早期的研究致力于从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区分的角度来实现这一目标。文德尔班的诘难使得狄尔泰改变了研究路径,转而从揭示“精神科学”研究对象的独特性角度,为精神科学寻找方法论基础。因此,对“社会-历史实在”的探讨,构成了狄尔泰最后将“历史解释学”确立为精神科学基本方法的重要环节。与此同时,狄尔泰关于“社会-历史实在”的理论也呈现了其解释学不同于其他形态的解释学的基本特征。     

国家与社会之关系的“元议题”：何谓“社会” ？——中国式国家治理研究中“社会”概念的多维性

在中国式国家治理的研究议题中, “国家与社会之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元议题”。理解国家与社会之关系,需要建立在理解“国家”与“社会”概念的基础上。然而,学界对“社会”概念的理解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导致了“社会”概念的“模糊性”,不利于形成有效的学术对话。基于此,以重返“元议题”的提法,引出“社会”概念的“模糊性”问题,在回顾中国学者引进、发展和批判“国家—社会”二元分析框架之过程的基础上,从类型学的角度总结了中国式国家治理研究中“社会”概念最有代表性的四个维度：组织维度的“社会”、治理单元维度的“社会”、本位维度的“社会”和总体性维度的“社会”,进而指出“国家”概念单维性与“社会”概念多维性之间的“维度错配”,以及这种“维度错配”导致的只见“经验切片”不见“生态系统”、概念创造的“内卷化”和衍生范畴的“模糊性”等问题。要进一步推动中国式国家治理研究的发展,为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下一阶段的研究必须增进“社会”概念理解的统一性和全面性,搭建起多种叙事框架有效开展学术对话的桥梁。     

翻译：社会的“镜子”和“推进器”

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三次翻译活动的高潮,这些高潮发生的社会背景和社会影响值得我们深入探讨。每一次翻译活动高潮的出现,都印证了翻译活动和社会文化的一种互动关系。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翻译活动,为中国社会的进步做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当代翻译活动对于国家的建设、改革和发展仍然可以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视域中的“风险社会”

尽管马克思没有直接遭遇当今风险社会,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却有先见之明,预见到了当今世界风险社会可能面临的种种发展悖谬。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与实践的异化加速了风险社会的形成,全球资本关系的资本逻辑是风险社会产生的内在动因,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扬弃是跨越风险社会的根本途径。因此,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贯穿着对当代风险社会之“罪魁祸首”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刻批判。深入挖掘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中的“风险社会”之意涵,既是推动马克思经典文本深入研究的内在需要,又是防范化解“风险社会”语境下重大风险的应有之义。     

“推延式”社会建构——“礼”之社会学分析

儒家通过“礼”来建构正常的社会秩序。从社会学的分析中可以发现,儒家礼的形成是对社会失范的回应,礼以正名的方式确立社会个体的地位角色,以内在或外在的方式对个体进行社会化,最后以家庭为桥梁,将对个体行为的规定以实践性“推延”的方式扩展至社会,形成了一个从个体到家庭直至社会的“推延式”社会建构框架。“推延式”的社会建构摆脱了西方社会学理论中的二元对立的纠缠。     

尚“文”之风与周代社会

周人尚“文” ,“文”体现了周代社会的整体风尚。浓厚的“文”风 ,对周代社会及华夏文明产生深远影响 :周人政治中重“文”的传统 ,使当时的各族属能够在平稳的环境中协调、融合 ,为形成统一的华夏文化奠定了基础 ;周人对“文”的追求 ,显示了周人的精神自觉和对自身价值的体认 ,它促成推进了周人整体修养的提高 ,对华夏族气质、性格的形成 ,起到关键作用。与社会制度相比 ,时代精神与习俗风尚往往有更深厚的影响力。尚“文”风气不仅塑造了周代社会独特的社会风貌 ,而且保证了华夏文化生生不息 ,传承不断。     

目标：“人人共享的社会”

本文始于从社会公正和平等的视角纵览当代世界局势 ,然后从如何在世界各地创建较为具有包容性的社会的立场出发 ,考虑有哪些政策备择方案可资选择采用。作者特别关注为社会发展所需的“授能环境”、非正规部门的作用、机会均等所遭遇的障碍、犯罪和贩毒之如何成为促使社会解体的重要因素 ,以及人类社会如何迫切需要对本国和世界的局势不断进行监视和系统的评价。     

民主化：“明制度”取代“潜规则”的进程

在近年出版的两部著作《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和《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中,吴思所做出的努力令人拍案叫绝:一方面,利用中国真实历史中的丰富素材,采用极具个人特色的原创性语言,概括出中国政治生活中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另一方面,并不违背西方主流社会科学已经取得的学术成果,而是与之交相辉映、相得益彰。一方面,由于大量采用第一手材料,取得了学术界的认同和好评;另一方面,由于叙述生动、通俗易懂,获得了广大读者的青睐和追捧。本文在与吴思讨论的基础上,根据笔者自身的理解,对“潜规则”和“元规则”等进行一些阐释并…     

论我国弱势群体“社会排斥”与政府之责任

"社会排斥"是对社会弱势群体的能力的剥夺。社会排斥是在市场中产生,但不能在市场运行中自然解决。只有利用政府和其他非市场的力量,通过二次分配及多次分配解决不平等问题。政府必须使公共财政、公共税收、公共管理都围绕着"发展就是消灭社会排斥"的主题行为,并与企业、社会其他部门通力合作,消除社会排斥的目标才能实现。     

“中国奇迹”背后的中国社会

思考"中国为什么能"的问题,探究"中国奇迹"背后的本体基础及蕴育之源,着眼于抽象精神或观念文化层面是远远不够的,更应该从中国社会本身去探讨和寻找答案;城乡基层社会之所以能在此次疫情防控中表现出巨大的张力和韧性,主要是因为其行动单位即家庭、村庄(行政村)或小区(社区)等都具有较强的共同体性质,个体之间社会团结的集体优势和自组织力量,为疫情防控取得决定性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历史上未曾经历过个人被原子化的过程,"社会"和"国家"从来不是去共同体化的,更不是彼此二元分立的,有着悠久历史的从"家"到"国"的共同体嵌套结构及其认同传递机制,迄今仍在有效维系并不断再生产着民众与国家之间双向的情感认同和责任担当,及至在突发性疫情灾难面前再次迸发出了巨大的实践能量;西方国家现代化历史留给后人的一个教训是,注重发展经济而忽视了"保卫社会",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应注意保护社会不被撕裂或去共同体化,在维护宏观共同体嵌套结构的同时,加强作为微观基础的基层社会共同体建设。     

论“一带一路”的社会历史条件

在逆全球化趋势显著的背景下,我国提出和倡导的"一带一路"发展规划和愿景,引起了举世的瞩目,而且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功。这不是偶然的,而是因为我国的"一带一路"同时具备了天时、地利、人和这三大条件。     

“强大国家”与“弱小社会”：苏联解体新探

冷战之争,是国家权力之争,是制度优越性之争,更是社会先进性之争。苏联在冷战中的结局并非是苏联在军事上为西方所败的结果。苏联民众在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冷战对抗之后基于观念的变化而产生了对苏联党和政府的“信任危机”,进而导致制度和社会结构的内在演变是苏联崩溃的根本原因。“强大国家”与“弱小社会”的巨大反差是冷战之于苏联解体的最好注脚。苏联始终没有建立起一个与现实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相适应的、健全的、平衡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不仅是苏联社会主义发展的惨痛教训。更是我们思索冷战的终结为什么会与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相联系——这一时代命题的出发点所在。     

“社会排斥”概念：语义考察和话语转换

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排斥概念逐渐替代贫困概念,成为国际公共话语中社会不平等和社会政策讨论的主流,影响着世界发展模式的变化。从词源学的角度来看,社会排斥概念的现代语义起源于法国,而后通过欧盟的贫困项目及其组织传播到其他欧盟国家,最后逐渐被欧盟以外的国家和国际组织所采纳。这个概念具有动态性、相对性、累积性、空间性等多重特征,它与贫困、剥夺、不平等、歧视等概念与话语相关,但是又与这些概念并不等同。在实际运用中,出于不同的研究需要,人们往往也对社会排斥的具体定义作不同的界定。此外,受不同的政治文化传统以及学科传统的影响,国际上形成了一些关于社会排斥的话语和研究范式。这些话语和研究范式影响着当前人们对社会排斥现象的理论思考和政策实践。     

丁若镛与顾炎武的“社会诗”之比较

丁若镛文学在其本质上可综述为"匡济一世",也就是对文学社会功能的强调.茶山与顾炎武虽然都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而且坚持"社会诗"的创作,但在创作倾向上有各自不同的特色:顾炎武的社会诗着重表现了消沉的情绪和对社会的不满.与此相比,茶山的社会诗强烈地表现出了仁爱精神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由此可以看出,茶山在批判性地接受顾炎武的同时,在汉诗创作上体现了独特的社会参与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