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帝王历史意识探究

个人喜好以及经筵经史讲读制度的推行,使得宋代帝王对史学的认识水平及重视程度有所提高,他们甚至能秉持以史为鉴与以史资治的思想观念,并不时将其用于施政实践。同时,宋代帝王往往通过体现帝王意志的相关制度与特殊举措来掌控官、私史学,强化史学的现实功用。他们在推动了宋代史学发展繁荣的同时,也使得官修本朝史时而体现着他们的某些旨意。总之,以上均是宋代帝王历史意识提高的具体体现。     

试论宋代史学的政治功利主义

试论宋代史学的政治功利主义王天顺引言宋代是中国封建史学发展的最高峰，这是史学政治功利主义目的空前强化的结果。那一时代的主要史学家们能够自觉担负起总结封建统治经验和进行儒家纲常教化的责任，积极用世，勇于革新，贵乎自成一家。他们的史识和史学抱负远比六朝史...     

朱熹义理史学思想三论

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也是义理史学的开创者。他将理学的核心观念融入史学中,不仅丰富了传统史学的内容,也深刻影响到中国史学的发展。     

《佛祖统纪》与中国宋代僧人的史学思想

宋代是中国佛教史学发展的黄金时期 ,各类僧史著作的编写相当引人注目 ,其中尤以南宋僧人志磐的《佛祖统纪》最为著名。从《佛祖统纪》可以看出 ,宋代僧人的史学思想 ,不仅丰富了佛教史自身 ,扩大了它的社会影响 ,而且也为中国史学乃至中国文化带来了新的成分 ,它的出现有着历史与宗教的双重意义 ,值得作进一步的研究。     

胡宏史学思想初探

胡宏是宋代湖湘学派的创始人,其所著《皇王大纪》和《知言》中不仅包含着完备的理学思想,也蕴含有丰富的史学思想。通过对其史学思想的探讨可以揭示南宋义理史学学派特点,也可认识到他对南宋义理史学的开拓性作用。     

论元代史学的两股思潮

中国封建史学发展到了宋代,达到鼎盛。继宋而起的元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而统治全国的朝代。对于比自己先进发达得多的汉族文化,元朝统治者不得不采取一些有利于自己发展的统治政策,“以国朝之成法,援唐宋之故典,参辽金之遗制,附会汉法。”元代的史学亦既是宋代史学的继承和延续,同时又保持了本身的一些特色。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在史学领域内掀起了二股思潮,一股是重视史学鉴戒教育作用的鉴戒史学思潮,另一股是围绕辽、金、宋三史编修义例而展开的关于史学正统观念的大辩论思潮。这二股思潮的出现,对整个元代史学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元代屡设史馆诏修辽、金、宋三史,修订累朝实录,汇编《元典章》、《经世大典》等都与史学内部、特别是包括最高统治者在内     

筚路蓝缕,开前人之所未开——谈王应麟在文献学方面的贡献和成就

人们一般认为宋代史学和文献学并不发达,宋代的学术乃是以理学为中心,主要是空谈心性。其实不然,有宋一代,是中国史学的繁荣时期,在这一时期,修史制度之严、历史学家之众、官私史书之多是过去各朝所不能比拟的。诚如张舜徽先生所言:“宋代学者气象博大,学术途径至广,治学方法至密,凡举清代朴学家所矜为条理缜密、义据湛深的整理旧学的方式与方法,悉不能超越宋代学者治学的范围,并且每门学问的讲求,都已由宋代学者创辟了途径,准备了条件。宋代学者这种功绩,应该在中国学术史上大书特书,而不容忽视或湮没的。”①王应麟正是这一时期涌现出的众多优秀史学家及文献学家的一位代表。然而学术界有关其人其事的研究,     

论宋代话语共同体与市民文化的形成

宋代市民文化是中华文化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标志.历来被史学研究者特别是宋史研究者所忽视的"话语共同体",是宋代市民文化形成的知识资源与人力资源的重要支撑.此对于了解宋代市民文化的形成及揭开宋代的社会生活画卷具有重要意义.     

菊坡学派与岭南史学

南宋学者和政治家崔与之创立的菊坡学派,对岭南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不仅在文学、思想领域取得了重要成就,而且大多曾经担任史官,对史学具有明确的认识,表现出与宋代义理史学完全不同的求实致用特征,为岭南地区史学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朱熹史学思想在宋代史学上的地位

朱熹是以理学集大成者著称的,他的理学思想对后世影响极大。其实,朱熹的史学思想也十分丰富,笔者已经撰写专著论述①。然而,对朱熹的史学思想在宋代史学史上的地位,至今为止深入研究者不多。事实上,朱熹的史学才能在宋代就受到一些学者的推崇,如陈傅良在宁宗即位后曾辞去实录院同修撰一职,辞呈中提到："当今良史之才莫如朱熹、叶适"②,对朱熹推崇备至。而朱熹至此时尚未在朝廷任过官职,他与陈傅良学术旨趣迥异,直接接触时间不长,通信也不多《朱子大全》中收入给陈氏数封信）。以陈氏当时的学术声望、才识及地位,如此称颂朱熹之…     

编者的话

20世纪40年代初,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曾经指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复必振."1著名史学家邓广铭先生更认为:"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两宋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2他们所言,虽然指的是整个宋代,但是,...     

国际宋代文化研讨会综述

受国家教委全国高等学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员会秘书处委托,由北京大学古文献所、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联合发起召开的国际宋代文化研讨会于1991年7月29日至8月5日在成都举行。与会专家、学者103人(包括外国学者和海外华人学者17人);收到论文89篇(包括未到会者的论文),内容涉及文学、史学,哲学(特别是理学)、宗教、法律、教育、书画艺术、士风民俗等各个领域,还有不少跨学科作总体综合研究的论文。这次会议,着重研讨宋代文化繁荣的原因及表现,宋代文化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宋代文化对后世的影响及其历史评价。     

试论宋代的史学政策及其实质

史学政策是指统治阶级对历史研究的总策略、总目的和总要求,是统治阶级思想意志在史学方面的具体体现。隋唐禁止私修国史政策的确立,从法律上划定了史学活动的禁区。宋代则在继承隋唐史学政策的同时,从根本上规定了史学活动必须坚持以儒家伦理道德来评价历史,必须服务于现实政治的史学方向,突出地表现出政策制度的专制垄断化和明显的政治功利主义色彩。其实质上就是把史书的著述和史学的研究纳入到封建专制统治的轨道,使史学成为维护政权和巩固统治的工具。因而,它虽然促进了史学的一时“繁荣”,但却严重影响了史学文化的品格。     

陈寅恪与乾嘉朴学和宋代史学之关系新论

学术界对于陈寅恪的学术与乾嘉朴学和宋代史学这两大学术传统的渊源关系的认识,大体而言,八十年代中期以前,多持“陈君治学一贯承乾嘉朴学之家法”或“陈氏一生治学,以朴学方法为主”的看法;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先是有人尖锐批评上述看法“尤其无根”,认为陈寅恪“继承并发展了宋人的长编考异法”,近来又有“宋贤史学乃陈寅恪先生史学的主要渊源”,“寅恪先生之史学不可能出自清代经学或清代考据之学,亦可确言也”的论断,强调的重心完全转到宋代史学的影响,而乾嘉朴学的作用似乎被忽略不计了。然而陈寅恪与这两大学术传统的关系的实际情形却非如此简单明快,一个基本的事实是,陈寅恪著述中既存在着大量可称为“准长编考异法写成”的部分——持“宋贤史学乃陈寅恪先生史学的主要渊源”说者的重要依据,也同样表现出了对于考据的自始至终的重视、擅长和偏爱——持“陈君治学一贯承乾嘉朴学之家法”说者的主要依据。因此,我们有必要破除那种简单对立的认识框架,对陈寅恪与乾嘉朴学和宋代史学的关系作更全面深入的研究。     

对区域经济史研究若干问题的思考——以宋代的区域经济研究为例

区域经济史的勃兴是新时期中国经济史学引人注目的现象,也是中国经济史学向广度和深度发展的需要。本文以宋代的区域经济研究为例,对区域经济史研究的内容、方法论、学科体系、现实意义等理论问题展开讨论。     

陈寅恪推崇宋代史学问题发微

陈寅恪对宋代史学大加赞誉,且极力推崇宋代繁荣的文化和自由的治学环境,但他终生并未撰写以宋代历史和文化为专题的论著,这是一个值得考索的问题。陈寅恪提倡"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得自于西方近代思想的影响,同时他在文化上又主张不忘"本民族之地位",二者之间存在着张力。因此,他欲寻求中国历史上一个既汲取外来文化又保持本民族地位之案例。然考究其诸多认识均为未经深入研究的观点和看法,多含有主观美化宋代学术政治环境及文化成就的内心向往,只是陈寅恪的个人理想和情感寄托而已。对此,我们应给予"了解之同情"。     

宋代中州三史学家论略

谈到我国古代文化,人们每喜前称两汉,后赞大唐,这自然不错。但也不可忽略了紧接李唐五季之下的宋代,虽然其军事实力、国际威望,比之汉、唐,颇有逊色,但在经济文化方面,却不比汉、唐为差,而且如哲学、史学、科技等,还都名家辈出,成就斐然,在祖国历史上放出异样光彩,大有后来居上之势。这里且不全面论述宋代文化,而仅举史学领域里三位并非大名鼎鼎的中州作者——宋祁、孙甫和尹洙予以简要评介。     

宋代治史队伍的多元化

随着宋代官方修史规模不断扩大,史官群体日益壮大,传统主要由独自著史者、具有家传或师承的史家以及地域性鲜明的史家所构成的治史队伍格局被打破,由此形成崭新的官私治史队伍。在该队伍中,不仅涌现出了史官世家、史学世家以及门派与地域性鲜明的治史群体,而且这些群体著史成就突出,连带治史效应明显。这种治史队伍与史家史学传承方式的多元化与规模化,是官方重视史学及史家积极参与史学活动所形成的结果。     

王称和他的《东都事略》——献给先师90诞辰

本文对王称和他的著作《东都事略》进行了研究,指出《东都事略》确为王称所撰,有三大值得称赞的特点;其史料价值很高,是有特色的史籍。作者还对王称的史学思想进行了探讨,分析宋代及其后对王称及其书的评价,认为应充分肯定王称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     

梁启超在近代中国史学史研究中的影响

唐代刘知几的《史通》,对古代到唐初这个时期的史学(实际上主要只在史官、史书方面)源流演变作过某些扼要的評述;金毓黻在《中国史学史》中称之为中国“史学史之滥觴”。宋代郑樵的《通志·总序》和章学誠的《文史通义》一书中《論修史籍考要略》、《史考释例》等文先后对过去的史学有过不少精辟的評述。这些都极有助于我們对古代史学发展的历史的认识,給后来中国史学史的研究留下了宝貴的遺产。但是中国在古代一直沒有形成史学史这个专門的学問。到近代,就现在所见到的材料看,有关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論述,較早的是发表在1905—1911年的綜合性月刊《国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