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族民族认同的层级论——对苗族“蒙人”的个案研究

少数民族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是民族研究与国家政治关注的问题。苗族蒙人的民族、国家认同的分层表现为一家人、仪式群、同一个火塘的弟兄、同姓、同为苗族的蒙人、同为苗族及对中国祖国的认同,不同的层级有不同的认同标准,其情感指向也有所不同。民族认同的归结点是血统的认同和祖根的回归,而苗族蒙人的血统是中国人,祖根的回归点是中国。因此对中国国家的认同是苗族蒙人最高级的认同。     

民族冲突中苗族国家认同意识的弱性正变量

当苗族群众与封建朝廷处于武装对抗状态时,其民族意识中依然有某种弱性正变量的存在,主要体现在对抗的被迫性、平乱的主动性和守卫的积极性。这种现象的形成,主要是受族群自身的分化、利益追求的差异和朝廷教化的影响。民族冲突中苗族国家认同意识弱性正变量的存在,具有民族文化的融合价值、有利于民族团结的价值和突破历史条件局限的超越价值。在清朝这一封建王朝时期,能够将国家认同意识放在民族认同意识之上,体现了苗族群众崇高的思想境界,值得充分肯定。     

湘西苗族历史上形成的国家认同图景研究

中国少数民族在国家认同上有着久远的历史基础.但由于长期处于弱势族群,加上历史上各个政府对少数民族实施歧视政策,湘西苗族在自己的民族发展史上形成了对国家认同的两种图景,一种是积极图景、一种是消极图景.这两种图景成为当代苗族国家认同的基础.其中的积极图景推动苗族人民在新中国积极加入社会主义各项建设工作,但是消极图景也成为普通百姓处理一些纠纷的依据,成为各种突发性事件的诱因.     

跨国苗族认同的依据和特点

苗族是一个世界性的民族,除了中国以外,还有几百万的苗族分布在东南亚、美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区国家。那么,这些不同国度的苗族是什么关系,他们凭什么认同是一个民族?这样的认同具有什么特点?本文从历史、文化信仰、心理素质和语言等方面揭示了跨国苗族认同的依据,进而又指出这样的认同是围绕着彼此承认“同根同源”的历史共识展开的。文章分为两个部分,回答了以上两个问题。     

再论苗族的迁徙

苗族历史悠久，迁徙频繁，吞吐量大，视野宽阔。涿鹿战败，九黎部落中的部分苗族先民融合成毕夏族，大部分南下“左洞庭，右彭蠡”，建立“三苗国”，这是苗族的第一次大迁徒。尧舜禹不断对三苗国用兵，最后三苗国破，“窜三苗于三危”，“放兜于崇山”，这是苗族的第二次大迁徙。千多年后，强大的楚国形成，苗族是楚国的重要成员，而楚国被秦国灭后，苗族或融合于华夏，或四散他乡，这是苗族的第三次大迁徙。公元１７、１８世纪，“雍乾”、“乾嘉”、“威同”三次大起义失败，封建王朝残酷镇压，苗族人民又从湘、黔走云南，从云南走东南亚，这是苗族的第四次大迁徙。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东南亚的地区霸权主义的战争和排苗运动，迫使苗族人民远渡重洋，分布于美国、澳大利亚和圭亚那、法国等国家，这是苗族的第五次大迁徙。苗族的不断迁徙流动，使自己的一部份融合于他族，也使其他民族成员融于自己，形成了苗族人民的宽广性格和丰富文彩。     

跨国民族流动与国家认同构建——以云南省文山州马关县箐脚村苗族为例

箐脚村苗族边民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各个时期较大规模的跨国流动表明,跨国民族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国家认同不稳定特征。国家认同的构建基点在国家与边民的持续对话中正在从政治转向经济方面,并日益明显地受到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当代跨国流动方式与国家认同性质、要素、结构的深刻改变,都要求开创与之适应的更具包容性、开放性和富有弹性的国家认同构建方式。     

论苗族刺绣及其传承

苗族刺绣已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但由于受传承方式等的影响，苗绣有濒临失传危机。因此，必须采取多种措施，强化苗绣的保护传承和开发利用。     

论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质

共同的心理素质是一个民族的基本特征之一.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是自律、自保、收敛、淳朴和自强.形成这一共同心理素质的主要原因是历史的沉淀和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对于当代苗族的这些共同心理素质,我们必须批判地继承.     

论苗族歌鼟的艺术美

苗族歌鼟是湖南湘西南部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锹里一带流传的多声部民歌,其旋律优美,声部和谐,唱腔独特,具有自然朴实的民族特色,给人以美的享受。这种艺术美渗透于苗族歌鼟的各个构成元素,非常注重旋律、节奏、和声、调式的美感;歌词体现出苗民们的内在美;唱腔充分发挥出演唱的声韵美;语言更是彰显了民族之本色。这些艺术美的元素综合在一起,使苗族歌鼟成为一种美的化身。     

川南苗族语言文字使用的历史演变

在我国,民族之间的接触、交往、交流和文化涵化是经常发生的事,其中人口少的民族受人口多的民族影响比较常见。川南苗族虽是当地世居民族,也是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但与当地汉族人口相比悬殊甚大,因此在语言文字的使用上呈现出逐渐与汉族趋同的态势。从民国时期的主动效仿、被动接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自然涵化,川南苗族语言文字的使用演变既体现了苗族的文化认同变化,更反映出苗汉民族关系和谐的主流。     

浅议苗族的生产文化

苗族是中华民族中最古老的民族之一,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非常丰富,物质文化中生产文化的历史也最悠久,其中以屈家岭文化最具代表性。苗族历史上曾有过五次大迁徙,每次迁徙到一个新区域,都艰苦奋斗,勤劳耕作,发展生产,改善生活,为人类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     

论明代“理苗”之失——以铜仁府“苗患”不绝为例

明代的铜仁府自置府之日起，一直“苗患不绝”，两百余年间总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明廷为此疲于奔命，糜费资财无数。究其原因，全在于明廷在理苗上存在着两大失策。从战略上看，明廷一直被动设防、被迫迎战。从战术上看，明廷未能主动收集和积累“苗疆生界”内的苗情资料，沉溺于与“苗疆生界”内苗民拼人力、拼物力的呆板战法。这两大失策的存在，直接导致了有明一代，铜仁及周边的湖广、四川接壤地带战祸连连，正常的社会、经济生活蒙受了重大的损失，最后不得不采取围绕苗疆修筑“边墙”被动退守的下下之策。     

东南亚苗学中“苗人”的“民族与族群”问题

在我国的学术传统或一些学者的译介作品里,许多学者往往居于本土的实际情况而以中国的＂民族＂标准去划分那些已经融入西方世界且发生变迁了的族群,从而把问题带向＂民族中心论＂的巨大误区。从＂民族与族群＂两者概念的关联以及东南亚各国＂苗人＂群体的实际情况来看,这些跨国分布在不同国家的＂苗人＂群体,它们缺乏共同的政治机构基础,并且它们迁出之时,皆在中国民族识别工作之前。因此,把他们称之为＂苗族＂,不大符合学理的推导。他们之中,不仅包含了自称为＂Hmong＂的支系,也有自称qa33nau24、mhu33等的群体,显然,用＂苗人＂这个概念也许更宽泛、更具包容性一些。此外,在东南亚各国,＂苗人＂群体从属于不同国家,虽然在他者的构建中呈现出不同的认定,但在族源、宗教信仰、语言、生活习俗等一系列文化上却强烈地具有一种＂自觉为我＂的自我认同。因此,＂族群＂的概念应该比＂民族＂更加适用于描述东南亚＂苗人＂的实际状况。     

论湘西的苗传道教

湘西巴代扎系统的民间信仰尊崇张赵二郎为启教祖师,信奉三元法主、家先等神祗以及一些地方神,在仪式中主要使用牛角、竹卦、师刀、牌带等法器,最重要的法事是还傩愿。这些都是梅山教的重要特征,因此湘西巴代扎系统的信仰实为梅山教,或曰湘西的苗传道教,其传入湘西的时间大约为元末明初。     

论湘西苗族婚俗文化资源的旅游开发

湘西苗族婚俗文化内容新奇,特色鲜明,是难以复制的宝贵的文化资源,在做好保护的前提下,进行有效的旅游开发,既有利于地方经济发展,也有利于特色文化的传承与交流。     

湘西苗族民间苗文造字体系

1956年,政府为湘西苗族创制出了一套通用的拉丁字母苗文。这之前,湘西苗族没有一套通用的苗文,但在民间,曾经创制过汉字苗文、古丈苗文、板塘苗文、老寨苗文和速写苗文共5种用于书写湘西苗语的民间文字。其中汉字苗文、古丈苗文、板塘苗文和老寨苗文四种属于汉字式文字,速写苗文属于汉字式字母文字,它们各在一定的地域和范围内运用。构形上4种汉字式文字以方块汉字为基本构形,互相之间有同有异;速写苗文属仿汉语拼音注音符号创造的一套符号,而非方块汉字。造字方法主要有假借、形声、会意、类推和注音法。     

苗族习惯法的遗留、演变

在现今依法治国大背景下，苗族地区遗留、演变下来的部分习惯法由于贴近人们的生产、生活实际而在发挥良性作用，成为国家法的有益补充。文章主要从苗族的“理词”、“议榔词”、“议榔规约”等习惯法内容，“埋岩”、议榔等活动，“捞汤”等神明裁判，石刻碑文，继承和吸收习惯法内容的乡规民约、村规民约等方面，进行了梳理和论述。     

苗族服饰文化内涵研究

苗族服饰不单纯表现为某个民族专有的艺术形态,它的艺术创新过程,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存在的民族在文化交流过程中经过接触、混杂、分裂、融合,按照人类造物的需要,通过群体审美观念的规范,逐渐形成了自己鲜明的民族个性。苗族服饰作为民族文化的有形载体,反映出强烈的民族自我认同意识,凸显了坚忍不拔、自强不息的民族主义精神,蕴藏着深层的民族文化内涵。     

贵州苗族迁徙史之特点及其意义

苗族在不同时期、不同方向入住贵州,给贵州输入了新的民族成分,为贵州增添了规模庞大的劳动生力军,为贵州山区的开发、经济社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而广泛的历史性贡献。苗族迁入贵州,有其独自的特点和意义。     

事死如生：云南马关苗族的丧葬文化

本文较为详细地记述了马关苗族的文化,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分析其丧葬文化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