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科技对人性尊严的挑战及宪法应对

基因检测、基因治疗、胚胎干细胞、克隆等基因科技的迅速发展,在造福人类生命与健康的同时,对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等各项宪法基本权利也带来巨大冲击,其核心和本质皆是对人性尊严的挑战,主要体现在人性尊严内涵的重新阐释、主体范围和主要内容的拓展三个方面.在此背景下,需对我国宪法中关于人性尊严条款应进行检视,明确其在基因科技发展中维护人性尊严的功能和不足.我国宪法应明确人性尊严的最高价值;依据人性尊严宪法原则,制定基因科技相关法律;在宪法中应增加与基因科技研究相关的基本权利保护规定.     

宪法解释主体刍议

宪法语言概括性、抽象性的特点很容易造成同一宪法条文多种解释结果的产生,那么究竟是立法机关还是司法机关有权对其做出最权威的解释呢?在这一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争议。由于宪法解释主体决定着谁能够最终决定宪法的意义,作为宪法解释的主体应当更有利于实现宪法保障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宗旨,而在这方面,由司法机关行使宪法解释权要比立法机关更具有优势,同时也是世界宪政实践的趋势。而且从司法的过程来说,宪法解释作为沟通宪法与宪法适用之间的桥梁,与宪法适用有着密切的联系,可以说宪法解释乃是宪法适用的必要条件,而没有宪法适用,宪法解释也将失去任何意义。     

论我国宪法实施主体的多元化

我国多数学者秉持的是宪法实施主体一元化的立场。将宪法实施主体限定在法院或者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等国家机关,必然会遭遇宪法实施动力不足、宪法实施不全面等困境。宪法的本质和目的决定了权力主体和权利主体是宪法实施的主要动力来源,权力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又导致权力主体的多元化。多元化是我国宪法实施主体的真实特征。据此,我国宪法序言最后一句关于宪法实施主体的规定,可以分别被归入到国家公权力组织、社会公权力组织以及公民和一般社会组织的范畴中。只有构建起权力主体和权利主体良性互动的制度体系,才能为宪法实施提供不竭动力。     

德国信息自决权与宪法人性尊严关系述评——德国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基础解读

德国最早将人性尊严作为宪法规范予以确立,要求人本身即作为目的和人应有的自治自决,这为德国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基础信息自决权的确立提供了宪法规范和价值基础.同时,德国信息自决权的确立,强调个人对个人信息具有支配和控制的权力属性,体现了宪法上人性尊严的保障宗旨和自治内核,为“人性尊严”做了鲜明的注脚.     

论我国宪法解释的提请主体

我国的宪法解释属于抽象解释的范畴,这一特征决定了国家机关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释宪具有重要的程序价值。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解释权并不通过具体的诉讼案件启动,除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审查法规和条例的过程中主动解释宪法外。国家机关在适用和执行宪法、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过程中,如果对所适用的法律法规产生合宪性质疑,或者对宪法条文的内容产生疑义,可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此即宪法解释的请求原则。一般来讲,国家机关和公民都是宪法解释的提请主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以下简称《立法法》）的规定,探讨国家机关请求解释的主体范围与特点。     

论人性尊严的伦理价值及其宪法意义

尊重“人性尊严”作为一项基本的伦理原则,其意是强调社会中任何一个个人都具有至高无上的内在价值或尊严,必须加以尊重与保护。二战以后,“人性尊严”纷纷入宪,开始逐步由一个文化、宗教和伦理上的概念转化为一个法律用语。“人性尊严”作为最上位的宪法性规范和价值理念,不仅是基本人权之一,而且也构成了现代法律的内在核心精神。     

人性尊严：作为民生之本的宪法权利

有尊严、不羞辱是人性尊严的具体体现，人性尊严是宪法权利的基本内核。民生之本首先在于人应该有尊严地生活、工作。没有尊严便谈不上民生。我们对民生问题的关注必然要求我们的宪法应当给予人性尊严以应有的基础性地位，这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注民生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国际人权公约的基本要求。     

从政治主体到法律主体：宪法权利主体的嬗变

我国宪法文本中的权利义务主体经历了从人民到公民的嬗变。这一变化是一种主体性的回归,即从政治主体回归到法律主体。体现了社会变化发展与法律进步,既拓展了权利义务主体范围,又充实了权利义务内涵,实现了宪法权利主体与义务主体的统一。权利义务主体的整体性使得人人平等观念有了法理逻辑,同时也为主体的身份识别与保护提供了宪法基础。这一进步是历史性的,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阶段性发展,同时也反映了宪法至上的法治理念及宪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统帅地位。     

宪法财产权主体论

宪法上的财产权是社会中自治的人所享有的人权,并非法律上一切人格体瓜分和控制经济价值的形式.不应概括地把承载公共使命的法律人格视为宪法上的财产权主体.政府享有作为公共权力的财政收支权,而不是作为人权的财产权.意志相对独立的国有企事业可以被界定为宪法上的财产权主体,但只应在一定范围内追求和享有财富.把握不同主体之间的差异,是科学理解宪法上的财产权的基础,也是转变政府职能,深化改革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前提.     

论宪法人性尊严的人像模式——兼论我国宪法人像之重构

法秩序中的所有问题最终都将归诸于其中的人像.宪法人性尊严的人像主要包括个人主义和人格主义的人像.我国既有宪法的人像继受了前苏联宪法的团体主义模式.当下"以人为本 "的提出与践行为重构我国宪法的人像提供了契机,我国宪法未来的人像应当以人格主义为借镜超越个人主义和团体主义人像的束缚.     

宪法变迁：一个事实与规范之间的概念

宪法变迁是为了弥补社会实际与宪法规范之间的缝隙而产生的,它不同于宪法修改、宪法解释和违宪,宪法变迁属于一种具有法效力的客观事实,由此,宪法变迁必须接受法内在价值的评价。这也产生了宪法变迁的界限。宪法变迁不能违反宪法价值而导致违宪的结果,同时,宪法变迁在宪法文本的解释空间内进行,反之,应通过修宪来解决社会实际与宪法规范之间的落差。     

宪政中国化:现代中国思想史上的文化诉求

中国近代以来的民主宪政追求是与现代化联系在一起的。宪政中国如何可能,始终是一个历史和时代的命题。在回应现代性的挑战中,新知识群体对推展宪政中国化命题的不同思考和探索进路,以不同方式表达了他们坚持一生为宪政中国化问题上下求索的文化情结,也在方法论意义上向世人揭示了中国社会转型中现代性历史取向与文化传统价值诉求的二元张力关系。     

探析宪政合理性

宪政的合理性,主要取决于宪政价值诉求中的合理性。何谓合理,不同国度、不同时代,有不同理解。本文力图通过分析宪政的价值构造内涵,为中国实行合理化宪政提供理论参考。     

中国宪法学上的基本权利体系

基本权利是现代宪法学的重要部分，直接体现了国家与公民的基本关系。不同的宪法文化与体制孕育着不同风格与特色的基本权利体系。中国宪法学上的基本权利体系反映了中国社会结构与宪法发展的基本特点，日益呈现出开放性与多样性的发展趋势。     

论宪法平等权对税收立法的拘束

《个人所得税法》的修改体现了税收公平原则,是平等权原则在我国法制领域所取得的重大进步.平等权原则对于全部国家公权力具有拘束力,纳税负担平等作为宪法平等权原则的下位原则,体现为量能课税原则,并具有宪法上的效力,拘束税收立法.税收负担平等的标准就是合理的差别待遇的标准,构成平等权原则在税收立法、行政和司法领域的判准.     

中国乙肝歧视第一案的合宪性思考

乙肝歧视案蕴藏着丰富的宪法问题,学界对此观点不一。该案所涉及的宪法权利系劳动权和参政权,这种自由权利又与平等权发生竞合构成劳动平等权和参政平等权,因而同时受到宪法平等原则的保护。综合衡量基本权的法益重要性、所受限制程度以及政府利益大小,本案宜参照美国的严格审查标准进行宪法判断。本案无法通过严格审查标准的检验,该种限制措施是违宪的。     

宪法关系和宪法性法律关系

宪法关系主要包括公民与某些国家机关的关系以及各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立法机关是其中最活跃的主体。宪法性法律关系不是宪法关系,也不是一般的法律关系,而是“宪法性”的法律关系,调整的是国家的政治权力。宪政是宪法关系的实现过程(转化为宪法性法律关系)以及宪法性法律关系的实现过程(在现实中实施这些法律关系)。我国宪政实践中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宪法关系和宪法性法律关系在形成和实施中的一系列行为的不到位。     

中国近代的宪政思潮及评析

发端于近代鸦片战争后的中国宪政运动是西学东渐影响的结果,更是救亡图存、实现民族振兴的被迫选择。中西社会背景、国情及所面临的问题的截然不同,导致中国宪政的价值目标和内涵与西方判然有别,这恰恰反映了特定历史阶段中国的国情与社情。     

基督教和儒教差异对宪政的影响

宪政在生发和发展过程中受到多种因素和条件的制约,其中与文化、宗教、伦理等因素是有着一定关系。西方基督教和东方儒教因教义的不同和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差异,对宪政制度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中国的宪政制度不发达不能全部归咎于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但是我们应该努力扬弃儒教思想资源,为建设宪政国家创造越来越好的条件。     

论我国宪法解释

宪法解释是我国宪法运行机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至今尚未形成一套完整的应用原则和制度体系。为此,充分认识宪法解释的概念,确立和完善宪法解释制度,是我国法制建设中亟需解决的一个重要现实问题。本文针对学术界关于宪法解释的概念中存在的不同理解,对宪法解释的概念作一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