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孔子仁学的道德理想主义精神及其当代价值

孔子仁学的精神具有多方面的表现,家国一体的爱国主义精神、天下为公的大公精神、修齐治平的奋斗精神是其最基本的内容,它集中反映了仁学所特有的对人生、社会和政治道德理想追求的内涵,凸显了道德理想主义的精神特质。孔子仁学的道德理想主义精神是历史的凝聚与沉淀,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和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在金钱销蛀理想、迷信颠覆信仰的当下,赓续孔子仁学的道德理想主义精神,发掘其引领社会生活的精神价值,可以矫正与重树当代社会的理想信仰,为民族复兴的大业提供厚实的理论支撑。     

明清之际伦理学三问题的儒耶对话——兼论对话对中国伦理学的影响

晚明西方传教士将基督教伦理学关于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以爱上帝之心爱人、要爱你的仇敌等观念带到中国,促进了有新思想的中国哲人对尊卑贵贱等级名分是否合理、等差之爱局限性何在、为什么对恶人也要宽容甚至还要爱仇敌等问题的思考,并就这三个问题与传教士展开了深入的对话。对话使中西伦理学的异同得以呈现,显示出两者在相通之处的微妙区别,在表面上的相异之处又有某种深层次的相通,从而促进了相互理解。中国哲人以多元开放的眼光看待中西文化,借鉴西学,汲取墨学,改造儒学,综合创新,从而推进了中国伦理学的新发展。     

孔子仁学的现代价值——孔子仁学与现代人性的回归

孔子的仁学思想有着重要的现代价值.当代社会的人性危机并不可怕,只要我们能将孔子仁学思想中的文化精髓继承、转化,在国人中形成共识并在行动中得到体现,必将为我们今天的社会发展和精神重建作出重大贡献.     

曾国藩家族与近代中国的儒耶对话

曾国藩家族成员作为曾子后裔,一直以捍卫儒学为己任。但是,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基督教却逐渐嵌入以儒学为治家之本的曾国藩家族。辛亥革命之后,曾国藩家族出现了第一批叛教者,他们背离儒教,纷纷受洗入教。他们利用自身扎实的儒学背景,使得曾国藩家族内部出现儒耶合流与互补的现象。此举既是基督教本色化的表征,更是中西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典范性尝试。     

白诗朗过程神学与儒耶对话问题审视

在多元宗教参与日渐成为世界学术舞台上的热门话题之时,美国波士顿儒家学者白诗朗希望,过程神学能够在儒家与基督教相互理解如对话的过程中成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论。他重视怀特海的基本原则。白诗朗也认为,哈特桑恩独具特质的双向超越性理论是儒者和基督徒彼此理解和询问有关神圣实在和有限众生世界关系的梁。     

孔子仁学的修己与安人

孔子的仁学思想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人格构建和价值取向等有着直接而重要的影响。达到“仁”的途径 ,一是修己 ,二是安人。     

文明对话与当代中国哲学建设

当前中国哲学的发展正处在一个深度反思过去和寻求范式突破的关键时期,由学科层层分割和研究领域之画地为牢所形成的僵固观念和习惯方式,严重制约了中国哲学的创新与进步,如何打破中哲、西哲、马哲之间的重重壁垒,在颇显零碎而又隔膜的视阈之内重塑中国哲学的完整性和统一性,无疑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急迫任务.新的中国哲学系统的整合与构建,特别需要包容的气度、开放的胸襟和不断的反省与调适,而开展文明间对话,在不同文化系统的相互激荡之中重新确立自我的身份性,找准自己的位置,可能是进行有效之建设工作的重要一步.换言之,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里.只有在文明对话的互动和锻淬之中,中国哲学才能够走向世界,取得进一步的发展.     

略论孔子仁学的孝道观

在孔子的仁学体系中,仁是本体,孝是功用,行仁要从行孝开始。孔子主张对父母的“孝”要以“敬”为核心,“敬”的具体表现就是“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在父子关系上,强调“父子相隐”,“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孝”向外推扩就可以“移孝为忠”,“孝治天下”,达到大同社会。     

孔子仁学中的“他人”

由于孔子是在具体的社会关系当中来展开自己的仁学理论,仁学就必然会直接讨论我与他人之间的关系,所以,仁学可以被看作是一门人己之间的学问。孔子对于自我的否定,实际上是为了给他人留出足够的空间,以便我能更好地接纳他人,保证他人在被接纳的过程中不被自我所裁剪。而孔子对于自我的强调,是要敦促人们勇敢地承担起对于他人的责任,因为为他人承担责任既是不可推卸的天命,也是我们无法偿清的债务。     

孔子仁学思想的正义论意蕴

孔子的仁学思想中包含有丰厚的正义论意蕴,包括:"仁爱"概念中的关系论域,"正名"思想中的规则意识,"中庸"之道中的平衡追求,"忠恕"观念中的普遍取向,"重义"倾向中的道义精神等。挖掘这种正义论意蕴,有助于克服当前正义理论研究中本土传统缺失的弊端,使我们在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正义理论的时候,充分接续儒家正义理论之优良传统的根基和源泉,并对之进行现代转换。     

中欧文明互鉴视野下儒学初传译介策略及其当代启示

儒家经典最初如何走进欧洲社会视野,不仅是百年来中欧哲学交流史研究的关键问题,也对当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背景下促进中国传统优秀核心价值观海外译介与传播具有重要启示意义。从儒学初传的历史背景看,波塞维诺印本所收录的罗明坚拉丁文手稿乃是首次呈现于欧洲社会的译本形态。然而,通过拉丁原文语境的分析可以发现,波塞维诺印本与罗明坚原稿存在重要的译介策略的分歧。罗明坚译稿展示出“儒耶协同”的诠释倾向,而波塞维诺印本则有较明显的“援儒入耶”的译介立场。两种译介策略的差别不仅仅是术语文法层面的分别,更透露出儒学首次进入欧洲视野时西方基督教神学传统的复杂应对心态与诠释方式。然而,无论罗明坚的“儒耶协同”还是波塞维诺的“援儒入耶”,这两种诠释方案均对当前中华经典外译事业具有重要镜鉴价值,即文化传播需要首先考虑异域读者信仰心态并进行处境化语境转型,在此基础上凸显儒家核心价值观并潜移默化地产生信仰共鸣,继而推进中国传统信仰价值在海外的深层次传播与文化认同。     

孔子"仁学"思想及其文化批判

"仁学"是孔子思想的精髓,其文化内涵十分丰富:"爱人"是"仁学思想"的核心内容;"复礼"是"仁学思想"的践行标志;"孝悌"是"仁学思想"的心理基础;"人格"是"仁学思想"的精神动力,它们共同建构起孔子"仁学"思想体系。在中国文化史上孔子"仁学"思想体系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其精华部分对于当今社会精神文明建设具有不可忽视的启迪作用。     

情感哲学视域下的孔子仁学与成人之道

孔子的仁学以情感为底色。正因为仁学重情,才使得“仁”并未沦落为一个空洞的概念,而是与人的存在发生了密切的关联;才使得“仁”始终处于一个“成人”的整体性过程之中。这样的“仁”处处落实在“行仁”之中,使人身心合一、言行合一、情理合一。性情培育的圆满完成,也就是仁学目标的完满实现。孔子的仁学从情感的角度来看,又是一种成人之学。情感在成人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是成人的三大步骤,既是培育性情的最佳手段也是最终目的。诗兴发情感和志意,礼引导人走向性情之正,乐是人之性情完满状态的最好体现。总之,孔子的仁学与成人之道,都是为了调养人之性情、导化人之心性,使之朝着和谐的方向发展。     

文明冲突及促成对话的条件

文明对话当然要好于文明冲突。当冲突发生时,就有必要展开层次更深且强度更大的对话来解决。在种族文化和文明进程不同的情况下,政府的民主体系并不一定能鼓励真正意义的对话。如果主动去接近这种复杂性,持理解态度,可以适应许多挑战和冲突。     

关于佛教慈悲观与孔子仁学观的比较

通过比较佛教慈悲观和孔子仁学观,揭示两者在中华民族伦理道德建设导向上的异同,进而阐述两种观念在塑造中华民族伦理道德中的作用,以及各自在当代社会所具有的价值启示。     

孔子的仁学：一个后现代性的阅读

本文首先分析和批评了牟宗三先生对孔子仁学的本体化诠释 ,然后从一个后现代性的视角予以重新阅读 ,认为孔子的“仁”是一个实践性的、过程性的和无限开放的哲学范畴 ,并暗示正是这样一个“仁”促成了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和开放性。     

经济全球化视野中的文明对话--兼论亚欧合作的文化基础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扩展 ,各种文明之间的互动也不断加强。经济全球化与文明、文化多样性之间不仅不冲突 ,而且在许多情况下还可以相互促进。在处理不同文明和文化之间的关系时 ,我们必须反对文化霸权主义、文化孤立主义和文化极端主义这三种倾向 ,积极倡导和推动文明对话。在新形势下 ,文明对话将为亚欧合作的进一步发展奠定牢固的文化基础。     

论孔子仁学及其对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意义

孔子的仁学以爱人为起始点．以忠恕之道把自己的仁爱之心推广出去,分殊为“孝”、“敬”、“忠”、“信”等道德条目,按照中庸之道处理好自己身心关系及与家人、朋友、同事、路人的关系,完成自己的人格,实现自己的价值,使整个社会和谐有序,实现儒家“内圣外王”的理想。孔子的仁学思想,为我们提供了一条通向和谐社会的价值观和方法论．对现在构建和谐社会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重思王夫之对天主教的理解与评价

明清之际儒者王夫之对天主教的评论,虽然比较少,但值得重视.《船山全书》中存有王夫之对天主教的评价,他与天主教的接触也值得考察.王夫之对天主教的理解,虽没有现代人理解得深入和准确,但他仍然敏锐地意识到了儒家文明与天主教的根本差别,并就此展开辨析.在明清之际,儒学的一个发展方向是加强经典中"天""帝"的人格化解释,以会通或应对天主教.但王夫之却进一步发展理学,基于理学的立场,来应对天主教义的挑战.由此,他以"理一分殊"来解读张载的《乾称篇》,熔程朱张载为一炉,对于儒家的宗教向度和伦理特色,都有深刻的揭示.     

重思王夫之对天主教的理解与评价

明清之际儒者王夫之对天主教的评论,虽然比较少,但值得重视.《船山全书》中存有王夫之对天主教的评价,他与天主教的接触也值得考察.王夫之对天主教的理解,虽没有现代人理解得深入和准确,但他仍然敏锐地意识到了儒家文明与天主教的根本差别,并就此展开辨析.在明清之际,儒学的一个发展方向是加强经典中"天""帝"的人格化解释,以会通或应对天主教.但王夫之却进一步发展理学,基于理学的立场,来应对天主教义的挑战.由此,他以"理一分殊"来解读张载的《乾称篇》,熔程朱张载为一炉,对于儒家的宗教向度和伦理特色,都有深刻的揭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