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本、生育率与农业部门内生发展机制的形成

通过人力资本和生育率内生决定问题的引入,试图实现新增长理论与农业发展理论的某种整合。人力资本积累率的提高以及由此引致的生育率下降,是农业部门摆脱“马尔萨斯稳态”进入持续增长均衡阶段的根本条件。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教育投入,应是政府农业发展政策的重点。     

人力资本、生育率对江西农业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1986—2014年数据

农村人力资本作为推动农业经济发展的不竭动力和源泉已是众多学者的共识。在着力加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如何提升人力资本,以及有利于这一条件形成的农民家庭生育率选择的改变与农业经济发展的关系值得深入研究。基于江西省1986—2014年的时间序列数据,通过协整检验、构建VEC模型、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实证分析人力资本、生育率对江西农业发展的动态影响。     

内生增长要素与城乡收入差距

城乡收入产生于城乡部门不同的生产函数。其突出特征是,人力资本要素在城乡经济中的重要差别,而人力资本的差别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城乡家庭生育率的不同选择。相对于城市来说,农村地区的高生育率和低人力资本积累率所导致的低水平均衡,是农民收入增长困难的重要原因;而城市部门已进入低生育率、高人力资本存量和积累率所推动的持续增长阶段。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政策的主要着眼点,应是促进农村家庭人力资本积累率提高和生育率下降。     

人力资本的稳态转变与农业发展

人力资本的零值静态均衡和高水平动态均衡是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的一个重要分界。农业发展的实质和核心,是农民的实践知识和智力技能的发展与传播。农业人力资本的积累,依赖于现代农业技术的广泛运用、人口生产的量质权衡和政府相关政策的支持。     

人力资本转移条件下的农业发展路径

其他条件既定,农业人力资本的转移,会导致农业总产量曲线的下旋;同时,短缺点和商业化点相重合的转折点的出现,也会因此而延期。此时,农业成功发展的关键,是农业从业者的人均人力资本投资增长率大于由于劳动力转移所产生的农业劳均人力资本存量的损失率。在劳动力市场完备及农业生产组织企业化转变的条件下,农业人力资本的动态深化会内生于劳动力的非农化过程之中。     

延迟退休、代际支持与中国的生育率

与延迟退休和生育率关系相互割裂的传统认知不同,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延迟退休通过削弱祖辈对孙辈的照料支持而降低生育率的路径,将生育率视为内生变量引入“代际交叠”模型,同时考虑死亡、偏好的影响.本文认为,推迟退休年限和生育率的关系并非线性;生育率随推迟退休年限的提高而递减但递减幅度逐渐减小并趋于收敛.在托幼服务尚不完善的当下,延迟退休政策将可能进一步加剧低生育率危机.     

村社本位与农业规模经营内生发展：机制与绩效

推动农业规模经营进而促进农村社会发展,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议题。鹅镇的经验表明,村社本位的农业规模经营是农业规模经营内生发展的重要机制,该模式实现了现代农业与村庄社会的有效融合。这一模式的实践运作依托三个重要机制：一是地方政府引导,即通过制度供给、政策激励、风险防控等方式引导村社集体发展农业规模经营;二是村社集体统筹,即统合分散土地以实现整体流转,从而统筹协调农业规模经营实践;三是农民自主参与,即农民自主确定农业经营主体,民主协商地租价格,与农业经营主体共享利益、共担风险。在该模式下,农业经营规模适度且经济效益较高,农业经营的社会效应溢出,农业经营的村庄治理效应较为显著。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和农业规模经营发展,应当注重农业规模经营与村庄社会的有效融合,以促进农业与农民福利、村庄社会同步发展。     

农业发展方式与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互动效应——对现阶段加强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理论分析

目前,我国农业依然面临着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困难等问题.缓解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转变农业发展方式,而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又有待加强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目前我国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总体存在投资水平低下、投资结构不合理、投资受益面较窄等问题.通过采取相关措施,如激发各方投资主体的投资积极性、优化投资结构等,发挥农村人力资本对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作用.     

科研投入、人力资本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采用中国1997—2012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在运用永续盘存法测算出农业科技存量,同时考虑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农村人力资本影响的基础上,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农业科研投入和农业人力资本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农业科研投入能够显著促进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农业人力资本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另外,城市化进程和农业贸易条件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农业外商直接投资、农业结构调整和受灾率显著降低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人口转变、低生育率与人口发展战略思考——兼评马尔萨斯人口思想

在梳理人口学领域重要的宏观人口理论——马尔萨斯人口论、传统人口转变理论以及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的基础上,结合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出现的新人口现象——长期持续低生育率现象,讨论现代人口变动的基本规律及其对认识当今中国人口问题的借鉴意义,纠正对我国未来人口发展的几个错误认识,提出关于人口发展战略的一些建议,即在充分尊重人口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结合我国人口实际情况,以问题为导向,以平稳发展为目标制定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人口政策。     

论生态教育视野下学科发展的内生动力机制

学科水平决定一所大学的水平,加强学科的发展和建设有利于提升高校的整体水平和综合实力.教育生态化是以生态学的生态观念为价值取向形成的一种教育新理念.通过对目前我国学科发展的特点和趋势及学科发展的动力机制的介绍,提出了生态教育视野下掌握学科发展的内生动力机制,促进高校学科的和谐发展的对策.     

工业反哺农业:我国工业化中期阶段的发展战略转型及其政策取向

在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的背景下,实施工业反哺农业战略转型有利于改善农业在国民经济格局中的不利地位,加快农业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运用发展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对工业反哺农业的阶段性、工业反哺农业的实施步骤、实施机制政策反哺、资金反哺、技术反哺、人才反哺、体制反哺多种反哺方式的分析。从目前面临的各种制约因素出发,在政策取向上需要调整国民经济关系格局,促进农业由辅助型农业向现代新型农业转变;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农业组织化,提高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大力发展城镇化,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人力资本与企业可持续发展——兼论福建天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本战略

福建天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厂飞速发展为令人瞩目的上市公司,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实施的人力资本战略。结合天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通过以完善人力资源结构,广纳人才,创新用人机制,善用人才,增强人力资本投资,培育人才为主要内容的人力资本战略的实施,实现企业快速和可持续发展事例的分析,论述了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决定因素在于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和结构的优化这一观点。     

劳动力迁移、人力资本与农业技术进步分析

采用比较分析法和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分析了劳动力迁移、人力资本与农业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认为劳动力迁移有利于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农业技术效率在短期内受到物质资本投入、劳动力素质等因素的强性约束。长期来看,约束因子会不断放松;劳动力迁移对迁入地的农业技术进步是有贡献的。     

人力资本、耕地规模与农业生产效率

人力资本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会因为耕地规模的不同而呈现非线性区间关系,人力资本要发挥出生产率效应,需要一定的经营规模相匹配。具体来说：（1）在农户耕地规模较小时,人力资本对农业生产效率有显著负向作用;在中等规模情况下,人力资本的影响变得不显著;进入大规模经营后,人力资本显现出显著的促进效应。（2）狭小的农业耕地规模限制了教育投资的合理回报率,导致劳动力的选择性转移,通过扩大农业经营规模,可以避免农村人力资本的浅化。农业经营规模过小,将无力承担和非农产业对等的教育投资回报,农村劳动力的选择性转移使农业生产只能再一次被动接受城市产业“剪刀差”。破除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等妨碍耕地规模扩大的体制性障碍,推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这才是提高我国农业生产效率的有效途径。     

浅析金融发展、技术进步与内生增长

本文沿着熊彼特主义技术创新思路,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作了初步的理论分析。金融发展通过鼓励技术创新和新技术应用的方式促进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呈互相促进、互为因果的双向关系,形成金融发达、经济高增长和金融欠发达、经济低增长的双重均衡。     

论按劳分配、劳动价值论与按人力资本贡献分配——兼与关柏春同志商榷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其价值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便是劳动价值论,按劳分配理论是由劳动价值论演绎出来的。因此,从本质上讲,马克思主义按劳分配理论是科学的,但是从它的具体规定上讲,按劳分配理论是有缺陷的,无法应用于实践。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知识经济时代,我们要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坚持按劳分配理论的本质涵义,摒弃它的具体操作规定,提出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新的分配原则：按人力资本贡献分配。     

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内在动力:工业化与城镇化

从农业生产要素角度,采用时间序列协整检验和误差模型分析等方法重新梳理了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无论从长期角度还是从短期角度,工业化都将对农业现代化产生一定的推力作用,而城镇化则对农业现代化产生一定的拉力作用。     

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研究

本文尝试提供一个逻辑一致的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以下简称“三化”)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指出“三化”同步发展的制度前提,阐明对激励机制和领导层选择过程具有充分理解是这个制度建立的前提.三者同步发展的内在机制与相互关系是本文着力阐释的问题,最后,论述“三化”同步发展的现实基础.     

生育文化、生育制度与生育率——兼论三孩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支持措施的可能效果

随着中国少子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如何促使生育率回升至适度水平成为政府和学界重点关注的议题,其中以三孩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支持措施为代表的鼓励型生育制度和以“多子多福”为核心的传统生育文化被寄予厚望,希望借此帮助中国摆脱“低生育率陷阱”。然而,研究发现：中华文化圈国家或地区的生育率远低于其他国家与地区,而海外华人则是所在国生育率最低的族群之一,传统生育文化在现代社会已然发生了嬗变,对促使低生育率回升的作用已十分有限,取而代之的是“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甚至不婚不育”的现代生育文化,并形塑起一种内生性的低生育率机制。与此同时,欧洲和东亚国家通过构建鼓励型生育制度后依然深陷低生育率陷阱,无法有效刺激低生育率回升至适度水平。中国三孩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支持措施的预期效果同样不容乐观,而生育文化、生育制度和生育率之间存在着十分复杂的互构关系,亟需从结构性和内生性的“文化—制度”视角去重新审视我国生育率转变的形成机制。