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与武汉抗战

武汉抗战时期,蒋介石对外力争国际反法西斯阵线的同情与支持,对内积极动员、组织和团结各抗日力量对日抗战,先后督导或指挥了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大大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使抗战开始由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相持。同时,还为部署其他各项重要抗战工作及安置难民、难童等做出了重要贡献,成功地实行了抗日战争由东部向西部的战略大转移,为谱写这一时期中国抗战的辉煌篇章立下了功劳。     

叶剑英抗战初期在武汉

阐述了叶剑英抗战初期在武汉所从事的革命活动：运筹保卫武汉；指导抗战；广结统一战线；注重党的建设；致力发动民众。     

抗战初期武汉募捐特点研究

1937年12月南京沦陷,武汉成为中国抗战的中心.在中央、湖北省地方政府和各社会团体的共同参与组织下,武汉的募捐活动呈现出新的特点.在募捐的组织上,整合各种力量,成立专门负责征募的组织;在民众动员上,宣传活动规模之大,影响之深前所未有;各种募捐运动此起彼伏,各有特色.这一时期武汉的募捐运动为以后其他地区开展征募运动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也揭开此后以重庆为中心的整个国统区大规模募捐运动的序幕.     

毛泽东与武汉抗战

武汉抗战是中国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向战略相持阶段转变的拐点。在空前团结、合作、民主、进步的气氛中,武汉成为全国抗战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毛泽东以全球反法西斯与全国抗战的全局视野密切关注武汉,通过文章、电文、信件指导中共代表团与国民党紧密合作,为"武汉抗战"作出了不可磨灭的丰功伟绩。首先,他将与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主导集团进行合作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心环节,促进国民党坚持抗战,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其次,向国民党建议武汉会战实行的战略、战术;同时指挥八路军积极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运动战,策应国民党的正面战场,粉碎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美梦。最后,组建新四军,策应武汉抗战,并为武汉沦陷后的华中抗战预留伏笔。     

周恩来与武汉抗战

武汉抗战时期,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长江局副书记、中央外交代表团负责人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在武汉辛勤工作了10个月,为武汉抗战作出了卓越贡献。在政治上,努力促成国共两党建立两党关系委员会,亲自出任国民政府要职,践行两党组织形式的合作,力促国民参政会问世,推动民主政治的发展,从而为国共两党在政治上合作抗战奠定了基础。在军事上,大力宣传贯彻国共两党保卫大武汉的战略方针,开展军事统战工作,推动两党军队协同作战。在武汉沦陷不可避免时,又顺应变化,配合当局认真做好撤离武汉的各项工作。在宣传文化统一战线上,利用分管第三厅的合法身份,广泛地团结和凝聚无数文化名流,积极推动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引导进步媒体,反击反共逆流,宣传和推动合作抗战。     

“武汉抗战”与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以1937年11月18日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而在武汉办公为开始,直到1938年10月25日武汉失守为止,近一年时间史称“武汉抗战时期”,简称“武汉抗战”。这一时期,武汉成为事实上的“临时首都”,为全国抗战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形成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高潮,为坚持全民族的抗日,并取得抗战的最终胜利作了坚实的铺垫。中国共产党派出了由王明、周恩来、秦邦宪、项英等政治局委员组成的阵营强大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和中共中央长江局,为全民抗战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由于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武汉抗战”时期成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辉煌的时期。     

武汉抗战期间募捐特点

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尽管当时已经宣布重庆为陪都，但是，包括财政部、内政部、外交部在内重要的、关键的政府职能部门以及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等正面战场最高决策指挥机构，都直接迁往武汉办公，武汉成为实际上的首都；与此同时，分布在战区的商界、文化界等各种社会团体也纷纷聚集武汉，他们与武汉民众一起开展了义薄云天的救亡运动，武汉成为全国抗战的中心。在国民政府、湖北省地方政府和各种社会团体的共同参与下，武汉的募捐活动呈现出新的特点，这主要表现在征募的组织性、动员宣传的规模性、群众参与的广泛性和募捐运动的多样性。这一时期的募捐运动为以后国统区开展募捐运动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也揭开了此后以重庆为中心整个国统区大规模募捐运动的序幕。     

关于抗战初期国民党战场评价的两个问题

分析和研究抗战初期的国民党战场必须注意二个问题。一、要历史地看待国民党战场的溃败,当时实际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不能忽视国民党军队采取的一些战略性撤退;二、蒋介石的抗战心态可谓“一箭三雕”：打败日本侵略者、削弱和消灭中共及其革命武装、削弱和消灭威胁其统治的各派军阀。在这种战略思想指导下国民党在抗战中的实际行动自然互为矛盾,这就势必影响抗战的成效,最终招致了初期抗战中不应有的损失     

武汉抗战及沦陷与武汉市政的衰败

武汉抗战期间由于日机的轰炸,武汉市政府主要忙于防空建设和防空事务,没有办法按规划进行城市建设。武汉沦陷后,尽管在城市建设的规划和实施上,在市政管理的具体措施上,武汉伪市政府与前市政府在形式上有明显的继承性,而其实质却是在围绕日本的战争机器运转,服务于其侵略目的。总体而言,由于日本侵略和占领武汉,在七年之间,武汉市政建设和管理出现了严重的倒退,大部分的市政设施严重受损,屈指可数的建设成果与市政损失相比无异于杯水车薪;在日军特务部（联络部）的指挥下,伪市政府无市政独立和统一可言,无论在城市建设还是城市管理上都体现了十足的奴性。     

武汉抗战：1938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中心

从把握世界历史整体性的需要出发而研究历史运动的中心,论述了武汉抗战是中国八年抗战的一段“断代史”,是在西方大国对法西斯采取了绥靖政策时捍卫世界文明而进行的孤军奋斗,是1938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中心,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史上具有重要历史地位。     

抗战时期陈独秀在武汉的政治活动

在武汉近一年的时间里,陈独秀在政治上比较活跃。主要表现在应邀于武汉各处演讲发表抗日主张,积极撰文宣传抗日;与《新华日报》的论争;发起“独树一帜”的政治活动等。因此,就其政治倾向和发表的言论来看,他是主张抗日、反对妥协投降的,是站在民族、人民立场上的爱国主义者。     

武汉抗战时期的武汉帮会

武汉抗战期间,武汉地区的帮会得到进一步发展。武汉地区的帮会可分为当地帮会和外地帮会两大部分,其活动具有主客帮会和平共处、积极支持抗战、亲近国民党等显著的时代特征和鲜明的政治色彩;但部分反动帮会勾结敌伪、卖国求荣、强取豪夺、牟取私利,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危害。通过对武汉抗战时期武汉帮会的考察,可以得出两点启示：第一,帮会是可以团结和争取的。在民族抗战的感召下,绝大部分帮会最终站在了抗日的立场上。整个抗战期间,帮会在“抗日高于一切”“保卫家乡”“保卫祖宗坟墓”的口号下,创造了许多奇迹。第二,帮会带有浓厚的封建迷信色彩、明显的落后性及巨大的破坏性,极易被反动势力操纵利用,成为阻碍社会历史进步的反动力量。对此,应予以高度的警觉,必须对帮会进行彻底改造,直至其消灭,切不可与其沆瀣一气。     

试析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减租减息土地政策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由土地革命时期的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所有转变为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的政策,这一重要举措符合全民族共同抗战的需要,同时对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也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移对抗战局势的影响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各部门陆续西迁,重庆成为中华民国的战时首都。国民政府迁移作为救亡图存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的抗战局势产生了重大影响:它带动了大批人口的西迁,为后方国统区积聚起必要的人力资源,形成了新的抗战中心;有力地推动了后方国统区经济的开发,为抗战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物质支持;同时还极大地促进了民众民族和国家意识的觉醒,增强了他们的政治觉悟和挽救祖国、民族命运的历史责任感。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抗战胜利

第二次国共合作在帝国主义入侵、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在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之际,回顾总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特征及其在抗日战争胜利进程中的历史性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它充分表达“我们珍爱和平、维护和平的坚定信念,激励全体中华儿女为更好地投身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事业”。     

抗战初期国民党正面战场刍议

尽管抗战初期国民政府的抗日是被动的和消极的,但国民政府最终还是放弃了不抵抗政策,走上了抗日的道路。抗战初期的国民党正面战场是中国抗日战争主战场的地位,是不容动摇和否定的,应予以客观公正的评价。     

抗日战争与中国的现代化

抗日战争的胜利对中国的影响是空前的。本文从中国的民族独立、民族整体的觉醒,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进步力量的成熟壮大,中国国际上地位的提高等四方面,论述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中国迈向现代化提供了很好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