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会称颂并自拟于伍子胥吗?——答刘青松同志

1981年,我在《南京师院学报》(第四期)发表了一篇《屈原赋辨伪》,指出《楚辞·九章》内的≤涉江》、《悲回风》和《惜往日》三篇乃屈赋中的赝品。抛砖引玉,今天读到了刘青松同志的商榷文章《<涉江>不是屈原的作品吗?》(《学术论坛》1982年第6期),实在非常高兴。刘文未提及《悲回风》和《惜往日》,笔力专注于《涉江》,不知是否也同意拙见,即如宋·魏了翁所云:“《回风》《惜往日》,音韵何凄其!追吊属后来,文类玉与差。”(《鹤山渠     

《惜诵》等篇“乱辞”考辨

许学夷《诗源辨体》及近世一些人认为《九章》中《惜诵》、《思美人》、《惜往日》、《悲回风》四篇非屈原所作,其理由之一是这四篇都无“乱辞”。我认为此说是站不住脚的,现考辨之。《楚辞》中的“乱曰”,即《荀子·赋     

《九章·悲回风》创作时间之我见

<正> 《悲回风》的创作时间,朱熹断为“临绝之音”。他在其所著《楚辞集注》《九章》前的一段小序中说:“屈原既放,思君念国,随事感触,辄形于声。后人辑之,得其九章,合为一卷,非必出于一时之言也。今考其词,大抵多直致无润色,而《惜往日》、《悲回风》又其临绝之音,以致颠倒重复,倔强疏卤,尤愤懑而极悲哀,读之使人太息流涕而不能己。”又在其《楚辞辩证》中补充说:“屈子初放,犹未尝有奋然自绝之意,故《九歌》、     

《招魂》作者补证

关于《招魂》的作者问题,向有二说:一种观点认为,《招魂》系屈原所作。首倡此说者是司马迁,他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写道:“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这里虽未明言,但他把《招魂》置于三篇屈作的中间,并称“悲其志”,可见是视为屈原之作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招魂》系宋玉之作。现存最早的楚辞注本《楚辞章句》     

《涉江》中“伍子”为子胥考

学者多认为伍子胥是楚国"国贼",有人并据此否定《楚辞》王逸注有关《涉江》中"伍子"为伍子胥的说法。考诸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可知,春秋时期的"父"、"君"观念与后世有很大差别。《郭店楚简.六德》将其概括为"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国语.楚语》也反映了类似观念。子胥出楚境,为吴臣,"楚国贼"说系后人的误解,伍子胥对吴国的忠诚是屈原对其加以咏叹的原因,《楚辞章句》相关内容不误。明乎此,方可进一步讨论《九章》中《惜往日》与《悲回风》两篇的作者问题。     

从《楚辞集注·天问篇》看朱熹的哲学

《楚辞集注·天问篇》,是南宋朱熹对屈原《天问》的注释。《天问》作为一篇哲理诗,在整个楚辞中别具一格。朱熹对《天问》的注释,诚然涉及到文学、历史种种问题,在整个《楚辞集注》中也主要是一篇哲学作品。人们从这里既可以看到朱熹研究《天问》的长短得失,也可以从一个侧面窥见朱熹哲学的某些特色。因此,研究屈原《天问》者,《集注》此篇不能不读,研究朱熹哲学者,     

论屈原与伍子胥

屈原《九章》中的《惜往日》和《悲回风》两篇,古今多有怀疑其为伪作者,他们的根据主要就是两篇都引用了伍子胥。     

《玉台新咏》的女性文学特征

《玉台新咏》是我国古代继《诗经》、《楚辞》后的第三部诗歌总集。它是一部典型的女性文学作品集,全部以女性为描写对象,收集有一定数量的女性作者的作品,男性作者的作品具有鲜明的女性审美特征。     

楚辞五体源流论

《汉书·艺文志》著录屈原赋二十五篇,王逸《楚辞章句》确认了屈原作品的具体篇目,由此奠定了中国楚辞学的基本格局.根据战国时期的著述署名习俗,结合近几十年出土文献来看,战国楚辞的发生发展是多元的,汉人确认的屈原二十五篇作品应该是战国南楚辞赋的合集,它像战国子书一样,署名权属于南楚诗坛盟主屈原.如果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现存战国楚辞作品可以分为骚体、天问体、招魂体、散文赋、楚歌五种体式,每一种体式都各有自己的源流.恢复战国楚辞多元发展的原貌,将某些作品与屈原进行剥离,有助于建立楚辞研究的新格局.     

《卜居》《渔父》作者考辩

现当代《楚辞》研究者,多怀疑《卜居》《渔父》不是屈原作,然其怀疑的三大理由均无一能成立。以《楚辞》成书之体例看,这两篇作品被收入的唯一条件,乃因作者是屈原。结论：《卜居》《渔父》油“屈原之所作”,应是毫无问题的。     

探《涉江》《哀郢》之作时、作地与作因——兼论《怀沙》和《悲回风》

清人蒋骥定《涉江》作于《哀郢》后.这一看法颇具代表性,为近现代多数研究者所认同.《九章》中九篇作品,现在能确定作于顷襄王朝屈原被放逐江南之后的有五篇,即《哀郢》、《涉江》、《悲回风》《怀沙》、《惜往日》.照蒋氏的说法,这五篇中《哀郢》最先写出,写于被放“九年”之后.使人感到奇怪的是,在被放的“九年”之内,屈原毫无一点反映,在《九章》中竟是一片空白.     

再谈刘勰对浪漫主义的态度问题

<正> 关于《文心雕龙》一书写作的基本原则,在《序志》篇里刘勰有概括的说明:“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刘勰把《辨骚》篇与代表了他基本哲学观点和文学观点的《原道》、《征圣》、《宗经》等篇章同列入“文之枢纽”,而不是把它放入后而的文体论中,足见他对这一篇的重视。刘勰为什么对这一篇特别重视呢?因为在《辨骚》篇中,他通过对屈原及其作品以及整个《楚辞》的评价,表露了他的一个文学的基本观点——就是对《楚辞》的浪漫主义的否定态度。     

屈赋楚简补证

在充分运用近年出土的楚简、汉简等文献材料的基础上,我们对《楚辞》文献中某些疑难问题,如《离骚》“帝高阳”、“三后”、“謇謇”、《九歌》“成堂”、《悲回风》“居戚戚”等作了比较详尽的补证,以做到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相互印证。     

《楚辞》研究二题

《楚辞》为刘向所集无可疑;其不见著录于《汉书·艺文志》,问题在其体例本身。《汉书·艺文志》之“屈原赋２５篇”,即《楚辞章句》中《渔父》以上２５篇题“屈原之所作”者;据今存文献,没有汉人对这批作品之归屈原持异议。     

《远游》与屈原的“绝命词”──兼释“与泰初而为邻”

关于屈原的“绝命词”，《职大学刊》1993年1期刊周建忠先生《楚辞研究热点透视》（五），文中举出古今七种不同的说法，即1．《怀沙》说；2《惜往日》说；3．《悲回风》说；4．《桔颂》说；5《哀郢》说；6．《离骚》说；7《九歌》说。就我所见，建忠先生遗漏了第8种说法：《远游》说。中国比较文学的先驱之一的梁宗岱先生，1934年曾撰《谈诗》一文（后收入《诗与真二集》），外国文学出版社，1984年，北京），从比较文学乃至比较文化的角度提出：《远游》“说不定是他（按指屈原）最后一篇作品”，是屈原“在思想底夭空放射最后一次的光芒…     

论《九章》

《九章》九篇,除《桔颂》内容形式独异,当自为一类外,其余八篇可分为二组: 甲《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 乙《思美人》、《惜往日》、《悲回风》。以形式论,甲组题名皆两字(仅《惜诵》二字系摘自篇首),篇末皆有乱辞。乙组题名三字,     

是模拟之作还是解读之文──《楚辞》中四篇汉人作品的性质归属质疑

一般认为,《楚辞》中的东方朔的《七谏》、王褒的《九怀》、刘向的《九叹》、王逸的《九思》这四篇汉人作品是纯粹的对屈骚的模拟之作,内容空洞,没有任何价值可言。本文通过对汉人这四篇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基本内容、写作体例等问题的考察分析,认为此四篇作品并非传统理解的是对屈骚的单纯模拟之作,而是汉人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解读之作,是现存最早的关于屈原的文学性评传。它们是汉代极值得重视的评论楚辞的文献资料,在楚辞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上博楚简《桐颂》与屈原《橘颂》

《桐颂》是上博楚简中数篇楚辞体作品之一,是与屈原《橘颂》在性质、旨趣、体裁、结构、艺术表现甚至文字篇幅等方面都颇为一致或大略相同的咏物诗。其作者,当是类于屈原、任职官府的楚国士大夫;其内容,犹同《橘颂》,赋桐成颂以颂扬热爱家国、心志专一、坚贞刚毅、特异独立、端正梗直、不从流俗、抱负远大、志节高尚的品格精神;其表现,则如同《橘颂》的"赋而比之也",咏物抒情,托物言志;其产生时代,也大致是屈原生活时代的战国中晚期。比较而言,《桐颂》与《橘颂》有着形式的朴雅之别、境界的低高之分等差异。《桐颂》及上博楚简中其他楚辞体作品的面世,使得人们对楚辞的兴盛、先秦文学的演变有了更为丰富和深刻的认识。     

论《天问》

（一）《天问》：放流中泄胸中块垒之作司马迁在《史记》卷八四《屈原面生列传》中说；“余读《离骚人《天向》、《招魂》、《哀郢》，悲其志也。”史家著录，理当可信，说明《天问》的作者的确是屈原。太史公亲自读《天问》，悲其志，得骚人之心，可见《天问》不单单是形式上的问难之作，还有着精神的自然历史过程。只是年代久远．今人已很难拣出他的志向，明其骚人之心了。对《天问》的写作环境和文心，东汉王逸在《楚辞章句·天问序》中，有一段比太史公悲其志说更为形象具体的阐述：《天问》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逐，忧心愁停，…     

《招魂》辩正

<正> 《招魂》的作者、对象、写作年代,自汉朝以来竞相争论,未得统一。笔者想从以上及与此密切相关的招魂与招生人魂,招生人魂源变等五个方面,试成辩正,以求教于专家。一、《招魂》的作者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说:“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这“其”是代词,指屈原,“志”应当是爱国主义精神。从《列传》这一总结性的言论,说明《招魂》是屈原的作品。屈赋二十五篇,这里仅列举四篇,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