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陵、帝颛顼陵、天书、河图在辽东半岛

考古学家苏秉琦在他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中说:“辽东、胶东、朝鲜三半岛,甚至包扩日本列岛在内的广大海域及其腹地,它的自然地理,人文、历史、文化地位,即可统属在广义的中国北方又可统属于中国面向太平洋,环太平洋的重心位置”。又说:“环渤海考古成为一个带动全局的课题,它是打开东北亚(包括中国大东北)的钥匙”。他的说法令人鼓舞。2004年8月24日,光明日报开辟了由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协办的《河洛文化研究专栏》,我们理解,这是继夏商周断代工程结束后启动的又一项旨在试图通过“说明”或者“商量”更加明确的界定出中国文明起源的一…     

地缘政治结构、印太战略升级与拜登政府的“蓝色太平洋伙伴”

太平洋岛屿地区是美国地缘政治结构的组成部分。作为“印太战略”的始作俑者，美国基于自身战略利益，不断丰富“印太战略”框架，打造各种版本的“印太战略”。拜登上台后，着力对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进行了调整，其中最为明显的是升级“印太战略”。在地缘政治结构的影响及“印太战略”升级的背景下，拜登政府竭力在太平洋岛屿地区打造并完善“蓝色太平洋伙伴”,借以对中国进行强有力的制衡。作为一个制衡中国的联盟体系，“蓝色太平洋伙伴”是美国在“海洋自由”原则驱动下的海洋扩张活动或实践，主要目的是维护其海洋霸权。未来拜登政府将推动“蓝色太平洋伙伴”在太平洋岛屿地区朝着更加实体化、机制化、军事化的方向发展。     

“右派作家”的“革命”认同──“伤痕”、“反思”小说新论之一

本文运用埃里克森（Ｅ． Ｈ． Ｅｒｉｋｓｏｎ）的“认同”（Ｉｄｅｉｎｇ）理论，研究“伤痕”、“反思”小说作家中的“右派作家”的“革命”认同，认为它的形成与突显，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性格、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认同历史、社会意识形态转型、作家的个人生命周期及身份认同密切相关，而且它还在很大程度上压抑了作家的“知识分子”认同，从而制约了他们的文学活动，使他们的“话语讲述”难以超越当时的“革命话语”。     

新时代“雷锋精神”的内涵及弘扬途径

“雷锋精神”作为新时代中国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曾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新时代为更好发扬“雷锋精神”,应阐释“雷锋精神”“形而下”与“形而上”双重向度的内涵,就其本身的产生及其在社会中的作用而言,它就是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形而下”的真实存在;就其作为一种社会精神而言,它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建构和发展的过程,即它也是一种“形而上”的存在,就对未来社会创造和追求的价值而言,它也是一种“形而上”的存在。作为一种精神,它既是一种“形而下”的存在,同时也是一种“形而上”的存在。只有作为一种“形而下”的存在,它才能在现实社会中得到落实或实现;只有作为一种“形而上”的存在,它才能在社会发展中与时俱进,彰显生命力和活力。就目前“雷锋精神”落实的现状和中国现实社会状况而言,应从三个方面进行弘扬：第一,通过文化道德教育途径弘扬“雷锋精神”;第二,通过“典型模范”的示范力量感染众人,对“雷锋精神”产生浓厚的情感;第三,通过社会法律制度落实“雷锋精神”。     

在中国,真正的启蒙何时到来?

“狼来了！”这是每个中国人在孩提时代都十分熟悉的民间故事。但大约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以来，它却成为中国各种媒体最喜欢用的标题。它表面看来纯是出于新闻炒作之需要，但它实际上却有着更为深远的象征意义。鲁迅早就说过：“中国历史的整数里面，实在没有什么思想主义在内。这整数只是两种物质———是刀与火，‘来了’便是他的总名。”①所不同的只是，这种“狼来了”的惊呼，在当代社会中越来越频繁、尖锐和令人心魂不安。按照一般的说法“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一个“狼来了”又何所惧哉？但问题在于，由于个体思想、情感和意志…     

宋代传播艺术及媒介特征——从“邸报”、“小报”、书院说起

北宋和南宋各经历了九代皇帝，三百年的时间给今天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在物质生产领域，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在宋代传播领域掀起了一次革命；传播活动方面，“邸报”作为中国古代官方报纸统称在这一时代细化起来：“邸报”代替了“进奏院状”，官方信息传播系统更加健全，“小报”这一民间传播方式出现，引发了争议；教育活动方面，书院作为教学机关更加完善，理学思想传播范围广泛。传播媒介在宋代得到了改善，传播思想在宋代得到了发展，人际传播、群体传播和组织传播更加发达。     

从“资本制”到“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认知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有“资本制”“殖民地化”“半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和“半封建半殖民地”诸说。“资本制”说与托派观点雷同,未能久立;“殖民地化”说是通用说法;“半殖民地”说是次通用提法;“半殖民地”“半封建”组合顺序不同代表着人们对于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的地位、影响之大小强弱的不同认识。共产国际内部意见不一,造成中共意见的模糊和分歧,导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异说纷呈。中国革命反帝反封建的理论和实践,逻辑上要求与之相匹配的是中国近代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说。有鉴于此,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抗战时期,特别是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之后,渐渐趋同“半殖民地半封建”说。然而,仍有主“半殖民地”和“半封建半殖民地”说者,体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阵营在“反帝反封建”主张前提下和而不同的学术气度。     

再论“李约瑟难题”

“李约瑟难题”中从未提及中国古代科技自某时期就衰落下去，而是说与西方国家相比没有15世纪之前的发展势头。无论在何种意义下，“李约瑟难题”都是成立的。它由两部分组成，彼此呈并列关系，没有逻辑上的必然关系，因此，解答“李约瑟难题”非同一般命题。近代科学技术未能在中国产生，其根源在中国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生产力比较低下的具有游牧特点的少数民族占据中原并统治全国；其次是农民起义造成的改朝换代。在“后李约瑟时代”国人应追寻中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律，积极创造条件去超越“李约瑟时代”。     

增强“三位一体”的自觉性实现“中国梦”

2012年度，“梦”字当选为这一年的年度汉字。“中国梦”这三个字，从十八大到两会都出现在了举世瞩目的场合，也出现在了各大媒体的重要位置上。胡锦涛主席在十八大报告中说：“经过九十多年艰苦奋斗，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把贫穷落实的旧中国变成日益走向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光明的前景”；习近平总书记在观看《复兴之路》后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在民族复兴的道路上，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不懈地探索，求解放、求独立、求民主、求科学、求富裕等一个个梦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艰苦奋斗中得以实现”；     

黄帝陵、帝颛顼陵、河图、天书在辽东半岛（二）

上述三才图中，“乾坤”是一组相对应的原始符号，中国古地理《山海经：北山经》记载乾山时说：“又北三百里日乾山，无草木，其阳有金玉，其阴有铁而无水”。请注意，山海经作者在这里说到了“乾”但并没有提到“坤”，或有意不提“坤”。乾与千偕音但不同义。     

以和谐的心态对待不和谐的外部舆论——徐步教授专访

外界舆论复杂：凸显中国长期发展环境充满挑战 张征（以下简称“张”）：关于中国的外部舆论环境，或者说外国人眼中的中国，让我们感觉既熟悉又陌生。相当长一个时期以来，“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中国不确定论”、“中国责任论”、“中美共治论”等相继出笼，林林总总，五花八门。     

“乐”之体验与生命圆融——孔子“乐”之境界的审美解读

孔子“乐”的体验既不来自于对外在客观真理的认知,也不来自于主观情感的选择,而是来自于生命追求与道（仁）合一后的精神自由。因此,这种“乐”乃是一种“自得之乐”,它超越了外在的富贵、权势、物欲等利害关系的束缚,使自己的生命进入到了一种至善至美的澄明之境。但是,孔子的这种“自得之乐”又不同于庄子追求的个体之“乐”（“逍遥游”）,因为这种“乐”的背后潜藏着对社会人生的深深之“忧”,这种深沉的忧患意识正是孔子美学所独有而老、庄美学所缺乏的,它体现出孔子美学的深刻之处。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所追求的生命圆融实际上也可以说是一种忧乐圆融,它蕴藏着真正的人文关怀深度和人道情操的生活内容。     

“三统”说与董仲舒的历史变易思想

董仲舒的“三统”说是一个体大思精的历史交易学说体系，它内蕴了“三统”、“三道”、“四法”、“三等”等诸多学说。从表述形式而言，“三统”说是一种历史循环论；而从内蕴实质而言，“三统”说则是一种历史进化论，它突出表述的思想是“继乱世者其道变”，并以此说明汉承周、秦之弊而需更化的必要性。     

中国共产党“赶考”精神及其对新时代的价值启示

“赶考”精神是基于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的持续追问，从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科学观察中，从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中国革命、建设、发展的历史观照中，从对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探索中，突出共产党人应然的历史责任与时代担当。它既有着鲜明的历史延续性，也有着明确的时代指向性。它象征着新时代“革命者”永葆初心的斗争状态，也展现为新时代奋斗者勇往直前的奋进姿态。通过探究“赶考”精神的历史逻辑与理论衍化，厘清其在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中的价值地位，聚焦百年大党英勇无畏、前赴后继的革命精神和艰辛跋涉、执政为民的历史态度。我们既要有矢志不渝、崇高远大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理想信念，也要“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与自觉。同时，在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新征程中，面对持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事业所处的百年大变局与战略机遇期，以及新时代治国理政的艰巨任务，“赶考”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断创造伟大发展奇迹的精神支撑，更是深刻体现出伟大民族伟大斗争的重要内容。它既体现为中国共产党人对当年“延安窑洞之问”的持续回应，也展现了作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坚持伟大自我革命的意志与决心。     

儒家的“礼乐”观在汉、韩、日语中的体现

儒家的“礼乐”观是社会关系的指南：“通过端庄的举止与宇宙和同胞生活在和谐之中”。儒家思想认为社会的基础是平衡与和谐。许多亚洲国家对“交际”一词下的定义强调和谐，尤其是在有儒家传统的文化中更是如此。儒家思想对人际交往有五方面的影响，而对语言也有种种影响。中国人见面时的客套话、韩国人对敬语的使用、日本人用含蓄、委婉、模糊曲折的言语等风格，都体现了儒家的道德观念。     

企业文化建设贵在求真务实——谈企业文化的共性与个性

企业文化作为管理科学，从20世记80年代初期创立并相继传人我国，经过引进、消化、探索、创新，已经初步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企业实际的企业文化建设之路，值得欣慰。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听到更多的是企业文化的不能被“克隆”、不能“移植”、不可“复制”的特殊性，即个性。这不能说是不正确的，但不能不说它是片面的。企业文化既有共性，又有个性。共性反映了企业发展的共有规律，个性反映了企业发展的不同特点。     

“显微无间”视域下的中国近现代思潮

在今天，“显体”即“本体”的现象学方法日益引起中国哲学研究者的关注，并被广泛而深入地引入中国哲学思想实质的分析里。实际上，用中国哲学术语来表述，这种现象学方法也即中国哲学“显微无间”的方法。人们看到，这种“显微无间”的方法不仅贯彻于整个中国哲学思想里，一以贯之地成为我们进入中国哲学史的不二法门，而且还以不变应万变，其在中国近现代哲学思想变革中同样存在，并表现得尤为突显。具体而言，它体现在中国近现代启蒙思想的“用晦而明”之中，体现在中国近现代道器关系的“体用一源”之中，体现在中国近现代思想资源的内源性与外源性统一之中，并且还体现在中国近现代治国理念的德法并举之中。无疑，认识到这一点，不仅可以使我们从一种哲学方法论的高度出发，对中国近现代思想得以领悟，而且亦有助于我们以一种“返本开新”的方式，在中国近现代思想的解读中走出“以西释中”的理论误区。     

被解说的与被建构的：“五四”研究史评析

“五四”运动被认为是20世纪现代中国的思想元典,对中国现代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五四”运动这个现代中国的本源性事件不断被“当代人”根据自己的“意愿”重新叙述,大致存在“文艺复兴说”、“破坏传统说”、“资产阶级启蒙说”和“新民主主义说”等关于“五四”运动的主要话语表述方式。     

如何解读冯友兰的"接着讲"

“接着讲”是在时代变革中实现的 ,又是在自身发展中完成的。“接着讲”赋予中国哲学以现代精神 ,又要继承中国哲学的实质内容。“接着讲”的最大启示是“天地境界说”所体现的人与自然的和谐精神     

努力书写一个“人”字——谈《新语文读本》的编写

“文革”以后。我常想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的一些青少年会在一夜之间变得那么野蛮、凶狠、毫无人性，我们的教育。尤其是语文教育，有没有应该反思的地方？——“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们早就在讳言“人”“人性”了。是的。我们似乎也在认真地教学生怎么做人。但由于那个年代阶级性取代了人性，又把无产阶级阶级性的标准抬到极其伟大纯粹的高度，人变成了神，使得常人可望而不可及。而把人性中一成不变的一些真正美好的东西全都划归资产阶级．人于是又变成了鬼：真正的人在教育中并无立足之地，难怪潘多拉盒子一经打开，就变得难以收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