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权威政治框架内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

政治发展要兼顾、平衡民主与权威,兼顾及平衡民主与权威是人性与社会发展理性结合的必然要求,是社会和谐发展的应有之义。现行权威政治构成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现实背景,民主政治的发展途径必须在现实的权威政治框架内寻找,利用权威与民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具体统一性及权威政治对民主政治发展的积极主导与促进作用,在权威政治的主导下,为未来的高度民主政治做铺垫性的主体动员和实体性的制度准备,实现权威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自然历史过渡。     

政治权威的构建与发展——基于中国政治实践的研究

政治发展作为人类社会进步的主要推动力,虽然总体方向是政治民主,但具体模式或路径由各国独特的国家和社会关系所决定。通过对我国国家生成机理的分析并与西方民族国家相对比,可以看出,与西方国家由社会塑造不同,中国是由国家对社会进行塑造,国家权威在中国政治发展中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政治权威与政治民主并非相互排斥。而具体到当代中国政治现实,就是中国的政治发展必须依靠中国共产党这个中国的核心政治权威,通过其领导下的社会构建和党内民主推动中国的政治发展,实现政治民主化。     

东南亚国家政治认同的转折与政治建构

政治认同是国家政治合法性构建与政治稳定的基础.其中政治认同的变革对政治构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东南亚国家政治认同主要是对政治权威的认同、政治文化的认同和政治制度的认同的有机结合.在当代,这种政治认同是以民主政治作为基本取向,以文化认同、权威认同和宪政制度认同作为重要内容.正是在具有本民族特色政治认同的基础上,东南亚国家开始了新的政治发展进程.     

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与维护中央权威

本文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着重论证了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与维护中央权威的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统一关系，剖析了在民主政治建设和维护中央权威关系上的几种模糊认识，指出了维护中央权威与过去高度中央集权的本质区别，阐０述了维护中央权威应该正确处理的几个关系。     

浅析亨廷顿与福山政治发展观的差异

亨廷顿和福山都是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领军人物,但两者在理论渊源、政治发展目标、政治发展终极结果、评判标准以及发展动力上各有不同。亨廷顿从发展中国家现实出发,前期强调政治秩序与稳定,提出权威政治观,后期则强调民主与文化的重要性。福山从世界普遍史出发,认为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最后一种政府形式,自由民主下的典型公民则是“历史最后之人”,后期在理论修正基础上提出了国家能力与政治秩序的构建。     

从经济发展方式看政治秩序建构

通过对经济发展与经济秩序建构的方式讨论,认为政治发展与政治秩序建构同样也存有方式之别。而民主就是政治秩序建构的一种权力组织与运行方式。因而,政治民主并不是政治发展的终极价值目标,而和谐的政治秩序才是政治发展的价值追求。而现实的政治秩序建构并非单纯只靠民主这一种方式。     

论民主政治的程序化

民主政治的理性就在于程序的理性。当今中国,不仅要把民主政治制度化,以树立民主政治的权威地位,而且应当努力使民主政治程序化,使民主政治特别是行政民主和党内民主的各项制度得到真正落实,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实现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统一。     

新权威主义视野下的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路径

20世纪80年代末在中国兴起的新权威主义思潮认为通过渐进、稳定和秩序来完善社会经济和改革政治体制,是最终实现民主与现代化的条件,对当前中国的政治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当前,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我们应该加强顶层设计,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合理协调党政关系,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领导下稳步推进政治民主,充分落实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实践中摸索出适合我国国情的政治体制改革路径。     

论中国近代军阀政治产生的社会根源

近代以降,中国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迁,传统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被摧毁,政治权威日渐式微,宪政成为历史潮流,但对民主、平等的过度追求,使中国陷入了民主的困境,加强中央权威与建立民主政治成为思想吊诡.在近代政治权威和政治体制转换中,财政危机、渗透性危机、合法化危机、参与性危机和发展危机等五种危机同时并存,始终没有得到合理解决.成为近代军阀政治崛起的根本原因.     

泰国民主政治运转中的困境及其原因研究

民主政治的良性运转需要以一定程度的经济平等、宪法的权威地位、良性的政党体系以及健康的民主政治文化为基本条件,缺乏这四项基本条件的民主制度常常难以发挥其预期作用,并取得其预期效果.泰国的民主政治就是这样一个案例.泰国自1932年建立君主立宪制以来,从政治结构上讲,泰国已经具备了民主政治的基本形式,但其在政治发展历程中却不断出现动荡和混乱,原因就在于缺乏此四项基本条件,即经济发展两极分化造成选举困境,以宪法为核心的权威结构尚待巩固,政党及政党制度的畸形发展以及缺乏健康的民主政治文化.因此,泰国的当务之急即是创造这四项基本条件,使其民主政治制度始终在正常的循环轨道上运转.     

市场化改革、政治价值观与城乡居民政治效能感

政治效能感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态度,很容易受到来自宏观环境与微观个体特征的影响。基于CGSS2010的数据,文章分析了市场化改革、政治价值观对城乡居民政治效能感的影响。多层线性回归模型的结果表明:第一,市场化对民众内、外在效能感均呈现出明显的减弱作用;第二,权威政治价值观对居民的外在效能感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而民主政治价值观则会同时促进民众的内、外在效能感;第三,随着市场化水平的提高,民主政治价值观对外在效能感的正向影响不断削弱,而权威政治价值观对外在效能感的促进作用没有显著变化。文章最后指出,我国由政府主导的市场化对民主化的作用可能存在限度,进而认为在经济体制转型继续推进的过程中,应切实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以助力城乡居民政治效能感的有效提升。     

论多元社会的政治共识与政治整合

当代民主政治是以一定政治共识为心理基础的制度架构。西方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市场体系必然带来社会的多元化和异质化。在多元异质社会建立稳定的民主政治必然诉诸一定的政治共识,来消解利益差异,弥补阶级差距,提高政治合法性,实现民主政治的稳定与和谐。当分化、差异、多元成为一个国家或社会的主导特征时,就预示着这个国家或社会将会面临着一个以整合为特征的政治发展阶段的来临。而这种政治整合往往是以政治共识为前提,以国家作为主要推动力,以制度化整合为核心的政治发展过程。     

协商民主的价值分析

推进协商民主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促进政治参与。协商民主有助于保障政治参与权利、提升政治参与质量、拓展政治参与空间、增强政治参与效果。二是培育公民社会。协商民主要求承认公民社会的相对独立性,增强公民社会的理性化和自主性品格,确立公民社会的普遍性法律规则,增强政治国家自身的能力和权威。三是维护政治稳定。协商民主在政府与公民之间搭建桥梁,有效化解政府行为与公民意愿的矛盾,积累社会信任、避免社会动荡。四是监督公共权力。协商民主有助于拓展社会监督的广度和深度,构建“社会制约权力”的监督机制。五是提升政治权威。协商民主有助于政治系统构建认同机制,获取政治合法性、提升政治权威。      

儒家秩序需求与君主专制政治

儒家思想代表了小农社会生存权利的现实秩序需求。儒家积极入世的精神要求儒家与现实政治结合,儒家的政治理想要付诸实现,必须依赖一定的政治权威。儒家理想的实现并不以否定业已存在的君主的统治为前提,相反,儒家认为君主政治怀有维护民众生存与安宁的实质性目的。但是当儒学不断论证现实政治秩序的合理性时,它也因过分服务于现实政治而成为政治的附庸,同时也因为君主政治秩序的不稳定而引发了对儒学的认同危机。     

培育政治文化,促进政治民主

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因此推进政治民主建设义不容辞。制约政治民主的因素多种多样,但文化的因素,尤其是政治文化的因素是不可忽略的。     

有序的政治参与是构建和谐政治的基础

政治参与是特定体制框架内普通公民或公民团体试图影响政府人事构成和政府政策制定的各种行为,有序的政治参与是社会权利制约国家权力的支撑点,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构建有序的政治参与秩序是现阶段我国政治民主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我们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基础上,尊重现行宪法和法律,拓展政治参与渠道,提高公民整体素质,建设服务型政府.     

传统儒家政治文化与政治现代化

传统儒家政治文化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主体。大一统的目标、大同与小康的理想、积极入世的态度、对君主与权威的尊崇与信赖、对权力的道德要求以及“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构成了传统儒家政治文化模式的基本内容,并成为政洽现代化的基本前提和出发点。加速传统儒家政治与现代民主政治模式的融会贯通依然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主要任务。     

试论政治沟通

政治沟通是现代民主社会的主要标志,是政府与普通民众进行交流与互动的桥梁和纽带。政治沟通是一个促进交流与合作的过程,其目的是达到政治协调甚至是双赢,其主体必须至少有一方掌握政治资源,而且要借助一定的沟通平台和媒介,要求有妥协和中庸的政治文化底蕴。政治沟通具有政治社会化、社会控制、政治整合、政治民主、化解社会政治冲突等功能。政治沟通在现实政治生活中起到传播信息、减少信息不对称性、增加政治统治权威、及时解决社会问题、促进制度化建设等作用。     

政治文化与城乡居民的体制外抗争

对五省份2505名成年居民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政治文化对城乡居民的体制外抗争具有显著的影响,其中,民主主义政治价值观与城乡居民的体制外抗争意向和行为显著正相关,权威主义政治价值观则对城乡居民的体制外抗争意向和行为施加着显著的负向影响。城乡居民共享一种“权威主义化的民主主义”政治文化,此乃当前中国社会的基本政治文化现实。此种政治文化既为国家在保持较高权威的前提下更进一步推进一种实质性的社会主义民主提供了强大的心理文化支撑,也对国家如何在保持较高权威的前提下提出了治理能力上的新的挑战。     

生态政治:权威主义,还是民主主义?

生态政治在其发展过程中长期被指责带有权威主义的倾向。这种指责来自于两条路径:一条是环境运动早期消极思想所致的权威主义表现;另一条是近些年来对绿色结果与民主程序之间关系的质疑。指责生态政治具有权威主义倾向的第一来源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而且,这种权威主义表现和观念在生态政治中的影响极为有限。后一条质疑是问题的关键。借助于对民主权利的讨论,辨识出民主需要绿色结果;通过对自治原则的讨论,辨析出绿色结果需要民主,从而在生态政治与民主之间建立起一种可辨性的稳固联系,明确二者的相融性,将生态政治从权威主义阴影的笼罩中解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