呈现与审视:“解严”后台湾家族书写中的创伤叙事

近年来,台湾文学中的家族书写渐趋成为热点。家族书写通过家族历史所展现的个体记忆与历史创伤亦成为阐释不同族群或某一集体记忆的方式。家族书写并非单纯的历史书写或历史建构,而是家族叙事、历史再现、个体心灵之间的交互印证。家族书写将族群创伤视为人类命运中的苦难经历,在悲悯情怀之中以个人、家族的历史体验审视"大历史"或正统历史的遗忘,寻求超越历史创伤的途径,形成超越历史本身的文学张力,提供辩证思考台湾文化发展的空间。     

生命对家园的寻找--女性学者的历史叙述

女性散文中的历史叙述,在对历史的诘问与探询中追问个体生命存在的绝对价值和生命权利,抗拒集体记忆对个体记忆的阉割.以个人生命时间复活历史场景,历史叙述因为生命细节的介入而使凝固的历史时间呈现出人性色彩,言说对象复活为有血肉的生命,这样的写作立场,决定她们看重的是对历史的精神释义过程,是以自我的生命经验烛照人类的普遍经验,从而达到对历史本质真实的理解.建立在个人经验基础之上的个人记忆,强调了生命体验的重要性,它使人在对时间的追忆中不断返回自身,认识自我,确立主体,并在精神向度上体验生命自由,实现生命对家园的寻找.     

日本侵华细菌战研究的新面向——以中方口述资料发展为视角

中国民众是日本侵华细菌战最直接受害者,其口述材料是相关战争研究的重要史料。口述材料采集过程从1950年代发端至今,主要经历三个阶段。调查者分别在东北地区、中南部地区和中部地区进行大规模调查取证,使事件现场与亲见亲闻者的记忆表象得以即时记录,成为书写那段历史的基础资料。在以中日民间展开对日索赔诉讼活动为代表的反战市民运动推动下,个人记忆渐渐转化成集体记忆,乃至成为公众性的社会记忆,这也为理解中日关系的过去与现在提供了有益路径。     

口述史研究的方法论悖论及其反思:以单位人讲述为例

近年来,口述史作为一种独特的研究和书写方法在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新闻学、心理学等众多学科中被广泛使用。单位人口述作为单位研究的重要范畴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兴起的。作为“社会主义工业建设者”的单位人讲述和作为“改革参与者”的单位人讲述既有连续性,也有差异性。单位人个体记忆与集体话语之间的“记忆裂痕”以及同一单位人对同一历史事件给出不同口述内容的“记忆偏差”,呈现了单位记忆的不同图示,而由此生成的两种叙事或许可以成为透视“记忆悖论”、逼近历史完整性的另一种路径。     

个体记忆何以可能:建构论之反思

由于集体记忆/社会记忆研究的兴起和"建构论"话语霸权的形成,个体记忆的自主性乃至可能性成了一个需要论辩的问题。记忆的真正主体只能是个人,集体记忆则是一个隐喻的概念,须以个体记忆为载体方能存在和传承。集体记忆抹杀了记忆鲜活、质感、多元的本真特质,需要个体记忆来进行平衡。借助个体记忆及其负载的情感和意义,普通人可以对集体记忆、公共记忆进行"微抵制",获得"微自由"。记忆研究应该超越"建构论"的束缚,致力于寻绎、理解、阐释记忆之于不同群体和个人的多元意义及其互动关系。     

乡村命运共同体的集体记忆与认同——基于“口述乡村”系列故事的考察

乡村命运共同体是在乡村场域下经历共同的命运而连结在一起的具有共同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的群体集合。具有相似社会情境的乡村命运共同体成员构建了以命运交织为核心的集体记忆网络，而被建构的集体记忆又会反过来作用于命运共同体的整体发展。通过深入田间地头对一线扶贫干部、乡村致富带头人和企业帮扶人员三大群体进行口述故事采写发现，要将以个人口述为核心的个体叙事转化为以乡村记忆为核心的集体叙事，一般会经历“命运共连—共同感知—集体建构”三级层层递进的行动路径。在内心情感激活、外在榜样塑造以及内在认同规训三层机制推动下，乡村集体记忆能够对共同体成员的个体行为产生形塑和强化作用，进而延续个体对乡村的时代记忆。这种具有社会整合与创造功能的乡村集体记忆需要在乡愁中重塑新内涵，在口述中通过社会传递和代际传递机制进行传承，在文化中实现精神价值向实践价值的转换，并在育人中实现记忆传播，最终为乡村振兴赋能。     

底层记忆的口述历史研究

底层,这个无论存在于现实情境还是学术论辩中的群体,从来都是缺少声音,丧失记忆的.记忆是人的权利,社会中的每一个群体当拥有属于自身的记忆,社会也当通过这些记忆,对记忆的主体以关照.底层的记忆缺席引来了学界的关注,本文认为口述历史作为一种资料收集方法,让缄默的底层说话,记录即将消逝的声音;在对记录资料整理基础上形成的口述历史又表现为一种口述史料,是底层记忆的真实书写;在记录与整理的基础上,口述历史不仅仅局限于此,而是提供了一种研究视角,进而拆解真相背后的权力秩序结构,为底层赋权与维权.     

试论开展口述历史对教育体制改革的重要意义

口述历史即广义的人类经验,也是一种求知方法,且是教育及教育学的资源。在没有文字典籍的时代,人类的知识和经验全靠口口相传;有了文字、知识典籍和学校,口述历史仍是多数家庭教育子弟的普通教材教法。在学校体制中,现代口述历史作业实践作为一项教学活动,不仅可以让儿童少年了解父母、家庭、邻里及社区的历史,同时可以让儿童少年接触实际社会生活,积累社会生活经验并训练社交能力、对话能力、倾听能力、观察能力。口述历史在大学教育中,既可以作为专业教育的辅助学科,也可以作为通识教育的一种常规手段。大学设立口述历史学专业系科,不仅可以指导大学生通过口述历史认知社会和人生的实践,更能推进口述历史理论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在网络信息时代,人类个体记忆库可以作为社会化教育资源:每个有困惑或好奇心的人,都可以在别人的人生故事里,了解和学习他人的人生经验和生存智慧。更为重要的是,对人类个体记忆库的数据资源挖掘,可以找到影响人类心智的更多要素及其不同的序列结构,从而让教育学研究立足于真正的大数据,洞察人类成长与发展天机。     

从口述到文字：文化记忆研究的视角转换

口述与文字在传统史观中是一个对张的存在。口述史料由于其不稳定性等特征,相比于传统档案一直处于较为边缘的地位。不过,口述史具有独特的优势,例如凸显了人的生命性和主体性特征。但口述史料也有局限性,从口述到文字的视角转换,人类的存储记忆变得丰富起来,人性培育的文化存储空间扩大。扬·阿斯曼认为人类留存的文字符号是探究文化深层意识的主流方法,大部分“真相”留存于以文字等符号为载体的文化记忆中,主要功能是给社会提供基本价值。转向文字的记忆研究路径,除了弥补口述史方法的局限外,还在于帮助我们应对变动不居的社会,通过探索历史的深处,寻求文化发展的动力,这是文化记忆研究的建设意义。     

冲突、挑战与交错——论E.L.多克托罗小说的记忆书写

研究了E.L.多克托罗小说中个人记忆和历史记忆之间的关系。小说通过突出个人记忆的力量，揭示了被忽视的历史视角，并挑战官方历史叙述的真实性。对《但以理书》《上帝之城》和《安德鲁的大脑》的分析表明，个人记忆在弥合过去与现在、调和个人与历史之间起着重要作用。多克托罗的小说呈现了错位感，促使读者批判性思考历史叙述，并重新评估历史事件。通过挑战官方历史记录的权威性，多克托罗强调了个人记忆的重要性和其在全面理解历史中的作用。这种关注个人记忆的重要性有助于推动历史叙事的再认识进程，并促使读者重新参与到历史记忆的书写中，以对既有历史进行重新描述。     

历史·历史学·历史哲学--李大钊对历史学几个相关概念的马克思主义诠释

对历史学的几个相关概念进行的马克思主义诠释 ,是李大钊创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重要方面。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 ,李大钊对历史、历史学、历史哲学等概念进行了科学的诠释 ,为建立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体系做了基础性的工作。通过研究李大钊对有关历史学概念的诠释 ,能够为进一步系统地研究李大钊的史学理论体系 ,提供认知的前提。     

公共史与环境史

美国著名环境史学家马丁·麦乐西在北京大学就公共史和环境史进行了精彩的演讲。他结合自己的研究经历介绍了公共史在美国的兴起、发展及其与学院派历史的异同。在谈到环境史时,他主要介绍了两个内容。一是汽车在美国历史上的作用,认为汽车不但塑造了美国的城市,还改变了美国的景观。二是美国环境正义运动,认为从民权运动借鉴的权利观念为环境主义运动吸引了新的支持力量,扩大了它的社会基础,同时也改变了美国环境史研究的发展方向。马丁的演讲对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发展具有很大的启示意义,对中国环境主义运动的发展也有借鉴价值。     

历史理论与历史实在

历史实在的形而上学特征往往导致了我们在历史研究中对它的忽视。事实上,历史理论往往会在内容上排斥历史实在,而在理论预设中承认历史实在的合法地位。历史实在作为绝对预设,是历史理论科学性的有效保障,如果说科学的理论总是有其自身界限的,那么对于历史理论而言,它的限度与历史实在这一预设密切相关。厘清历史实在与历史理论之间复杂的关系,可以从康德的“范导性”与“构成性”两个概念开始。     

环境史视野与经济史研究--以农史为中心的思考

环境史把人与自然结合起来进行总体的动态的考察,自然环境被视为积极参与历史活剧演出的能动因素。这种思想对史学的发展具有革命性的意义。用环境史的视野(即现代生态理念)观察经济史,可以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如自然对经济活动的“参与”,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应对”,资源供给的有限性和消费需求的无限性的矛盾等等——加深或刷新我们的认识,使之成为经济史学科新的生长点。马克思、恩格斯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了深刻的辩证的分析。环境史研究可以从马克思主义那里获得理论支持和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也可以从环境史的学术实践中获得丰富和发展。     

记忆与历史

很多人不假思索地认定历史撰写的一项中心任务是保留和传承记忆。本文并不否认历史与记忆相关联,但论点是,在某些意义上二者是对立的。与我们时而听到的一些观点相反,记忆并非历史的基石,因为历史经常会与记忆背道而驰。历史学家可以将记忆作为史料加以利用,并借以建立起对过去客观发生之事物或过去人们认为发生之事物的叙述。历史学家也可以将记忆本身作为一种历史现象研究。然而近来,一些人给予一些形式的记忆一种近乎宗教般的崇拜,这与历史态度相去甚远。我们可以用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看待历史:历史可以有肯定的功用(肯定一些特定的人类共同体),抑或可以有否定的功用(批判这个共同体为自身创造的神话)。这两种极端我们都无法拒斥。但本文结论中肯定了批判的一端,因为在时下对处于支配地位的共同体的肯定的表达不绝于耳,历史被视为专门利己的知识“话语”的一种形式,同时多种形式的记忆也不断挑战历史。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为需要批判的态度。     

口述历史与历史的重建

本文试图重新审视口述历史价值 ,指出在史学整体化和大众化发展趋势的浪潮中 ,口述史学的主体性特点并未损伤其价值 ,而是在新的理论和视角的基础上实现了对历史客体的重新诠释和解读 ,从某种意义来说是实现了对历史的重建 ,从而肯定了口述史学在深入探索历史真实面貌过程中不可替代的地位     

从社会史到社会生活史——上海大学博士生导师忻平教授访谈

本刊特约编辑(以下简称编):忻老师,您好!您自大学毕业以来,一直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中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您的研究范围广泛,对现代化进程、中国近现代史、上海社会史以及中日关系、日本佛教等方向都有深入的研究,特别是您的代表作<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1927-1937)一书,1996年出版以来,对国内外史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该书也在去年修订再版.该书内容极为丰富,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语言学,甚至营养学的相关理论在书中都有涉及,可谓蔚为大观,您能不能谈谈这部著作的基本观念与写作情况呢?     

碑文里的历史与历史里的碑文--对清代行会研究中史料运用的一个批判性反思

碑刻文书经常被清代行会研究者用来重建当时的历史图景.可是碑文(的作者)对历史事实的叙述,并不一定就是历史的真实,只有在细致地分析了碑文(的作者)所处的具体历史情景和文本的产生过程,碑刻文书才能用来复原相应历史的事实片段.     

史学·史学理论及史学史·比较史学——访刘家和教授

问:您长期以来兼治中国史和世界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研究路径和治学方法,取得了丰厚的学术研究成就。这必然伴随着坚持不懈的努力和持之以恒的信念,同时,您早年的求学经历也一定会在您的学术道路上起到重要的作用。可否请您先回顾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刘:我的研究领域涉及中国     

卫生史与环境史——以中国近世历史为中心的思考

卫生史与环境史不仅在研究旨趣上相当一致,而且在研究内容上也有很大的交集,卫生史关注的很大一部分内容同样也是环境史的研究课题.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卫生史可以囊括在环境史之中,而是说就环境史研究来说,从卫生史的角度切入来探求人与自然的关系,当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研究路径.这除了内容和旨趣上接近等缘由外,还因为从卫生史的视角出发,对促进环境史研究的深入开展并更进一步融入国际主流学术颇有助益,而且从卫生史的角度可以为我们构建和谐而良性发展的生态环境提供一些深层次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