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世居民族传统手工技艺的保护及其产业化发展思考

贵州世居民族传统工艺历史悠久,种类繁多,技艺精湛,科学技术和文化内涵十分丰富,影响遍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随着各民族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的不断发展和发展的要求,各种民族传统文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特别是在民族传统手工技艺方面表现尤为堪忧：技艺面临失传或者是已经失传。具体表现为：首先是传统手工艺传承上的“断层”;其次是传统手工艺产品的“变异”;再次是传统手工艺应用的社会障碍;第四是传统手工艺的保护机制缺失。因此,对于民族传统手工技艺的保护应该更为受到关注和重视。建议：加强制度建设,推动《贵州省传统手工艺产业促进条例》的出台;以人为本,建立科学高效的保护与传承机制;转变观念,推进民族传统手工艺的产业化,实现文化自养;优化传统工艺技术水平和手段;做强做精,打造品牌;以“市场化”求得社会选择与社会应用。     

论滩头手工抄纸的传承保护与创新发展

作为一项凝聚了民间智慧的传统技艺,滩头古法手工抄纸在传承地域文化、寄托民族情愫等诸多方面,具有工业造纸所不可替代之处。在手工技艺日渐式微的时代背景下,应把生产性保护与“活态”传承结合起来,传承与创新并举,通过发展来促进保护,实现滩头手工抄纸文化与经济价值的提升,使这一传统技艺在新的时代得到真正的保护与传承。     

非遗传统技艺与现代科技的辩证关系与融合路径——以手工造纸行业当代生产为例

文章以手工造纸行业当代生产为例,探讨非遗传统技艺与现代科技的矛盾对立根源、争议焦点、互动关系及融合路径。研究表明：非遗传统技艺的文化根基是矛盾根源所在,争议焦点表现为传统祛魅与超越的合理性界限、主体价值与人的现代化困惑、现代性构建的思想“藩篱”。推动两者融合发展路径包括：打破传统思想壁垒,推动非遗传统技艺的科学化研究;提升传统技艺产品质量体系,构建标准化检测平台;运用现代新媒体技术手段,拓展传统技艺产品经营渠道和产业生态。     

海南纺织史若干问题的探讨

海南纺织业历史悠久、遐迩闻名,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为中国棉纺织业和世界手工技艺遗产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由于黎族没有文字,历史文献记述又过于简约,留下许多疑难问题,如:“穿胸民”、“广幅布”、“吉贝”、“琼布”,等等.论题通过对海南纺织史若干问题的考证分析,提出一些独到的见解.     

传统手工技艺青年传承保护问题探析——以闽南永春漆篮技艺为例

保护传统手工技艺具有重要的意义,青年在传统手工技艺的劳动中扮演着基础性的重要角色,青年传承人的保护对传统手工技艺的保护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传统手工技艺的典型代表,闽南地区的永春漆篮手工业面临着传统手工技艺青年传承人断层现象突出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需要采取一些积极有效的对策。     

"端砚制作技艺"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座谈会发言摘要

端砚是肇庆市的传统手工制品,并且享誉海内外。最近,“端砚制作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进一步推动“端砚制作技艺”申报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由旅游科学研究中心牵头,肇庆学院组成了师生共同参加的课题组,就“端砚制作技艺”进行资料的搜集、采访     

柯尔克孜族毡房文化解析?

毡房作为柯尔克孜人主要的居住形式,除拥有游牧民毡房的共性外,还有自己鲜明的特性。它集该民族诸多传统手工技艺,以及宇宙观、社会观、审美观于一体,承载着厚重的草原文化的底蕴和本民族文化的内涵,并在近现代农耕文化的“挤压”中升华为民族共同体的象征。     

传统端砚作坊从业人员工作满意度研究——基于对肇庆市黄岗镇白石村的调查

端砚行业的从业人员是端砚制作技艺作为西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戢体。同时也是“活”的瑞砚文化及其端砚传统中最脆弱的部分。从肇庆市黄岗镇白石村等地端砚制作作坊的从业人员为例，可以探讨影响传统手工作坊的从业人员工作满意度的重要因素，寻求谈领域人力资源管理的有效方法并提出管理的建议。     

宗族网络与传统手工技艺保护——闽南永春漆篮技艺调查

传统手工技艺保护作为一项正式制度已得到了国家的推行,而宗族网络能够发挥非正式制度的有效功能,执行规范约束能力,降低正式制度的执行成本,提高管理效率,促进传统手工技艺的保护。通过对闽南永春漆篮技艺的调查,分析传统手工技艺保护与宗族网络的关系,揭示村庄精英如何利用宗族网络的力量动员相关人士参与传统手工技艺保护,体现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融合。     

“神圣消费”与传统技艺类非遗的生产性保护——以江西省石城县“横江重纸”生产为个案

传统技艺类非遗大部分是中国农业文明时代留下的产物,其存在和发展与乡村社会的消费习俗密切相关。随着中国乡村社会现代化的转型,传统技艺类非遗的生产性保护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如何促进传统技艺的活态传承成为政府和学界面临的棘手问题。从横江重纸的个案可以看出,具有神圣性质的仪式消费是支撑传统手工造纸技艺生产性保护的一股强大内在力量。在保护传统技艺类非遗的过程中,若能将其引入民俗、信仰、仪式的神圣场域,无疑是传统技艺类非遗生产性保护的有效途径之一。     

重振手工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方式保护

活态流变性是手工生产方式及其传统技艺的基本特征,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特征.只有以造就差异性为技术本质的手工生产方式,能够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关键即切实维护其文化差异性,提供现实的生存基础和根本的生态保障.     

景德镇：一座城市的技艺

如果要找一个最具中国传统气息的城市,我首选景德镇。时至今日,这里依旧是手工造瓷的重镇,但曾属于“CHINA”的昔日辉煌,已经被“Madein CHINA”所快速抛弃。景德镇的往事,其实不过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前世今生。     

核心技艺传承与传统手工艺类非遗的生产性保护-以佛山石湾酒厂玉冰烧酿制技艺的保护传承为例

核心技艺的传承和保护,是传统手工艺类非遗项目得到生产性保护的关键.手工类非遗项目的核心技艺是在特定自然环境、风土人情中,通过生产、销售、流通诸环节历史地形成.面对机器化大生产的变革,传统手工艺必须坚持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融合,才能保护其工艺流程的整体性和核心技艺的真实性;面对激烈的市场化转型,则必须通过商标原产地保护、甚至行业标准的制定,保护核心技艺及其形成的品牌价值;面对文化转型,则有赖利用地方特色文化资源,结合文化创新, 探索核心技艺传承-品质管理- 品牌保护- 文化发展的转型升级之路.广东石湾酒厂对于其核心技艺—玉冰烧酿造技艺的保护传承,给了我们上述启示.     

云南少数民族手工文化的困境及对策

云南少数民族的手工文化品类多,内涵丰富。深度开发丰富的少数民族手工文化有利于加快发展旅游业,是建设云南民族文化大省不可缺少的一环。但是植根于少数民族生活中的一些手工艺品类,遭受自然的破坏和人为的丢弃之后逐渐消失。品牌知名度不高,宣传力度不足,设计、包装欠缺;传统手工技艺被淡化,文化内涵被误读以及工艺失传;面临着强烈的文化冲击等,成为制约云南少数民族手工文化发展的不利因素。发展对策就是要建立民间艺人保护机制,妥善处理好传统与创新的关系,兼顾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等等。     

农业文化遗产中手工技艺的传承与保护发展探讨——以古代武夷分茶技艺茶百戏为例

武夷分茶技艺茶百戏始于唐、兴于宋,是有着千年历史的中国古茶艺,具有珍贵的历史文化、艺术审美、经济开发与社会和谐价值.但由于规模小、资金少,加之技艺传承后续乏人,以及开发利用不能适应现代商业环境等问题,此项荼艺的传承与发展遭遇瓶颈.建议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加强非遗传承的队伍建设、打造手工技艺非遗产品名优品牌,从而促进农业文化遗产中手工技艺的价值实现和传承空间的不断拓展.     

蓝印花布服装在大审美经济下的创新发展

蓝印花布是中国民间传统的工艺印染品,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如何摆脱蓝印花布服装“陈旧老套”的传统印象,使这一古老的手工技艺继续传承下去值得人们思考.本文阐述了大审美经济形态下的服装消费诉求,重点探析如何通过创新设计,使蓝印花布服装在大审美经济下既保留经典化,又兼具时代性,既散发传统魅力又紧跟时尚流行.     

旅游活动对吐鲁番维吾尔族传统手工技艺保护的影响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吐鲁番地区旅游业的发展取得了喜人的成绩,同时,吐鲁番地区拥有类型多样的维吾尔族传统手工技艺。文章以旅游活动为视角,重点分析了旅游相关群体即政府部门、旅游企业、当地居民和旅游者对吐鲁番维吾尔族传统手工技艺保护的态度,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旅游活动对传统手工技艺保护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关系。     

安徽传统手工技艺项目保护现状研究

传统手工技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进行调查摸底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础性工作。安徽省境内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十分丰富,传统手工技艺类项目所占比重较大,是保护工作的重点之一。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根据国家级名录的入选标准,对已列入安徽省级名录的传统手工技术类项目进行综合分析,指出保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端砚文化中的传统精神

端砚,中国四大名砚之首。传承1 300多年的端砚文化自成体系,包括了与端砚有关的各个方面,是端砚的传统手工技艺、制作过程及其间反映的文化观念、历史传承、价值认同、口传身授的民间知识的整体呈现。端砚文化中所蕴含的传统精神包括：敬畏自然,天人合一;以人为本,重视生命本体;致用利人,反对奇技淫巧;对传统的传承方式——家族传承与师徒传承的认同;行业神崇拜体现出来的精神引领作用。     

手工技艺传承视域下民族地区妇女的代内流动--以黔东南州丹寨县排倒莫村为例

民族地区妇女的社会角色变迁和社会性别关系是当前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但缺乏对她们代内流动过程的研究。通过对黔东南州丹寨县排倒莫村26位妇女的半结构性访谈和现场观察,发现她们在蜡染手工技艺从规范文化到商品文化的文化构建中,通过母亲的口传心授和自身文化知识的再学习,经历了规范文化下的初级社会化和商品文化下的次级社会化两个阶段。她们以蜡染手工技艺为地方性知识,从农民变为了手工企业或合作社的专职画娘,获得了职业流动,也获得了“乡村艺术家”的美誉以及对家庭经济收入的主导,实现了客观现实与主观现实之间的高度对称,促进了她们的代内向上流动,这为我国民族地区的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提供了有意义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