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关系的凸显与我国社会分层

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各类行为主体的市场行为、再分配行为嵌入强关系的程度有所上升,社会分层趋向于强关系嵌入机制,阶层结构向橄榄型的转变有所滞延.其原因之一在于,我国的制度改革尽管成就巨大,但存在一定程度的制度结构失调.我们应深化制度结构调整,以确立政府、市场、"以弱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共生互补的有机制度结构,为形成有利于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相对平等的社会分层机制与阶层结构模式创造制度条件.     

分配与获取：阶层地位变迁过程与逻辑

阶层地位的本质是一种具有“地位特征”的“位置”资源,阶层地位变迁是结构与行动互动下“位置”资源的“分配-获取”过程。国家、市场、社会是阶层地位变迁的结构主体,分别从权力、竞争、关系的维度对“位置”资源分配发挥配置之力。个体是行动主体,受“经济人”和“社会人”驱动在“位置”资源获取中展开行动。所嵌入经济社会的制度性安排会对结构与行动产生影响,“分配”与“获取”呈现不同张力。受不同时期社会主要矛盾的制约,当代中国阶层地位变迁呈现不同的阶段特点。     

社会分层机制的网络嵌入视角初探

社会学关于社会分层机制的研究,主要存在结构-功能视角、个人建构视角、网络分析视角和制度分析视角,它们彼此之间在方法论上存在系列的对立。当代西方社会理论的方法论综合,为我们提出一种综合性视角提供了重要启示。这种综合视角可以称为网络嵌入视角,其最主要的特征是主张社会结构与个人能动对于社会分层的影响都是以社会关系网络为中介的,从而可对当前我国制度结构转型背景下复杂的社会分层机制提供全面的描述与适当的规范评价。     

社会网络、文化制度与求职行为:嵌入问题

“嵌入”作为新经济社会学的重要理论概念之一 ,已得到学者们的广泛认同。本文提出“双重嵌入”的概念 ,一者表示经济行为嵌入于行动者所处的社会网络之中 ,二者表示社会网络本身也是嵌入于更为广阔的文化制度背景之中的。按照这种视角 ,可以发现 :在劳动力市场中 ,求职行为嵌入于求职者所处的社会网络之中 ,同时这种网络又受到宏观的文化与制度背景的制约。可见 ,“双重嵌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对嵌入理论的一项发展。借助于这一概念框架对劳动力市场进行社会学式的分析 ,将有助于解决微观行动与宏观社会结构之间的理论鸿沟问题     

农民工阶层的特征与社会地位

农民工从其社会属性看已经成为一个阶层,具有阶层流动性强、职业低质性、让会网络复制性、生活方式疏隔化等阶层特性。其社会地位总体上处于城市社会的底层,是城市社会中的“佣人”阶层、“沉默”阶层、“无根”阶层和“边缘”阶层。阻碍农民工在城市生存与发展的主要问题源于社会制度与社会政策的障碍,因此,制度的改革、创新便成为新的问题提了出来,而市场与政府是冲击这种陈旧制度与政策的两股最重要的力量。     

再论吉登斯的阶级结构化理论

作为新韦伯主义社会分层理论的重要一支，吉登斯的阶级结构化理论以市场能力与准技术关系为轴心进行社会分层，将阶级关系作为一种社会结构，在阶级活动和阶级结构的互动中考察各个阶层的流动。阶级关系结构化包括阶级意识、阶级冲突、阶级剥削三个要素。依据“分工的规律是阶级划分的基础”的原则，可以解析其理论认识上的得失，阐明其理论在中国当前构建和谐社会中的现实意义。     

教育机会和文化资本获得的阶层相关性研究

教育是关系到每个家庭的重大事情,但是我国存在着严重的教育机会不均等现象。由于不同阶层的家庭所拥有的文化资本是不同的,从而导致子代的受教育机会、环境、结果及未来所处的阶层都出现差异,三者之间是一种循环的正向强相关的关系。文章以社会分层为中介对此作了说明,以期缩小阶层差异及对相关教育政策的制定有所启示。     

非正义化与找回社会：空间城市化中社会风险质变研究

社会风险质变是理解当前社会非正义化与“社会脆化”的重要视角。它是阶段性社会风险受到“冷处理”,积聚、质变为社会结构性风险的动态过程。经济锦标赛、制度改革和迎合、道义价值的辩护以及社会理性程度低是空间城市化中社会风险质变的发生力量。风险利益评估、风险界定以及对抗争行为的漠视是社会风险质变的具体机制。社会风险质变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主要发展代价,其直接后果是社会结构性风险的产生,并进一步造成社会风险分配不公以及社会的非正义化,使社会陷入发展和纠错困境中。找回社会,改变经济锦标赛的发展路径,构筑“强国家-强社会”的发展模式,让经济发展嵌入到社会完善之中是摆脱社会非正义化、走出纠错困境的出路。     

嵌入性视角下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实践机制——基于浙江省G村的案例分析

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深化农村改革、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之一。本文以浙江省象县G村集体经济发展经验作为案例，引入嵌入性理论的分析视角，对该村发展集体经济的实践机制和基础进行分析。研究发现，G村集体经济受到三重结构性力量的嵌入作用，即通过市场嵌入的形式，建立了公司制的市场经营模式；通过关系嵌入的形式，激发了社会资本的力量；通过组织嵌入的形式，确立了村集体统筹的组织地位。嵌入性发展的成功经验得益于农村经营模式改革、熟人社会中互助精神以及基层治理权威效应。因此，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需要协调集体经济“市场—社区”双重属性中的内在张力并构建起多重联结机制。     

“维齐非齐”与当代社会阶层关系

“维齐非齐”是荀子所提倡的一种国家和社会治理理念,对于解决当代社会阶层分化所引发的阶层关系问题具有现实借鉴意义。“维齐非齐”中蕴涵的社会分化与和谐相统一、以维护社会公平为基础、以礼治与法治为保障的思想内容,有益于当代合理划分社会阶层及促进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协调阶层矛盾;有利于改善民生以达成“维齐”的目标及分配过程中的公平公正,缩小阶层差距;有助于以礼作为阶层行为的准则,以法作为阶层行为的底线,规范阶层行为;达成构建和谐阶层关系的目标。     

区域创新生态系统情境下的产学知识协同创新：现实问题、理论背景与研究议题

在创新范式转型和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背景下,中国还面临着科技创新中的“孤岛现象”和“知识悖论”等问题。随着中央政府权力的不断下放和经济改革的持续深入,从区域层面研究如何通过产学知识协同创新促进创新生态系统建设已成为可能与必需。然而,产学合作或大学科技成果转化的理论与实践通常都忽视了“知识双向动态流动”的协同创新模式。此外,有关知识网络的研究认识到嵌入性关系对组织间合作创新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忽视了嵌入性关系发展的决定因素——组织的知识网络能力和知识网络所处的制度环境。因此,为促进产学创新能力协同提升、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急需研究大学知识网络能力、区域制度环境、知识网络嵌入性关系对知识协同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     

网络嵌入和技术创新的协同演化研究

在网络嵌入和技术创新之间存在一个悖论:弱联结有利于吸收创新所需的新颖知识,强联结有利于吸收创新所需的复杂隐性知识。从演化的角度解释了这个悖论,并分析了网络嵌入和创新强度协同演化的障碍是嵌入造成的企业核心能力刚性,企业需要具备网络能力和吸收能力两种动态能力要素,才能克服刚性约束。同时还说明了网络能力和吸收能力的作用机制及相互关系。     

合作经济所有制形式浅议

合作经济的性质,不仅取决于其内部的经济关系,还取决于它所依存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的性质,以及由这种生产方式决定的国家政权的性质。合作经济资产形成的方式、所有与占有关系、合作成员对资产的支配关系,均与其他经济形式有明显差异。从所有制形式看,我国目前的合作经济主要有四种:生产资料全部属劳动者个人所有的形式,生产资料个人所有与集体所有相结合的形式,合作社资产中含有外来股份的形式以及股份合作制形式。     

关系扩展与家族制企业的持续发展

美国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等社会学者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强关系往往是同质群体内部的纽带,而弱关系则是不同群体之间的纽带。从信息与信息传递的角度来说,强关系是弱的,弱关系是强的;强关系之间存在的是人格化的家族信任,而弱关系的基础是非人格化的社会信任。所有这些观点,可以很好地用来解析家族制企业的创立与发展。在创立阶段应充分利用强关系,在发展阶段应紧紧抓住弱关系。     

社会网络视角下农民工创业互助组织发展探析

农民工创业互助组织发展前景广阔,但面临诸多制约。从社会网络视角探讨这一新兴组织的发展方向及其与农民工创业计划的关系可以得出：社会网络越发达的农民工,创业行为越活跃;强关系是创业互助组织创立的基础,弱关系是决定其发展水平和规模的重要因素。同时,农民工创业互助行为受到社会支持和示范效应的影响。在组织发展的不同阶段,妥善利用社会网络中的强关系和弱关系,将情感型策略与工具型策略相结合,是不断推进农民工创业互助组织发展的动力。     

社会资本对农民就业转移影响的理论分析

社会资本在农民就业转移中的作用日益明显。强关系-弱关系、结构洞和社会资源理论分别关注了社会资本积累过程中的不同点,而且他们对农民就业转移的作用机理也不尽相同。现阶段,农民通过维护以血缘、地缘为中心的强关系,拓展以学缘、业缘为中心的弱关系,争取由政策提供的公共产品等途径累积就业转移所需的社会资本。     

基于可达性与经济联系的“一带一路”经济带引力格局划分

对“一带一路”经济带交通网络及国家经济联系的研究是推进沿线国家合作相通的基础,基于 GIS 空间分析技术,运用栅格成本加权距离算法计算“一带一路”的空间可达性,进而引入引力模型,测度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联系强度,探讨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经济联系空间结构及引力格局划分方法。研究认为,“一带一路”中国地区主要节点可达性空间分布具有“通道”型空间特征;西安是“一带一路”起点地区的质心城市,承担了中国境内大部分区域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内国家及地区的联系,沈阳是东北地区中蒙俄经济走廊的重要节点,是中国向北开放的窗口;中国与沿线国家经济联系的区域特征明显,具有强经济联系的国家有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印度、俄罗斯等,较强经济联系的国家基本为中亚区域国家,主要是蒙古、哈萨克斯坦、波兰等,欧洲区域的大部分国家与中国的经济联系强度处于中等水平;根据经济联系强度,将“一带一路”经济带分为三大区域: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以中蒙俄、中巴、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以及丝绸之路经济带为纽带,推动区域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国际合作,三大区域应该加强优势互补与贸易相通,打造城市群与重要节点城市来提升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     

城市贫困家庭经济支持网的特征分析

贫困人口的经济支持网是他们赖以生存的重要社会资源。调查表明,贫困人口的经济支持网的网络规模小,网络成员的同质性高,网络成员的构成具有明显的强关系特征,亲属关系是建构贫困人口经济支持网的核心关系,兄弟姐妹在贫困人口经济支持网成员中占的比例最大。聚类分析结果表明,贫困人口的经济支持网有父母子女网、兄弟姐妹网、其他亲属网、邻居网和朋友网五种类型。对经济支持网特征的影响因素的分析表明,60岁以上老年贫困人口经济支持网规模小,不同年龄段的贫困人口经济支持网的关系类型有显著差异;文化程度对贫困人口经济支持网的规模和关系类型均没有影响。无业人员的网络规模小;婚姻状况对经济支持网的关系类型没有影响,但对网络规模有一定的影响,丧偶老年人经济支持网规模明显小于有配偶的人员。通过对经济支持网的特征分析发现,城市贫困人口出现了明显的社会疏离,而且未来的贫困人口将出现经济支持的缺失。     

我国农村群众性文化活动的衰落与农民社交困境

在我国传统的农耕社会,群众性的民俗活动以及亲友乡邻间节日及婚丧嫁娶时的走动往来承载着农民的社会交往,具有 强大的教育和文化整合功能。农耕社会农民之间社交纽带的本质是精神文化纽带而非经济利益纽带。近几十年,我国农村社 会格局发生显著变化,农民社交遭遇困境,群众性文化活动的衰落是重要原因,农村文化建设应该将繁荣群众性文化活动作为 着力点。     

皖江城市带与长三角联动发展的现实基础和路径选择

利用空间引力模型计算皖江城市带各城市和长三角代表城市间的经济联系度,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角度对两地区的经济联系度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从静态来看皖江城市带各城市和长三角均有较强的经济联系,但是各城市和长三角的经济联系度存在较大差距,这除了和各地区的发展基础有关外,还和各地区在联动发展中的战略选择有关。从动态来看,两地区间的经济联系度动态变化,表明皖江城市带各城市能够根据外在环境的变化而调整联动发展战略。为了提升两地区联动发展的效果,应从联动机制、市场、政府、企业等多个层面提出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