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禀命,各有所错"——屈原"他人"思想对儒学的继承与超越

先秦时期中原王道文化和天命惟德观念普遍流行,＂他人＂思想融合在仁政的推崇与道德人格的自我完善之中。屈原作为楚国王族的后裔与政治家,其＂他人＂思想虽然以儒家民本思想为旨归,＂哀民生＂而行＂美政＂,但先楚文化中强烈的自我意识,使屈原将主体对他者的的道德责任从儒家以直报怨的相对责任推进到九死未悔的绝对责任。＂受命不迁＂作为屈原＂他人＂思想的生成起点,不仅强化了主体的伦理特质及其对他人的道德责任,同时通过＂民生禀命、各有所错＂也为他者绝对他性的存在提供了生存的空间。     

康德与人的尊严

为人的尊严提供严肃的哲学辩护,是康德思想的核心关切。当代学者对康德的尊严观主要有两种解读：一是尊严作为某种绝对价值,体现为人类作为理性存在者所具有的自由能力,并构成了尊重人的权利的根据;二是尊严是一个关系性的概念,可理解为优越性或某物高于另一物的地位,但并不构成现代社会中平等人权的根据。这两类解读各有其利弊。解答争议的关键在于澄清何谓尊严的主体。通过对康德核心文本的分析,可以得出两大类道德意义上的尊严主体：一是理性存在者本身或道德人格本身,二是理性存在者的道德活动所展现的不同德性。两类尊严主体的根据在于自律这种纯粹实践理性能力。康德式双重尊严主体涵盖了两种尊严范式的基本特点：与道德人格相应的同等尊严,对应着绝对价值;与德性实现程度相应的不同尊严,体现了关系性的规定。基于道德人格的同等尊严,确立了不可剥夺的生而具有的自由法权,表明了基本尊严和法权的绝对性。当代少数学者消解尊严绝对性的尝试,实际上源于混淆了不同的尊严主体。康德的尊严观确立了平等尊重的底线,凸显了尊重权利与改善德性的价值,还能兼容诸多社会性价值要素,具有丰富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体制的人格基础

个体本位人格的法律具有两个特征:权利本位(私法)和形式主义,它们使法律成为社会治理的主要形式.个体本位人格的道德表现为信念道德和责任道德,而二者进一步演变为宗教和法律,导致道德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被"悬置".社群本位人格的道德具有两个特征:义务本位和实质主义,它们使道德成为社会治理的主要形式.社群本位人格的权利和主体意识不明确,使法律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十分有限.交互主体人格在自我和他人、理性和情感、权利和义务、形式和实质上既是二分的又是统一的.因此,交互主体将使"法治"和"德治"在更高层次上达到有机结合.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体制的人格基础

个体本位人格的法律具有两个特征：权利本位(私法)和形式主义，它们使法律成为社会治理的主要形式。个体本位人格的道德表现为信念道德和责任道德，而二者进一步演变为宗教和法律，导致道德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被“悬置”。社群本位人格的道德具有两个特征：义务本位和实质主义，它们使道德成为社会治理的主要形式。社群本位人格的权利和主体意识不明确，使法律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十分有限。交互主体人格在自我和他人、理性和情感、权利和义务、形式和实质上既是二分的又是统一的。因此，交互主体将使“法治”和“德治”在更高层次上达到有机结合。     

泛神论之争中的理性与信仰问题——以雅可比的理性批判为中心

"泛神论之争"是德国古典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雅可比作为这场争论的发起者指出,以斯宾诺莎的泛神论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哲学,通过反思性的理性演证来确定事物存在的根据,其结果将是与理性和自由的原则相背离的机械决定论和无神论,从而削弱道德、宗教和政治的根基;而康德的先验观念论作为理性主义哲学的另一种表现,将知识和道德的根据最终归于思维或先验自我的内在性时,认识的内容、形式和认识对象本身都成了主体的一种构造,这势必会导致唯我论,最终不可避免地滑向虚无主义。因此,只能通过个体的信仰、直觉和情感,而不能依靠理性的反思和推论,才能通达上帝在他的启示的直接性中向我们揭示出来的绝对真理。     

许地山、萧乾的创作与基督教

许地山萧乾的文学创作与基督教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文学观念上,他们力图通过对基督人格精神的认同和推崇,改造民族性格,唤起民族情感.在文学精神上,许地山散播着基督爱的人格和人道主义精神,而萧乾更侧重宗教道德批判.在文学实践上,他们(尤其是萧乾)将反对基督教纳入到了反帝反封建的社会实践中,促进了民族意识的觉醒.     

内在修养中道德自我的超越与境界追求

道德自我注重德性修养和自我完善,基于伦理自然主义、道德理性主义以及实践理性价值的确信,以尽性、穷理和践行相统一为内在修养途径。作为理想精神,道德自我表现为以精神性和社会性自我对感性欲望和个体利益的超越,以主体性和理想性自我对世俗功利以及制度规范的精神超越。在修养和超越中,道德自我不断提升精神和人格境界;在汲取传统儒家、道家人格和精神境界智慧基础上,社会主义社会道德自我人格精神境界的追求在于:注重责任、服务社会的奉献境界,天、人、我一体的和谐与自由境界,生命不朽和价值永恒的完满境界。心性修养、内在超越和境界追求构成道德自我行为实践和价值实现的德性根基和精神保证。     

卡夫卡的死亡观探析

上帝与死亡是犹太民族的核心话语。作为不入帮会的犹太人,卡夫卡却拥有非同寻常的宗教意识和宗教情怀。卡夫卡的死亡观融合了犹太教与基督教的精髓:作为犹太人,卡夫卡的死亡观念主要来自犹太思维;作为说德语的犹太人,由于德语本身浸润着基督教的文化色彩,卡夫卡的观念中又闪现出基督之光,渴望通过上帝的审判,重返伊甸园。     

Analysis of Kafka＇ s Outlook on Death

上帝与死亡是犹太民族的核心话语。作为不入帮会的犹太人,卡夫卡却拥有非同寻常的宗教意识和宗教情怀。卡夫卡的死亡观融合了犹太教与基督教的精髓：作为犹太人,卡夫卡的死亡观念主要来自犹太思维;作为说德语的犹太人,由于德语本身浸润着基督教的文化色彩,卡夫卡的观念中又闪现出基督之光,渴望通过上帝的审判,重返伊甸园。     

北京市大学生对基督宗教态度的调查报告

鉴于北京市大学生对基督宗教的态度是影响基督宗教在中国之传播发展乃至其命运的重要要素,我们采用分层、多阶段、概率与规模成比例(PPS)的抽样方法于2011年对此做了专题调查.数据表明,由于信仰自由等现代性观念深入人心,北京市大部分大学生对基督宗教持理性客观的立场,自认为是基督徒(包括新教徒、天主教徒、东正教徒)的大学生在总体中所占比例不到4％,远远少于佛教、道教等中国传统宗教的信徒人数.不过,对基督宗教感兴趣的大学生接近20％.对人生的意义等终极性问题的频繁思考及不能在世俗的意义系统中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可能是大学生信仰各种宗教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社会网络的影响在大学生归信基督宗教的过程中亦不容忽视.     

关于宗教与道德的关系问题

近些年来,我国党和政府拨乱反正,恢复和落实正确的宗教政策,各民族信教群众充分行使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过上了正常的宗教生活。 但是,由于十年内乱,人与人的正常关系受到极大损害和歪曲,社会道德风气出现了许多不良现象。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和对外开放政策的实行,某些传统的道德观念和行为方式受到冲击,外来的各种文化因素又泥沙俱下,令人眼花缭乱。这样,有些人认为,要改良社会道德风尚,抵制各种邪恶东西的腐蚀,还得回到宗教那里去,主张以宗教信念来约束和规范人的行为,提高人的道德水平。他们认为,宗教道德与共产主义道德是“一致的”,可以并行不悖。这就把宗教与道德的关系问题重新提出来了。     

近代基督宗教报刊的创办与发展——以海洋亚洲为视域

传教士创办的报刊是基督宗教在近代中国和亚洲传播的重要媒介。近代以来,基督宗教报刊沿着海洋逐渐在亚洲不同国家或地区出现,并以沿海城市为中心,形成了网络化的发展模式。其方向大致是从东南亚一带延伸扩展至澳门、香港乃至中国本土的广州,再北上上海、天津,并以海洋中国为基地向内陆和周边地区辐射。虽然这些基督宗教报刊出自西方传教士,但对海洋亚洲某些国家或地区的涉入却无法超越固有秩序,这便要求基督宗教报刊及其创办人在书写和言说的过程中充分尊重中国以及海洋亚洲国家或地区的主体性。首先,这些基督宗教报刊不仅仅是对中国以及海洋亚洲国家或地区的传统文化进行批判,而且是以互动的方式探寻当地人对于基督宗教、西方文明及其价值观的接受途径及其效果。其次,来自西方的传教士们放弃了以讲经传道为主的宣教策略,转而关注中国和海洋亚洲国家或地区的时局动向,将基督宗教塑造成社会变革的推动力。上述做法也使基督宗教赢得了包括中国在内的海洋亚洲国家或地区先进知识分子的好感。一方面,他们通过阅读报刊等从基督宗教中找寻救人、救国、救世的真理;另一方面,他们还将这些基督宗教报刊当作自身赖以生存的舆论平台。他们不但演绎了独特的家国情怀,还在与基督宗教的对话中充分伸张了本民族文化的主体性。这在客观上加快了基督宗教报刊与海洋亚洲国家或地区文化的融合。基督宗教报刊在海洋亚洲的传播既是基督宗教在世界扩散的重要动力,也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更重要的是,它们不同程度地改变着中国和海洋亚洲国家或地区各界人士理解和接受基督宗教与西方文明的方式,还成为现代文明的成长要素。     

鲁迅宗教观的文化意义:思想启蒙与道德救赎的衍生形态

早期鲁迅的宗教观是具有辩证性的悖论。他从宗教原始起源来肯定形而上的人类精神在社会文化发展中的积极作用,获得了评价人生、批判社会的价值尺度;又从对宗教教义的怀疑而否定其神学价值体系,显示出理性主义的时代光彩。在鲁迅思想发展和人生行为的整个过程中,其早期宗教精神表现为内外两种转化形式。一是将宗教意识的追求与宗教徒的献身精神内化为实践性的个人品格：自我牺牲式的救世精神;一是以宗教信仰的价值意义为尺度,批判物化、虚假和马虎的病态人格和社会,前者表现为道德人格上的真爱,后者表现为心理性格上的真诚。从而全面表现了鲁迅对社会改造和民族人格重塑的整体思考     

论道教的劝善理论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功能

道教是中国的本土宗教,道教的劝善理论,是道教主要的伦理道德观念,是社会伦理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人们的精神生活、家庭道德、身心健康以及社会稳定等方面产生积极影响,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积极意义。     

基督禅与佛教自觉

基督禅最早出现在耶稣会士乔史顿1971年出版的专著《基督禅:冥想之道》。基督禅是为基督徒而设,既不代表一种新的禅修方法,也不需要放弃基督教的信仰,而是要让基督徒多一种适应现代社会的信仰方式,强化他们对天主、上帝的领悟。这个概念的提出,是20世纪60年代天主教梵二会议积极推动宗教对话的重要成果。禅并不只属于佛教,基督教可以在东方禅师的帮助下挖掘与发展自己的禅法。其次,这个概念推动了佛教在西方的传播,刺激了欧美国家的佛教自觉。现代社会的佛教自觉,因此常以宗教对话为沟通手段,积极入世。     

康德“道德的宗教”之实践功能

康德认为,道德哲学本身并不需要宗教,但道德必然导向宗教。道德法则必然指向达到德福一致的至善,但这个目的却为我们人力所不能及,我们虽然能自主地追求道德,但幸福的获得却服从自然规律,处于我们的能力之外。为了在尘世中实现至善(而这也是具有道德的人的合理期望),必然需要假定上帝的存在。上帝不可能在理论上得到证明,它是由于实践理性的需要而被假设为必然要存在的,所以,这种宗教就是"道德的宗教",它被严格限制在纯粹理性的界限里。     

神性与人性——论莎士比亚文学作品的道德主题

从伦理道德角度对莎士比亚文学作品进行考察。以文化为参照,以人为基点,以道德主题嬗变的整理讨论为指归,透析文艺复兴“人”的道德图式。文艺复兴是神性回归并参与人性建设的时代,其成为莎士比亚文学创作的主要特征。他完成了后期人文主义对“人”的诠释：享受现世节制的自然之爱,同时以上帝之爱消弭邪恶。莎士比亚文学作品道德主题体现为神性超拔人性、人文终极的图式。     

论犹太教的善恶观

不同的宗教有不同的善恶观。犹太教在对"善"、"恶"独特认识的基础上形成了其极具特色的善恶观。在传统犹太教中,善恶是以上帝作为标准的——顺从上帝律法的就是善的,违背上帝律法的则是恶的;上帝还是那个全能、全知、全善的上帝,恶的存在的根源在于人本身,因为人有意志自由;上帝总是公义的,上帝会按照自己的标准惩恶扬善,而人应该笃信上帝、谨守律法,从而去恶从善,过一种道德的生活。犹太教的善恶观虽然大多体现了宗教伦理的特色,但它同样能为我们世俗伦理的建设提供一种宝贵的资源,并能带给我们更深的思索和有意义的启发。     

约翰·厄普代克的宗教思想——以《兔子，跑吧》为例

约翰·厄普代克是当今美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基督神学是他在小说中频频涉及的主题。小说《兔子，跑吧》是作家的宗教思想的集中体现之作。在这部小说中，厄普代克从宗教神学的角度分析了西方社会的信仰危机，强调坚持对超验的上帝的绝对信仰才是出路。文学与心灵、宗教探索相结合，使厄普代克的作品成为一面面镜子。     

法律与宗教——对西方法律文化的一种思考

一般说来,法律普遍被人认为是政治机构为控制和调整社会行为而制定的规则;宗教则被认为是有关上帝、灵魂拯救以及人格道德的个人信仰。学理上法律很轻易地被归入“工具理性”的范畴,它很大程度上是纯功利的工具和手段;宗教则作为一种精神寄托,一种特殊且强烈的人类情感。那么,二者会有什么关系呢?考究西方法律文化的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